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
刘备耕
1920年7月 生于上海
1934年 在上海印刷厂当工人
1937年5月 参加抗日
1938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沈钧儒介绍到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先后在八路军随营学校、延安抗大、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等处学习
1939年春－1945年 先后在129师政治部、太行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任宣传干事、副科长
1946年初 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1949年初 任第二野战军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1962年 任中国电影出版社副社长
1976年 负责《人民日报》记者部工作
1980年 任文化部机关党委副书记
1982年 离休
刘备耕前不久买了一本刘伯承的传记，看了几页就放下了。“实在看不下去，写得一塌糊涂。”一说起这件事，85岁的刘备耕就很气愤，“作者依据的二手材料，很多都是假的。”
刘备耕仍然关注关于刘伯承的一切，虽然他的眼睛已经昏花，即便带着老花镜读书也显得吃力。他曾经在刘伯承部下从事政治宣传工作，面承过刘帅的教诲，对其生平也多有研究；他著有《刘伯承的非常之路》和《名将风采》等书，还与人合编过《刘伯承回忆录》，并担任《刘邓大军史话》一书的副主编。
初识刘伯承时，刘备耕19岁，还是刚刚进入129师宣传部的一位普通干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已经是第二野战军的宣传部副部长；离休时的职位是文化部机关党委副书记。这位几乎一生都在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为他人作传，他自己的经历则很少被提及。
现在，刘备耕已经成了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人，不要说提笔写作，就连和记者交谈上一会，都会觉得疲惫不堪。在不动声色的讲述中，仍能感到他深入骨子里的对“政治正确”的敏感。
投奔共产党
因为无处筹措去延安的路费，刘备耕就和奶奶商量，奶奶最后把她的“棺材本”——两个金戒指给了他
刘备耕8岁的时候，山东发生“济南惨案”，中国百姓和外交官遭到日军的残酷屠杀。“小学2年级的时候，学校演节目，有高年级学生表演‘济南惨案’。”刘备耕说，“演到外交官蔡天时被割掉耳朵和鼻子，被挖掉眼睛，那么残酷，我心里就种下了日本要我亡国亡种的想法。”
“九一八”事变时，刘备耕11岁。他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战争的报道。有人说，不把日寇赶出去就不刮胡子、不结婚，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小学刚刚毕业，刘备耕就在上海印刷厂当工人。他开始接触到救国会的刊物和丛书，并在量才补习学校学习英语。在英文读物上，刘备耕第一次知道了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以及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等各种思潮。
刘备耕说，“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和成舍我的《立报》对我影响最深，后来我顺着这个路子进去，在量才图书馆借了很多书，也认识了一些人。”他经常参加“救国会”的活动，听张仲实、孙冶方、潘汉年等人的演讲，鲁迅去世时，他还去万国殡仪馆吊唁。刘备耕原名刘祖义，因为参加社会活动，怕被印刷厂领导知晓，于是改名为刘备耕。“当时很多人起名受《三国演义》影响，我也是，在刘备的名字后面加了一个耕字。”
抗战爆发后，刘备耕参加了量才战士服务团，随“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前往医院慰问参加淞沪会战的国民党伤兵。伤兵在聊天的过程中，表达了对国民党长官的不满。
“我那时对蒋介石就没有什么好感，觉得国家被他搞得这么衰败，我们在上海租界又常受英国巡捕的气。”刘备耕回忆说，“我整个身心都投入到救亡中，也无心工作了，后来就连续旷工。”他对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觉得他们是民主爱国的，“我下了决心，在上海闹是肯定不行的，还得参加共产党抗日。”
刘备耕的父亲是水兵，常年在船上工作，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是做过奶妈和厨师的奶奶。因为无处筹措去延安的路费，刘备耕就和奶奶商量，奶奶最后把她的“棺材本”——两个金戒指给了他。
刘备耕和同伴4个人从上海出发，先去了武汉，并见到了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
“见到沈钧儒后，他让我们赶快去延安，因为武汉情况比较复杂，汪精卫有妥协活动。”刘备耕等人在临行前还去汉口青年会听了范长江的演讲，并在那里见到了李公朴。
在去延安之前，刘备耕和他的同伴先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过笔试后，一位姓马的副官对他们说:别去延安了，还是直接去山西前线吧，你们也有工作能力。
来到太行山
在政治部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师长刘伯承。刘伯承非常重视政治宣传工作
在山西洪桐，刘备耕一行4人进入154干校学习。又转入八路军随营学校。1938年3月，刘备耕随4连调到延安，在延安抗大，后考入刚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就读。鲁迅艺术学院的院长是周扬，刘备耕每周可以听他讲两次课，分别为艺术论和新闻学史。
