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日军投降仪式

　　“那是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07分，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名字。”王楚英当时在南京受降仪式上担任警卫组组长，时隔60年，他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情境。

　　“冈村宁次把印章盖歪了，”王楚英说，“可能是因为一时紧张，我看到他盖完章后一惊，面部微露难色，接着站起来向何应钦点了几下头。我猜想他是在说，不好意思，章盖歪了，同时又像在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我有幸参加了日军投降仪式，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说到动情处，王楚英眼角充满了泪水。

　　胜利大狂欢

　　广播里说日本投降了，教室沸腾起来，大家互相拥抱

　　听到日本投降消息的时候，王楚英正在昆明美军参谋指挥学校受训。已经8年了，王楚英亲历这8年的艰辛。“1937年，我14岁，从湖北省大中学生军训总队考入陈诚的18军干训班受译电训练，8月13日以准尉译电员的身份赶赴淞沪战场”。

　　“我在淞沪战场上担任了排长并多次完成艰险的任务，被18军军长罗卓英称为‘不怕死、会打仗的娃娃排长’。”从淞沪战场撤退后，王楚英随部队转战皖南，获英勇勋章，在1939年初考入中央军校，1941年毕业后，到云南作战，后随中国印缅军事代表侯腾入缅，组织“华侨抗日志愿队”任队长，协助英军作战。1942年2月，英军在泰缅边境锡唐河惨败，“华侨志愿队”掩护英军突围立功，获英国勋章。1942年3月，王楚英调任史迪威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随其在印缅征战两年多。1944年史迪威被蒋介石排挤回国后，王楚英被调任新6军14师作战科长，参加湘西会战。

　　“当时是新6军在湖南芷江地区整训，军长廖耀湘选派我到昆明受训。”王楚英说。

　　“8月15日晚上，广播通知有重要消息，于是所有人集中到大教室里，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教室里沸腾了，奋战了8年啊，大家都非常激动，彻夜狂欢。美国人用投影播放记录电影原子弹爆炸的场面，大家边看边唱，互相拥抱，跳踢踏舞，学校买了很多糖果发给大家，很多人开始喝酒，都是威士忌和葡萄酒。我没怎么喝，但看到很多人醉了，卢醒、邱行湘都喝得醉醺醺的。”说到这里，王楚英顿了一下，“卢醒后来在孟良崮死了，邱行湘在洛阳被陈赓俘虏”。

　　狂欢中的王楚英没想到他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第二天，他接到廖耀湘的电报，要他马上回芷江军部。到芷江后，廖耀湘对他说，“你不要回昆明了，有任务”。

　　今井武夫呆板地任人拍照

　　芷江军民群聚街头，都想亲眼看看日军投降的场面

　　中国战区的受降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蒋介石命令处理的。8月17日，冈村宁次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说：“津浦、平汉路和长江沿线，时有中国军队(既有国民党军也有八路军、新四军)自称奉上级命令，谋求解除日军武装，甚至进行武装挑衅。因此日军采取自卫行动。”蒋介石于是“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原地待命，不得接受日军投降”。在蒋和冈村的电报往来安排下，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将率团到芷江接洽受降程序。

　　王楚英的表哥钮先铭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钮对他说明了选择芷江和新6军的原因：接替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魏德迈向蒋介石分析，日军虽然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但不肯认输，仍然很傲慢，而新6军在缅甸彻底打败过日军号称精锐之师的第18、第56、第53、第49、第2等师团，在日军中影响很深，很有威慑作用。

　　8月19日，陆军总司令部人员由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率领由昆明到达芷江，这个时候开始，王楚英和14师40团团长王启瑞便一起受命负责洽降的警卫工作。

　　“21日这天”王楚英回忆，“风和日丽，万里无云，钮先铭、王启瑞和我，驱车各处巡视，检查今井武夫住处的接待准备和警卫工作。芷江城到处彩旗招展，扎有巨大‘V’字的牌楼矗立在城门口和主要道路上。沿机场到城内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万寿宫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并排站着武装宪兵和新6军士兵，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芷江的军民在晨曦中即群聚街头，欢庆抗战胜利，都想亲眼看一看日军投降的场面。”

