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异常艰辛的求证历程，郑爱芝女士至今无悔

　　本报记者　申重重　摄

　　在她的记忆里，父亲黑褐色的双腿常年流着黄水，每天都要用热水烫，不烫就睡不着觉；母亲常年有病，气喘咳嗽，20岁满口牙齿就全脱落，声音嘶哑，连说话也要费很大劲……

　　父母们每每说起日本鬼子当年的种种罪恶行径，都禁不住情绪激动，痛恨不已……

　　父母为什么要遭受如此大的痛苦？为什么他们提起日本鬼子会如此憎恨？

　　2001年，已经年过半百的“陕西王选”郑爱芝踏上了求证的历程，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为了和自己父母遭受同样伤害的老家的人民，她只身回到山西盂县考察，通过多年的调查走访，终于揭开了日军在山西盂县等地实施细菌战、毒气弹，对当地群众犯下的滔天罪行。

　　父亲的回忆

　　三场疫病害苦百姓

　　2005年7月的一天，记者在位于宝鸡市中滩路上的中铁一局家属院里，见到这位被称为“陕西王选”的郑爱芝，和支持她最终求证的父亲郑年璧。

　　第一场疫病全村死了24人

　　郑年璧清楚地记得那一场把全村人都折磨得生不如死的疾病。

　　那是1942年初夏，树木刚长齐叶子，给连绵的太行山脉披上一片新绿。然而，和自然界这种勃勃生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忐忑不安的心情和慌乱紧张的神情。在太行山的西麓，山西盂县池盆水村，郑年璧和家里人日夜提防着鬼子的到来。一天，村后山坡上的消息树突然倒了，村里人知道日本鬼子又来了。

　　一时间村里乱成一团，人们如惊弓之鸟，没命地往山上跑。郑年璧的父亲郑万在村里威望最高，当时郑年璧虽然只有十七岁，但由于那场战争他已经早早成家庭主力。按照父亲的嘱咐，他冷静地指挥着全家十二口人出逃，母亲简单地收拾点吃食，两个妹妹裹了几件衣服，按照早就定好的分工，一家人有的牵牲口，有的背行李。

　　“刚跑到山上躲起来，二十多个日本鬼子就进村了。”从藏身的山洞可以望见村里，日军二十多人在村里转悠了一圈后，很快又顺着山谷间的河床回去了。奇怪的是，鬼子这次不像以前一进村就胡砸乱抢，只是在村里转了一圈就走了。鬼子走了，村民们提心吊胆地返回村子。之后几天时间里，一场疾病就在全村蔓延开来。“村里二百多口人一下全都病了！家中妹妹春兰最先发病，一开始就发热发冷，吃不成东西，喝口水也吐。接着全家人除我媳妇之外全病了，症状都一样，不能吃不能喝，走不能走，动不能动，都躺在炕上全身像散了架似的。”仅仅几天时间，池盆水村的二百多口人几乎全部躺倒，郑年璧家里十二口人，除了他媳妇张黄妮未患病外，其余十一口全躺倒在炕上。张黄妮不但要照料自家的病人，还要帮着给村里其他病人送水送饭，一刻也不敢停地在灶房里烧水做饭。各家各户都是炕上一家老小挤在一起，能盖的东西都堆在身上，就这样还是冷得不住地打颤。十来天，整个村里静悄悄得没有人声，巷子里一整天一整天见不到一个人影。

　　这场疫病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天，之后才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可以慢慢走出屋，而有些年纪大的人在此后还出现复发，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这场疫病，夺去了池盆水村二十四条活鲜鲜的生命，郑年璧的奶奶也未能幸免。

　　鬼子再次进村没人往山里跑

　　盂县位于太行山的西麓，这里西通阳曲、太原，北达五台、忻州，南面就是正太铁路，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日军侵华期间欲自东向西直取太原，侵吞全晋，便自然把盂县作为重要的侵略目标。

　　1925年，郑年璧出生在盂县上社镇的池盆水村。1939年，日军占领了盂县，并很快在上社镇周围建起了据点。不堪惊扰的民众，开始潮水般地涌到容易隐蔽的池盆水村。山崖下，山洞里，到处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人们挤在一起如惊弓之鸟。

　　1940年，百团大战在正太铁路沿线打响，盂县正处在战斗的中心地带，一部分参战的八路军翻山越岭驻进了池盆水村。不久，就有浑身血污的伤兵被运送到村里，村民们有的腾出房子给伤员住，妇女们自发组织在一起，帮着八路军护理伤员，做饭送水，村后的山上还立起了消息树，有人不分昼夜地轮流把守着，一有情况就及时通报。“那时候，村里成立了儿童团，我是儿童团团长。村干部把村里的三十多个年纪差不多的小孩组织在一起读书上课，课本也是自己编的，第一课是‘中国人，日本人’，第二课是‘日本鬼子烧房子、杀百姓，罪恶滔天真可恨’。”