鲁迅艺术学院多是高才生，刘备耕的同学中就有11个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他这个小学毕业生参与其中，眼界开阔了很多。还未等到毕业，因延安遭到日军轰炸，刘备耕和他的同学就提前解散了。从154干校到鲁迅艺术学院，刘备耕就读的时间加在一起才8个月。
刘备耕很想成为一个文学家，不太情愿去前线做政治思想工作。“我那年18岁，一心想出人头地，搞点名堂。”刘备耕说，“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对我说，你机会那么好，就搞政治宣传工作吧，大有可为。后来我就接受了。”李伯钊当时是鲁迅艺术学院编审委员会主任。
1939年4月，刘备耕被分配到驻扎在太行山区的129师，任政治部宣传干事。两个月后，在政治部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师长刘伯承；刘伯承讲话中生动形象的比喻，吸引了他。
刘伯承非常重视政治宣传工作。1939年，为纪念129师抗战两周年，他写了份战术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即是“打胜仗的战术主要靠不断的政治工作”。刘备耕认为，这最明显地表达了刘伯承军事思想的特点。他也多次亲耳听到刘伯承说，不懂得政治，就不能当军事指挥员，也当不好军事指挥员。后来，刘备耕还得知，八路军“营级政治教导员”这一职称，就是刘伯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确立的。
刘伯承会对宣传稿提出批评意见，让宣传干事寻求更积极的表述。有时，他还会亲自书写宣传稿。1939年7月，为了粉碎日寇的“扫荡”，他写了几张传单，阐明党中央的政策原则。刘备耕还记得，200多字的传单，将中国人民、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予以了明确的划分，并告诉人们，“只有走头一条路，中国才能得到光明。”
刘备耕慢慢也掌握了政治宣传的要领。1939年初，国民党宣扬共产党“游而不击”，陆定一说，看看怎样在宣传上反击一下。在这之前，129师刚刚在收复辽县的过程中与伪军发生激战，刘备耕决定去采访受伤的战士。“陆定一说这个主意好。国民党说我们游而不击，怎么可能有伤员呢？”他于是采写了一篇《参加辽县战斗的负伤战士》，发表在4月8日的《新华日报》上。自此以后，他在《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以及军内外的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作品。
“两年胜利”夺民心
发动政治攻势，与日军展开宣传战。“两年胜利”的口号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有一个年轻人甚至连婚期都推迟了
抗战期间，在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有很多的具体任务要完成。1942年是129师在太行山区战斗最频繁、也是最艰苦的一年。在日军的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中，129师面临的困难开始增大。针对这种情况，师政治部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发动政治攻势，与日军展开宣传战。
刘备耕和他的战友到处向民众宣扬日寇有企图北进的大阴谋，并将太平洋大捷和苏联的胜利等对日军不利的战事告诉他们。当年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口号，叫做“两年胜利”——还有两年的时间，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刘备耕说，这个口号，使129师在整个宣传战中取得主动地位。
日军也没闲着，在各种扫荡之外，他们为争取民众的支持，同样进行了各种宣传。在129师提出“两年胜利”的口号后，他们紧接着提出“一年半以内消灭八路军”的口号；当129师施行精兵简政的时候，日军就宣传说，“八路军没有粮食吃，只有裁军”；有一次，临城的一名区长郑某叛变投敌，日军又据此大肆宣扬:“你们的区长还不信两年胜利，你们为什么还相信呢？赶快归顺吧。”
129师政治部出色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住了民心。“各敌占区老百姓听到了‘两年胜利’都纷纷说，这一下有了熬头了。”刘备耕表示，村民大多数是根据实际体验来相信“两年胜利”的，有人说，“两年胜利是对的，抗战开始有很多日本兵，现在没有多少了，都是些警备队看炮楼”；也有人是因为信任共产党从而相信“两年胜利”，他们说，“人家刘伯承、杨秀峰(在布告上)盖下了大印，这可不会骗人。”
一些曾经参与维护敌人活动的村民开始悔过，他们的斗争情绪被鼓动起来:“过去我们可错了，自己找敌人维护，现在不维护敌人，省了多少钱，这也不是一样么？就是烧几间房子又怕什么？”
“两年胜利”的口号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有一个年轻人甚至连自己的婚期都推迟了。当时在敌占区，结婚要向日伪报告，并且只准领五斤面，这个小伙子表示，“等两年胜利后再娶媳妇吧。”
喊话策反伪军
喊话和宣传的效果非常明显。有许多伪军甚至掩护八路军的伤病员，帮八路军购粮
在敌占区和准敌占区，日军多利用伪军维护当地的治安。刘备耕说，伪军军官以“曲线救国论”迷糊群众认识，在当地颇得群众信仰。1942年夏，129师在武安、沙河活动时，发现当地民众不认为伪军军官王天祥是汉奸，于是专门做了揭发工作，让民众知晓他的罪恶行径。
在对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进行揭发之同时，也对一般伪军进行策反。
