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大的教育差距面前，徐州的回答是“无差别教育”，然而实现教育公平的理想，并不顺利

　　本刊记者/刘溜

　　经过近3个小时的车程，美术老师邓颖来到了离徐州市市区将近100公里的丰县顺河中学，看到这里的情况后，她只能用两个字形容自己的感受：震惊。

　　这个乡镇中学里，教室里黑压压挤满了学生，大多数教室里有七八十人，其中最多的一个班有94人。晚上，学生住在由教室改成的宿舍里，一个宿舍80人，一张上下床睡4人。

　　邓颖是徐州市十三中的老师，此行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体育老师曹莉娜及一位英语老师。

　　在这里，曹莉娜第一次给孩子们上体育课，却发现没有体育器材，而面对着半个长满了草的操场，她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了。

　　同为公立初中学校，徐州市十三中与丰县顺河中学，一个是市示范初中，一个是最穷的县里最穷的乡镇中学。2004年，在徐州市“无差别教育”的实践中，这两所学校结成了“一对一帮扶学校”，开始了交流与帮扶。

　　“无差别教育”，这一说法的提出者是徐州市市委书记徐鸣，他把这项工作称为“扶弱抑强”：扶的，是弱校、穷校，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学校；抑的，就应该是城里的强校、重点校了。

　　今年5月在徐州召开的“无差别教育高峰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对无差别教育做出了高度肯定，徐鸣也由此出名。

　　“无差别教育”的良好初衷

　　“一些农村的学校连危房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城里的学校都装上空调了”，徐鸣说“这个差距也太大了”。

　　十三中与顺河中学正是城乡学校的两个典型：前者有图书室、计算机中心，有物理、化学、生物、劳技等多个实验室，还有专门的体育器材室、音乐教室及美术教室；而后者除了教学楼、一栋教师宿舍楼外，仅有半个操场，没有一间实验室，缺乏最基本的实验器材。

　　在一次教育论坛上，徐鸣说，同一地区学校之间的差距往往比地区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具体一点说，就是徐州城区学校与农村学校的差距非常大。而这种情况并非徐州独有，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2004年，徐鸣在徐州提出了“无差别教育”构想。

　　徐州市教育局《积极推进无差别教育，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文件，如此检讨自己的教育模式：各地政府曾集中人力物力办了一批重点学校，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加剧了教育内部资源的分配失衡，拉大了校际之间教育质量的差距”。

　　教育局认为，推进无差别教育，就是实现由重点扶持到均衡发展的转变，从而实现学校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四方面无差别。

　　在推行“无差别教育”后，2004年全市地方教育经费投入26.9亿元，比2003年增长了15.7%，而这个市的GDP，为1000亿元多一点，也就是说，地方的教育投入已占到了2%以上。

　　除了为差校弱校拨款改造校舍硬件，“无差别教育”的另一内容是缩小学校师资方面的差距。徐州市结为一对一对口帮扶学校的，已有30对。从2004年下半学期开始，市里要求每学期每所重点学校派出2～3名教师到农村学校进行“代教”，一年来已共有近100名教师下乡。除了教师的交流外，还将在学校之间实行校长、管理人员轮岗制。支教时，课时费及工资仍由本校发，局里每月另补贴300元。

　　教育局还规定，新教师及参加评职称的教师必须有支教经历。

　　“无差别”一年之痒

　　徐州市泉山区，2004年进行毕业生教学质量抽测，全区校际间平均成绩差距为22.6分，到2005年，“无差别教育”实行一年后，这一差距缩小为15.4分。

　　“无差别教育”得到农民拥护，2004年年底，在徐州全市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中，农村基层干群给市教育局打了最高分。

　　但在一年来的“无差别教育”并非处处通畅。

　　徐州市十三中校长赵良厅说，本校教师报名下乡代教并不是很踊跃，第一次有5人报名，第二次也只有7人，而全校总共有170名教师。

　　所谓代教，按他们的说法应是“城乡教师交流制度”，也就是说，除了城市老师下乡外，还有少数农村老师到城里学校上课。而有一位农村教师到市31中代教两个班，学期才进行一半，学生家长意见已经很大，31中不得不中途换回本校的老师。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抑强”的工作还没开始，就有来自重点学校及其学生和家长的反对声，那些愿花钱择校的家长希望好学校继续“好”下去。人们对扶弱没有多少意见，但对“抑强”表现出了抵触情绪。