　　在第一场大疫病发生后的第二个月，日本鬼子再一次进到池盆水村。这一次也没有消息树报信，也没有人往山里跑，全村人都还没有从那场病里缓过来。日本兵的马靴敲击着村里的石板路，挨家挨户走了一遍，既没有抓人，也没有放枪，和上一次一样只是转了一圈就走了。“没有人有劲往山里跑，木呆呆看着日本鬼子进村，也不再怕死。”

　　这之后不久，另一场被村里人称为“打摆子”的疫病，又很快在全村蔓延开来。“这次发病开始是全身发热，接着就全身发冷，热的时候就像把人扔进火坑，冷起来又像掉进了冰窟窿。发病时都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之后又在同一时间大家的病况都消失，有规律性，所以每天到了时间，大家什么都不干，坐在那里都等着发病。”

　　三次疫病之后山里狼豹绝了迹

　　直到现在，在盂县的一些地方，老辈人中间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伤寒团，摆子队，抓疥立起委员会。”“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行，腰里缠三遭，腿板里扎了营。”

　　经过了伤寒和打摆子两场大病，池盆水村的村民几乎全都丧失了劳动能力，这一年庄稼荒芜，几无收成。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又一场新的疫病，像只可怕的恶魔正在等着他们。

　　几天后，红眼病开始在全村传播开来，几乎每个人都是红眼睛、烂眼圈。接着，村里大部分人的双手指缝开始发痒，随后长出一串串白色的水疱，并且越长越大，最后都变成了浅黄色。“真是痒得难受，每次痒起来恨不得把手用刀砍了。痒了就抓，水疱烂了，黄水流到哪里，就烂到哪里。尤其是双腿间厉害，流出的浓血粘住衣服，一动就撕心裂肺地疼痛，家里人十几天不敢脱衣服。还有人气喘，一呼吸嗓子就像哨子一样响，真正生不如死！”

　　“全村人双腿烂得没有一个人能直立着走路，都是双手扶着墙，两腿弓着一点一点挪。”郑年璧的母亲经过那场疫病，开始不自觉地摇头，这一摇就是五十年，直到1991年病逝，常常无缘故地头晕，发病时，老人忍不住痛苦，就将自己的头往墙上碰撞，直磕得血迹斑斑。

　　据郑年璧讲，此后，池盆水村周围的山里，从前经常出没的狼、豹子和山鹰再也没有看到过。

　　女儿的故事

　　自筹资金踏上取证路　细菌战盂县亡三万人

　　调查真相

　　郑爱芝从记事起，家庭给她的第一印象就是父母常年有病。父亲的双腿的皮肤是黑褐色，一年四季流黄水，每天都要用热水烫过以后才能睡觉。为了不让别人看了难受，再热的天父亲也不穿短裤，也从来不到公共浴池洗澡。母亲也病了一辈子，常年气喘，嘶哑着嗓子，说句话也要费很大劲。

　　王选给我说：“我们要抢救历史”

　　1969年“上山下乡”，郑爱芝回到父亲的家乡池盆水村，在父母曾经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工作了八年。八年中，她感受到依然是那场战争留下的伤害：有那么多和她父母年龄相仿的村民忍受着各种病痛，高血压，心脏病，哮喘，头晕头昏；一张张被病痛折磨得变形了的脸庞，一个一个生命因为各种病症痛苦地死去。八年中，她几乎走遍了盂县的每个村庄，让她最不解的是，这里几乎每个村里都患过父亲讲过的那些怪病，而这个为抗日战争输送出成千上万革命战士的老区小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竟然没有合格的兵源！

　　2001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让郑爱芝开始认识了王选。当时，王选正在浙江义乌市组织声讨日本政府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签名活动，郑爱芝心中积存了几十年的种种疑惑，在那一刻也隐隐约约找到了答案。“通过在浙江工作的妹妹我和王选通了电话，她对我说，作为受害者子女有责任为历史做点事情，如果再不来做这件事，再过几年，不需要太长时间，随着这些受害者去世，这件事将永远被掩埋。她告诉我，我们要抢救历史！”后来在山西的一次座谈会上两人见面合影。

　　年过半百毅然踏上求证路

　　和王选通过话不久，郑爱芝辞去了宝鸡市渭滨区体改委主任的职务，自筹资金，踏上了求证那段历史的征程。那是2001年，她51岁。

　　深秋时节，太行山上已经是万木萧萧，回到盂县的郑爱芝来不及歇息，就联系组织当年的受害者召开调查会，王选也被她邀请来一起参加会议。“来到会场的人，全都是弓着腰，瘸着腿，呼噜呼噜地喘着，没有一个是健步来到会场！他们讲的事情，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像一盆一盆冷水猛往身上浇，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就感觉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太大了！”