129师制作的宣传品，常常抓住伪军的切身问题，动之以理，晓之以情。例如，针对伪军在各地设立的警备队，129师五分区曾在宣传单上写了一首诗——“月下思”，打动了不少伪军。诗曰:八月十五月儿圆，举头望月想当年，往岁过节万般好，今年凄凉说不完，只为世乱米粮贵，无奈投身警备队，咱本堂堂男儿汉，每思事敌自惭愧。今夜人家吃酒醉，酒又香来肉又肥，最是可怜警备队，夜夜站岗不能睡，月儿偏西月过半，西风吹来阵阵寒，纷传明年反攻日，壮志报国复河山。
地方伪军通常不会破坏八路军的宣传活动。刘备耕举了个例子，秋收后敌人拼命实施抢粮，129师4分区政治部即用政府和军队的名义做了一个布告，上面写:“凡助敌抢粮毁粮者，要依国法杀无赦；凡帮抗日政府及军队人民抢救粮食，抢救壮丁有功者，不咎既往。”结果，贴在敌占区无人敢撕。
129师还常常前往伪军所在的碉堡前喊话，宣传“两年胜利”，瓦解伪军的斗志。据刘备耕介绍，他们一般选择在夜间12点前后，来到距离碉堡100至500米远的地方，找到有利地形掩蔽好身体(如果没有良好地形，就临时构筑一个单人的工事)。在喊话人前后，布有警戒人员，警戒人员事先把伪军的电线割断(但不得同时收线)。
喊话之前，他们先用吹号或指名喊叫等方式将伪军唤醒。刘备耕说，等到敌人醒后，“首先招呼一声，我们是八路军，今晚来和你们谈话的”，并请求敌方不打枪。用喇叭筒喊话的时间不超过20分钟，临走的时候，不告辞，还要打几枪让伪军有所借口。走前将宣传品放到铁线网上，或者将宣传品做成小旗插在碉堡附近。
伪军一般不会在喊话的过程中动武。事实上，他们常常表现出配合的姿态。刘备耕说，有一次，129师邢台独立营向伪军喊话，提出条件，第一，战斗的时候枪口朝天放，第二，爱护老百姓，第三，保护我们运输。伪军在碉堡内喊:“不要喊了，让敌人听见了就不好了，我们再慢慢谈吧！”还有一次，伪军说，“你们说吧，我们听着呢”，八路军喊话的人在碉堡外唱了一首歌后，他们还要求再来一个。
喊话和宣传的效果非常明显。有的伪军看了129师的宣传品后说，将来八路军反攻来了，一定先把大鬼子杀掉，配合反攻。敌人在根据地扫荡时，或者八路军与日伪军在敌占区作战时，129师下辖的很多部队提出“中国弟兄跑开，让我们专打日本人”的口号，用来分化日伪内部。有一次，敌人骚扰129师的武安根据地，日军叫警备队自治军冲锋，他们死也不冲，弄得敌人无可奈何。
刘备耕说，有些伪军开始和八路军接头，企图为自己“留后路”。在日军抢粮时，有的警备队还叫民夫少装粮食，多装石头和沙土。有许多伪军甚至掩护八路军的伤病员，帮八路军购粮。
发生在1941年八九月间的邢(台)沙(河)永(年)战役，也显示出政治攻势的力量。刘备耕所在的129师政治部发挥作用，成功策反部分伪军。当时129师确定了这场战役要“以军事的胜利，达到政治的收获”，刘备耕介绍说，伪军高德林自设的兵工厂，有机电设备，能制造步枪、轻机枪等武器，这些兵工机器，无疑都是我们太行山兵工厂所急需的东西。战斗之前，就制定好了本次战役的一个目标:“军工部派员去搬机器，特别是高德林之造枪器械。”
129师政治部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战时工作组，由政治部副主任黄镇负责，用以执行瓦解高德林伪军的政治工作。高德林部下的大队副官程少林被成功策反，在战斗过程中带领200多人投奔八路军，使战役以尽量少的代价取得了成功。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韩福东
一二九师
战斗在太行山区
129师成立于1937年8月25日。当时，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军下辖三个主力师:115师、120师和129师。其中129师由原红四方面军之红四、红三十一军，陕北红二十九、红三十军，陕甘宁独立一、二、三、四团及红十五军骑兵团组成。129师的师长为刘伯承，副师长为徐向前，参谋长为倪志亮，政训处的正副主任分别为张浩和宋任穷。下辖两个旅、一个教导团及五个营。
部队改编后不久，115师和120师就先后开赴山西前线抗日，129师则奉命留守陕北。1937年10月初，刘伯承率129师渡过黄河，开赴太行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7月，129师奉命整编，主力部队发展到2万多人，下辖一个旅，一个纵队。1940年6月，根据黎城会议决定，原晋冀豫军区建制取消，太行军区成立。军区领导机关由129师师部兼，其中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邓小平兼任政委，副司令员为王树声，参谋长是李达。军区下辖五个军分区。到1943年10月，129师与集团军总司令部合并，仍保留129师番号，太行军区则与129师分开。1944年8月，则成立新的晋冀豫军区。
在抗战期间，129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129师参加的著名战役有娘子关战役、广阳战役和百团大战。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随即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
129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称，“晋冀鲁豫军区随着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应运而生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这四块根据地，从此结束了长期被分割的局面，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拥有县城105座，人口2400余万，民兵40余万；我师部队也由出师抗战时的9000多人，发展成近30万人的强大军队。八年来，取得了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的巨大战果，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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