　　就在5月份教育部官员对“无差别教育”给予高度肯定后不久，6月初江苏省要求徐州政府从上到下抓高中阶段教育，提高初中升学率 相比苏州90%的初中升学率，徐州只有73%。6月份中旬的江苏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省相关领导认为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优质教育、高等教育的资源不充足”。而对于经济不宽裕的徐州来说，教育经费往往顾此失彼，如果把主要财力投入到别的地方，“无差别教育”的经费势必减少。

　　在接受采访时，徐州教育局仍坚持说，无差别教育跟发展高中教育是不矛盾的，会按原计划一直做下去。

　　但另一方面，徐州教育局表示，徐州的“无差别教育”目前做的还不如苏南地区的均衡教育，均衡教育是教育部2000年就提出来的教育思路，同在江苏，像无锡市能额外拿出3个亿用于教育均衡发展，而这样大的资金投入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徐州所望尘莫及的。用一位行内人士的话说，不管是均衡教育还是无差别教育，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的话，都很难实现，“我们第一是缺钱，第二是缺钞票，第三是缺人民币。”

　　教育差距的中国阵痛

　　在中国，教育真正缺的其实不是钱，而是公共价值和理念

　　本刊记者/刘溜

　　7月2日，在“21世纪教育沙龙”上，北京一位重点中学的校长在介绍他们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实践”。这个学校，仅外语课就开了十几门，学生可以经常参与国际交流，可以在与世界名校相比毫不逊色的实验室里上课，用校长的话说，他们学校是与国际直接接轨的，是为国争光的。

　　没想到的是，她的一席话激起了台下听众的指责 一些年轻学生站起来说，相比农村学校的穷困，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教育差距制度考

　　近两年有关于此的诸多研究表明，教育差距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参见文后图表）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连生认为，形成教育差距的原因是很清楚的。

　　首先是政府公共经费严重不足，1993《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到20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要达到4%，但到90年代末，这一比例一直未突破3%，直到2002年，才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的3.41%。而自1980年以来，该比例世界平均稳定在4.7%～4.9%，较发达地区为4.9%～5.1%，欠发达地区为3.8%～3.9%。

　　而且，中国有限的教育经费又过多地投向非义务阶段教育，许多国家小学和初中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大多在2%～2.5%，2002年我国的这一比例为1.8%。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经费又过多地向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倾斜。

　　改革开放前，中央包揽全国学校的教育经费，加之各地经济差距不太明显，所以，教育的差距也相对比较小。

　　改革开放后，中央逐渐放权。1986年《义务教育法》，把中央管理为主的教育管理责任和财政责任向地方政府下放，确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筹资方式由过去单一的国家财政拨付改为多元化的筹资体制。

　　这样一来，地方政府更多地承担起教育财政的责任，教育的供给和地方财政能力直接挂起钩来，实际上就导致了财政中立性的缺失 财政中立性指的是“每个学生的公共教育经费开支上的差异不能与本学区的富裕程度相关” 因区域经济的差距拉大，教育差距逐渐扩大。

　　到2001年，国家提出“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乡镇虽得以解脱，但是将包袱转给了县级政府，还是遇到财政支撑不了的问题。目前，在国家、省、县三级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例最大的是县，超过30%，部分县在50%以上，省级教育支出占的比例大体保持在20%左右，而国家占的比例近年来则是在15%左右。

　　近年来，教育学界许多人在呼吁，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上应该以省和中央为主。

　　关键不是钱少，而是如何分配

　　其实，上海是最早开始实行教育均衡化的地区，从1988年开始实施“薄弱学校更新工程”，到1994年，扩建中小学校1235所。1995年到1997年，确定230所学校为改造对象，三年共投入6亿。

　　但专家指出，上海市从1988年到1994年6年间用于薄弱学校更新的资金，仅相当于1995年拨给其一所重点中学的附加经费。

　　教育学家杨东平认为，“关键的问题不是贫困没钱，而是钱怎么投入怎么分配使用 在中国真正缺的不是钱，而是公共价值和理念。”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连生说，教育不均衡问题，理论上一点都不复杂，但其解决过程实际上已超出了教育领域。

　　杨东平说，在教育资源分配上，有三种倾向，一是一视同仁，达到形式上的公平；二是补偿原则，向弱势人群倾斜；三是向强势人群倾斜，“这是最坏的一种，今天重点学校政策就是如此”。

　　杨东平因此提出，应该废除这种人为制造差距的重点学校制度。

　　针对有些官员“实行教育公平并不是要提倡平均主义”的说法，杨东平认为，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的台湾地区，就是一张图纸可以造所有的学校，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是一个标准。所以义务教育确实具有一种平均主义的趋向，因为它的基本功能并不是淘汰、筛选，也不是制造优秀，而是保证人们享受到基本的教育。

　　（文中数据，皆出自《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