　　根据王楚英写的回忆文章，8月21日11时正，今井武夫的飞机在中美空军混合团三架野马式战斗机的监护和引导下，飞临芷江机场上空。20分钟后，今井武夫的飞机停稳，机门打开，陆军总司令部陈参谋上前迎接。今井武夫身穿黄色夏季日本陆军制服，佩少将领章，立于机门旁，面带戚容，立正向陈参谋询问：“可否下机？”陈回答：“全部下机。”

　　今井一行依次下机，并排肃立在舷梯旁，接受陈参谋查阅名单和证件，并由宪兵检查随身行装。王楚英说：“他们一共8人，有参谋、机长、驾驶员、译员。”检查完毕，中外记者纷纷摄影，“今井默然无语，神态忧伤，举止呆板，任人拍照。记者此前已接到通知，禁止对日本降使作现场采访，所以没有人向他提问。”

　　下午2时30分，今井一行前往万寿宫晋见肖毅肃。“肖毅肃居中坐着，对面长桌预备给今井等人，其他中美军官和中外记者百余人，分坐大厅两侧，而我则在会场四处巡视检查安全工作。”

　　洽降仪式进行了两小时，双方交换了无线电联络时间和呼号波长表，今井呈交有关图籍表册，肖毅肃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会见由中方翻译王武少校译述，中外记者纷纷拍照，还拍了记录电影。

　　8月23日，何应钦会见今井并作了接下去的一些安排，会见后今井飞往南京，空军上校孙桐岗等人陪同前往，中方派6架战斗机护送。26日，何应钦发布命令，区分16个受降区并制定了受降主官。随后他便到各个受降区视察。而主受降区设在南京，定于9月9日举行受降仪式。27日，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奉命前往南京设立前进指挥部，做准备工作，王楚英作为指挥部成员也随同前往，部署安全相关工作。

　　南京，我们回来了

　　在田间耕作的老百姓，见到中国飞机，欣喜若狂

　　“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时，我俯瞰南京全城，山河虽然依旧，景物却甚凋敝。”王楚英百感交集，“南京在日军铁蹄下满目疮痍，让人感觉很凄凉，同时还有对日军的愤恨，而想着终于胜利了，又很兴奋”。

　　先行抵达南京的孙桐岗在大校机场塔楼上升起了当时的国旗。“在田间耕作的老百姓，见到中国飞机，欣喜若狂，一齐涌向机场的外壕边，挥舞着草帽头巾，向我们致意。”面对老百姓，王楚英心里感到内疚，“作为军人，我们来晚了”。

　　“老百姓拿着篮子装了山芋，罐子里装了水，趟过半人深的壕沟给我们送过来，有人还送来新摘的苞米。壕沟里都是稀泥，老百姓们一个接一个就跳了下去。而我们也把巧克力等等随身带的小食品送给他们。顾不上满身的泥水了，大家紧紧拥抱欢呼。”王楚英说，“直到冷欣来了，我们才和老百姓分手，在机场集合，冷欣作了简短讲话后，便带着全体官兵前往中山陵晋谒，并献花致敬。” 刚到南京的王楚英马上要展开警卫工作，“直至27日我们一行才去了195人，没有警卫力量，所以基本上是靠日本人保护的。”王楚英说，“28日，冈村宁次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天皇已经下达诏书，虽然尚未签降，但日军投降实际已经形成，不宜过久担负防守任务，而他已经接到苏北新四军指挥部的通牒，命令他派代表前往天长投降。他已经拒绝，希望国军尽快派优良部队到南京接防。同时，冈村提到，华北、华中和山东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苏军、蒙军也在边境上发动攻击。”

　　面对冈村的说法，冷欣说，“何应钦总司令已经决定新6军8月30日开始向南京空运”。新6军于9月5日基本完成空运至南京的部署，王楚英的工作也全面展开了，“之前我们已经在一个日军上校的陪同下四处考察过”。

