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就每一个短期而言，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是依靠内部需求，尤其是内部的消费需求（其占比一般为三分之二以上），不可能主要靠出口，在长期，也不可能靠投资。

　　撰稿／陈 宪

　　因为教过《经济学说史》这门课，对重商主义有些了解。看到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总觉得还有重商主义的影子。一次和留美回国的周洛华博士聊起，他说，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时，有一位教授也如是说。

　　重商主义是全盛于16、17世纪的一种经济思想。它的形成与发展时期，是商人资本（最初的资本形态）占统治地位、产业资本在进行原始积累的时期。重商主义宣称，只有货币或能够实现为货币的物品（主要指金银）才是财富。这种货币即财富、财富即货币的观点，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新兴资产阶级对货币资本的渴求。

　　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商业是致富之源。但国内流通的利润只是让渡利润，只有将商品输往国外，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量。因此，国家要富强，必须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增加国际收支盈余。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标志，经济学成为科学以后，对重商主义的进步意义及谬误已有系统的评价。这里不再赘述。

　　我们当然不能把当下中国的国际贸易持续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乃至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与重商主义简单地挂起钩来，更难以计算和证明其相关性，但是，我们可以从发展阶段、现行体制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现重商主义对今天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就资本原始积累的水平而言，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与重商主义时代大致相当。当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我们也不能机械地进行比较。而且，毕竟人类社会已经跨越了重商主义时代，公开主张其思想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然而，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对货币资本的追逐，资本原始积累的现象，总是认为贸易顺差比逆差好的思想，与重商主义时代有相似之处。这不能不说重商主义的影响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际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就每一个短期而言，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是依靠内部需求，尤其是内部的消费需求（其占比一般为三分之二以上），不可能主要靠出口，在长期，也不可能靠投资。然而，中国这“三驾马车”的状况，不仅和国际经验相去较远，还表现出重商主义影响的痕迹。第一，投资率居高不下（2003年和2004年都在40％以上），大大高于国际一般水平。这不难理解，中国这么大，发展水平又比较低，需要投资的地方太多太多。只要有那么一点可能，需要就会转化为需求。一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或由其推动的投资，二是外国（境外）直接投资，三是在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的条件下，民间的直接投资，这是拉动投资需求的三股主要力量。第二，与第一点相对应，消费率居低不上，大大低于国际一般水平（2003年和2004年都不到60％）。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长期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平均增速2～3个百分点，这是消费率长期走低的主要原因。在城乡二元结构、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中，还存在着许多导致消费率难以提高的因素。例如，在社会保障存在较多不确定性时，人们就会牺牲现期消费，增加储蓄以获得未来消费。第三，消费率低，最终需求不足，高投资所产生的巨大生产能力就把目光盯住国际市场，出口自然旺盛，贸易持续顺差。重商主义所期待的结果产生了。

　　不难看出，中国“三驾马车”的这一状况主要与现行体制有关，因此，可以说，当下的某些经济现象与重商主义的主张相似这件事，是被现行体制倒推出来的。这再次深刻地证明，深化改革，尤其是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是解决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绝大部分问题的关键。当然，也有许多观念层面的东西，也是重商主义影响存在的原因之一。如中国人勤俭持家、偏好储蓄，也可以对消费率偏低给出一些解释。还有人说，我们穷惯了，所以外汇短缺时的习惯没有改掉。一直觉得出口比进口好，受出口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思想（即重商主义的思想）主导。不过，存在决定意识，经济条件和环境变了，观念就会变的，这倒不用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