暴风骤雨式的认罪

　　“如果说悔罪教育是和风细雨，认罪运动就是暴风骤雨。”崔仁杰形容。

　　1954年，最高检察院东北工作团500余人的审讯队伍进驻战犯管理所，在尉级以下战犯中开展“认罪运动”，对将校级战犯则采取“过筛子”式的个别审讯，一个个过关。

　　为打开僵局，在认罪运动中采取了“典型引路”的方式。第一个典型是第39师团中队长宫崎弘，他在全体战犯大会上坦白了扫荡湖北白羊寺村，如何亲手残杀几十人的罪行，当时全场听得目瞪口呆。属于积极分子的学习小组组长大河原孝一从未做过典型发言，尽管他也亲手杀害过无辜百姓，其罪当诛，但就残暴程度而言，相比之下怎么也轮不到他当典型。

　　崔仁杰说，认罪运动的场面很有感染力，“大家在运动场上席地而坐，典型发言时，听众有同感就会突然站起来鼓动性地说几句，也不长篇大论，比如‘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真不假，我们确实是恶魔’，经常有人喊一句‘ 多岗(日语：同感)’，然后全场齐声高呼‘多岗’，右臂高举起一片”。

　　“这么个会后，分组开会气氛就不一样了。”崔仁杰分析，听众心理是“他的罪比我严重得多都坦白了，我还怕啥呢，何必自己背包袱”。

　　认罪运动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很多战犯思想压力大，吃不下饭，说“认罪运动是生死斗争啊”。“彻底否定旧我、产生新我，由一个战犯到一个善良的人，转变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崔仁杰说。

　　“认罪运动后，一提到自己的罪行和中国宽大待遇，战犯都爱哭鼻子了。”他说。

　　认罪之后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大河原孝一等89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遣送回国；对45名罪行十分严重的日本战犯，分别判处12至20年有期徒刑，但最终全部提前释放，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于1964年回国。

　　回国之后，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前日本战犯全部参加。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即使获得自由也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大河原孝一就是这样一个。

　　他回国后回到战前工作的铁路局继续当铁路工人，同时在“中归联”兼任副会长，从事反战、友好工作，例如护送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刘连仁回国。回国10年，他45岁时辞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他说：“因为我感到很对不起中国人民。”

　　目前，近千名日本战犯仅百余人在世。大河原孝一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50多年来在为中日友好尽一点微薄的力量，现在更感到对未来负有责任。但时间不多了，感到非常着急，非常想把反战的观念传达给下一代。”

　　“今天参观了惨案纪念馆，想到日本国内还不承认发生过侵略战争，我由衷感到气愤。日本政府应该正视历史，特别是应该反省战争责任，对这个事情有个了断。” 本报记者 寿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