　　而南京的警备是新6军全军动员的，根据王楚英的记录，军长廖耀湘亲赴各部队驻地视察，并派出谍报人员潜赴新四军活动地区进行侦察，同时加强城内的戒备。

　　王楚英的工作是专门负责受降仪式的警卫，这个工作还是由他和40团团长王启瑞、宪兵营营长赵振英共同完成。“我们一个团加一个营3000人左右，中央军校周围的房子都仔细检查过，用工兵带着美国的地雷探测器和警犬合作。”

　　1945年9月8日中午，何应钦到达南京，当天下午2时30分，他在励志社(今江苏会议中心)召集高级军政官员开会。王楚英回忆“何应钦说，千万注意，不要以为日军业已投降，天下就会太平无事，可以高枕无忧，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他表示必须认真接收保管好日军缴交的一切装备和资料，以备将来之用。”

　　9月8日晚，何应钦在励志社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战区将于9月9日在黄埔军校礼堂接受冈村宁次签降。“这天晚上我基本上没睡，就等着那一刻的来临。”

　　冈村宁次深深低下了头

　　受降方代表何应钦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曾是他的学生

　　这一天，王楚英很早就起床了，“8点以前，我都是坐着车子到处巡视，南京城街头巷尾，人人喜形于色”。

　　当时中山东路原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大礼堂四周彩饰一新，正门和其他出入口都有新6军的战士和宪兵守卫，警戒森严。大礼堂的正门上，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面对正门的墙上挂着孙中山遗像和国民党的党旗、国旗。礼堂中，投降席和受降席分列两旁，上方有四盏巨型水银吊灯。受降席右侧为中国和盟国军队的观礼席，左侧为记者席，楼上为其他官员观礼席。正门入口处设有签到处，没佩戴红飘带(上印“来宾”)的人不让入内，来宾手里拿着冷欣以陆军总司令部名义发出的邀请书。

　　“上午8时50分，场内已座无虚席。52分，四盏水银灯突然放亮，何应钦在全场注目下，由礼台后方休息室走进会场，全场立即肃立致敬，摄影记者纷纷抢着拍照，入场时表情很凝重的何微笑着招了招手。”王楚英这时在会场四处巡视。

　　“58分，冈村宁次和他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7人走进会场，冈村戴着眼镜，深深低下了头，一言不发。”王楚英说，“巧合的是，他面对的受降方代表何应钦，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是他的学生。”

　　9时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冈村令小林浅三郎呈送。小林恭谨地走到何应钦面前，肃立鞠躬，双手呈送，何应钦一一检视后留下，小林退回原位。

　　接着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各一份交冈村宁次。冈村肃立用双手捧接，低头展阅，小林在一侧置砚磨墨，冈村阅毕，取笔蘸墨书写自己名字，随手从上衣右上方口袋内取出小型方章，轻蘸红色印泥后盖于名下。“就是这个时候，他把章盖歪了。可是已无可奈何，小林再次来到何应钦面前，双手呈上降书，何应钦站起来接过。后来有人说何应钦站起来躬身接是卖国，其实不是，受降桌比较宽，小林已经很努力，可是受降书还是无法递到何应钦面前，这时他才躬身接过的。”

　　何应钦审视投降书后一一签名盖章，以其中一份降书交肖毅肃转交冈村，冈村恭立受领，那时是9时9分。10分，何应钦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第一号令交付给冈村，冈村略为展阅后，签署命令受领证，交由小林浅三郎呈送何应钦。

　　15分，何应钦命令冈村等人退席，历时15分的中国战区120万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到此全部完成。

　　历史不能被忘记

　　“知道南京军区大礼堂是当年日军投降地的人已不多了”

　　签字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即席发表广播讲话，由鲍静安同时用英语译述。“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的结果。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我真的以为战争从此结束了”，王楚英回忆起那个22岁的他当时的感受，“我不想再打仗了，希望快点回家，我还考上了交大，可是没想到，没能去上学，仗又打起来了。”