　　接下来的调查充满了艰辛，那些当年的受害者，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由于时间长，许多时间和细节他们已经记不清楚，更让郑爱芝犯难的是，这些人尽管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是一部充满血腥的日军暴行史，但对调查细菌毒害却都是淡淡的，认为那只是天灾，郑爱芝发放了七百多份调查表，只收回来了不到一百份。“我拿设计的表格给他们，当时就有人给撕了，许多人不理解。但我始终认为做这件事有意义，让我的父母，还有和父母遭受同样苦痛的父老乡亲，清楚自己所受的伤害，我觉得值得。”

　　不理解、不支持，郑爱芝没有退却。为了收集日军在盂县的犯罪证据，她奔走在盂县的一个个村庄，出入一户户农舍，和当年的受害者交谈取证。“其实，我那时感受特别深，就是把这些白发苍苍、满脸皱纹、遍体伤痛的老人集中起来，让日本人看看，不用说什么，他们的身体就记载着日军的罪行啊！”

　　从2001年到2003年，郑爱芝走遍了盂县6个乡镇的21个村子，走访调查对象1000多人次，形成了一份长达6万字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材料，有大量铁的事实揭露了日军在盂县实施细菌战、糜烂性毒气弹的滔天罪行。2004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国际细菌战、毒气弹受害情况调查会上，郑爱芝在盂县的调查材料引起了极大反响，王选对日诉讼的中方律师楼献对郑爱芝说：“你的调查取证是目前国内最完整、最具权威性的。”

　　在郑爱芝的调查对象中，其中有86位直接受到日军残害的村民，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了日军当年的罪行，他们受日军细菌战、毒气弹伤害的事实，在2003年6月得到了阳泉市公证处的公证，成为日军利用细菌战、毒气弹残害百姓的证据。

　　韩承洁，郑爱芝代言的对日诉讼团86位成员之一，盂县梁家寨乡活川口村人，1941年秋季庄稼快成熟的时候，他曾看到日本鬼子在村边的泉水里投下一种黄色的粉末，两天后，村里就开始连续死人，死的人都是面部黑紫，全身乌青，面容痛苦万状。仅仅几天时间，全村490口人就死了141人！

　　杨增明，郑爱芝代言的对日诉讼团86位成员之一，盂县上社镇上社村人，1942年的三场病后，母亲、姐姐得伤寒死去，父亲后来死于胃癌，全家只有他和弟弟活下来，两人身体都不好，杨增明常年肺气肿！

　　郑爱芝的调查所揭示出的真相是这样的：

　　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在太原市西羊市街12号建立了731部队的分支机构———太原防疫给水部，并在防疫的掩盖下进行着细菌实验培养。1941年百团大战结束后，在山西的日军对抗日老区实施了疯狂的报复行动，在华北地区展开残酷至极的细菌战。在盂县，日军将带病菌的蚊子、跳蚤、苍蝇等随扫荡四处播撒，并通过飞机撒播毒气弹，从1940年到1944年间，盂县16万人口中患伤寒、疟疾、抓疥等传染病者有11万人，直接患病死去的有3万余人。1945年以后，因后遗症而患上癌症、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死去的人不计其数……

　　经过日军的血洗，盂县境内许多村庄变成了废墟，来不及掩埋的死尸遍野。豹子、野狼、山鹰吃了带病毒的尸体，一年左右后都绝了迹，至今不见踪迹……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育龄妇女，得过病的大多数都患上各种后遗症，致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盂县很难找到合格的兵源……　本报记者　张小刚

　　记者手记

　　采访郑年璧和郑爱芝父女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种艰难不只是交流和记录，而更多的是让受伤者揭开曾经的伤疤，又一次经历当年伤口撕裂的疼痛。还好，坚强的父女俩又一次忍住了，他们给我讲述着那些黑暗的日子，血色的故事。

　　郑爱芝告诉记者，她在调查时，每每听那些当事人控诉日军当年的罪行，都禁不住身上起鸡皮疙瘩。她应该是坚强的，尽管每一次身上都不舒服，她还是坚持了下来。一千人次的调查，一千次的坚持，她说，抢救历史需要代价！

　　还有父亲郑年璧，六十多年的病痛坚持了下来。虽然没有一天轻松地活着，虽然那些往事如梦魇不散，他每天都准时起床，出去晨练，回来做饭。还有，每天还要把病痛的双腿浸在热水里泡，之后一层一层搽上药膏。他说，捡回来的这条命更要珍惜！

　　那一天采访完，从宝鸡回西安。路上，天突然下起了雨。雨不急，但雨滴很大，一颗一颗重重地砸在车窗玻璃上，然后顺着玻璃淌下去。车窗外一片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