　　内战开始，王楚英随新6军到东北驻防，1947年3月5日，在炮声包围的沈阳王楚英和爱人叶馨举行婚礼。辽沈战役后，王楚英又到上海驻防，其间代理296师师长，1949年6月1日，到达台湾基隆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王楚英几次到汉城，但都很快回到台湾。1953年7月，王被蒋经国派到香港收容国民党青年军人。1954年3月底，王离开香港九龙，返回大陆，4月1日抵达武汉。经过一年半的“世界观改造后”，1956年年底，王楚英回到南京，终于见到了分别7年多的妻子叶馨。此后在南京市城建局勘测大队工作24年，1981年，成为政协南京市委员会专员，在祖国统一办公室办公。

　　退休后，王楚英在家写起了抗战回忆录。“我孙女小时候总爱缠着我，让我讲抗日战争的故事。没事回家，见我写回忆录，她就在旁边看。后来，她还把我写进了作文。题目是《我的爷爷是抗战老兵》。”

　　王楚英的书架上，横放着《二十五史》、《全唐诗》等等传统文化著作，可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抗战历史上。提到抗战的记忆，他显得不那么高兴，“知道南京军区大礼堂就是当年日军的投降地的人已经不多了。南京是中国近代史蒙受耻辱开端的地方——近代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静海寺签字。同时又是中国结束百年耻辱的地方，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把战犯送上历史断头台的军事审判也选择在南京钟山宾馆黄埔厅。静海寺已经被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希望南京军区大礼堂和钟山宾馆黄埔厅也早日能开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报特派记者 王吉陆

　　“开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对日战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向中、美、苏等国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广播了由昭和天皇宣读的日本向盟军投降的“诏书”，裕仁正式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说明胜利的意义及“以德报怨”政策。同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指示投降原则。

　　8月21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八名投降代表飞抵湖南芷江，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代表总司令何应钦接见了他们，并向他们提交《第一号备忘录》。略谓“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之命令，接受在中华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除外)，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之地区内，日本高级指挥官及全部陆海空军与其辅助部队之投降”。并指示日军投降应行准备之事项。8月23日，今井武夫等离芷江飞回南京。8月27日，国民政府派陆军副参谋长冷欣从芷江飞到南京，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同日，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开始空运到南京、上海、北平、开封等地。

　　9月2日，美国麦克阿瑟上将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密苏里”号军舰上主持了受降仪式，日本全权代表重光葵外相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举行，蒋介石指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南京接受侵华日军投降。当日上午9时，何应钦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主持受降典礼，冈村宁次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发表广播演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的结果。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南京受降后，中国各战区受降主官及其部队亦分别到达指定地点，进行受降，共接受日军投降官兵124万人、伪军95万人。从1945年冬至1946年夏，国民政府将日俘、日侨213万全部遣送回日本。

　　王楚英

　　1923年 生于湖北黄梅

　　1937年 参加淞沪会战

　　1939年 考入中央军校17期，毕业后到云南作战，随后参加入缅远征军，组织“华侨抗日志愿队”，后任史迪威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

　　1944年 回国参加湘西会战

　　1945年 在南京参加受降仪式

　　1949年6月 赴台湾，后考入台湾国防大学受训，毕业后任国民党军队总政治部第五组组长，军衔少将

　　1954年 从香港回大陆寻找妻子，经过一年半“世界观改造”后，与妻子团聚，此后在南京市城建局勘测大队工作24年

　　1981年 成为政协南京市委员会专员、研究员，现和妻子生活在南京清凉山一小区

　　抗战胜利60周年，历史烟尘并未消散。回溯激荡岁月，影像记载了战争期间瞬间的情境，无论是创伤、磨难与荣光。在抗战期间，你或你的家人的老照片对当年场景的还原，可以唤醒心灵深处的记忆。欢迎读者邮寄老照片及详细说明到南方都市报区域新闻部。信封注明“抗战老照片”字样。截止时间为8月10日，一经刊发稿费从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