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了传授中华传统文化的“私塾”。私塾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但是闪烁着思想智慧的火花的传统文化不应随之消失。怎样才能更好的

　　传承与发展，该如何看待未成年人上私塾、作古诗、背经文等曾经远离了现代生活视野的“旧事物”，引起了教育界以及社会的探讨……

　　古式的建筑、古色古香的桌椅；放在课桌上的《大学》、《论语》、《三字经》，二十几个孩子正在跟着一位女老师高声诵读《弟子规》。这是近日在徐州市的云龙公园内出现的一所名为“现代私塾”的假期补习班。与其他补习班不同的是，这所“现代私塾”教的全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

　　在此之前，江西、湖南、重庆、深圳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未成年人教育“复古”风，现代问题向古代方法“讨教”解决之道。如何看待未成年人上私塾、作古诗、背经文等曾经远离了现代生活视野的古代儒家“旧事物”呢？

　　创办者：为了发扬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中传统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少，现在的教育主要是以现代文化为主体，我们五千年文化的积淀在现在的孩子身上已经丝毫看不出了。许多孩子相信圣诞老人，知道麦当劳叔叔，但是他们不知道阿福，没见过长命锁，没上过八仙桌，传统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没有质感的，是苍白的。我希望能通过这种假期补习的形式，把传统文化活生生的展现给孩子们。”在“现代私塾”创办者易菁女士看来，传统文化应该更多地得到继承和发扬。

　　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激进的思想先驱痛感中国传统文化的沉疴太重，积弊太深，认定传统文化是导致国家贫弱和政治腐败的罪魁祸首，呼吁“砸烂孔家店”，重估一切价值。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思想先驱们的进步观念虽然看起来十分过火，但在整体上顺应了时代潮流，是当时反对专制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大势所趋。

　　近百年之后，我们久已陌生的“儒家古韵”再度出现在了各地的青少年教育领域。

　　“国学”还是“复古”风

　　“这样做，绝不是复古。这是一种尝试，一种素质教育的尝试、一种对现行教育补充的尝试。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人们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我们想用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来‘童蒙养正’，让这些传统文化熏陶现代的孩子们，给孩子们铺垫下一生的道德基础。我们对教材也进行了仔细甄选，选择了一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总共15万字，被人评价为是‘给中国所有的儿童提供了一个诵读中华文化经典的最基础的教本。’”易菁女士告诉记者。

　　传统应结合现代教育

　　“私塾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传统的文化教育不应随之消失。现实、向上、进取、有责任感，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处处闪烁着思想智慧的火花。现在的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内容的确有些缺失，如何延续我们的传统文化？这的确需要教育工作者们好好思考，但这种形式只能说是一种尝试，到底能有何功效，恐怕不是一天两天能证明的。”著名中国文化史学者、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周思源教授告诉记者。

　　曾经在中学当了20多年语文教师的周思源教授，对未成年人教育“复古”风也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的教育也要因人而异，不应该搞“一刀切”。许多“现代私塾”不过是一个假期班，其中不乏自我炒作的嫌疑：

　　“据我了解，清华大学曾经专门搞过一个国学班，但效果并不理想，想培养几个陈寅恪终究只能是梦想。不管炒作也好、尝试也罢，我觉得有人开‘国学班’、开‘私塾’，我们既不应匆忙反对，也不应匆忙提倡。因为文化、教育都应该多元，多一种选择就是好事。如果这一套东西不结合现代教育、教育心理学的知识，不去处理教育本身的复杂性的话，是成问题的。”　　

　　“读经”和文化保守

　　梁漱溟之后，再次被誉为“最后一个儒家”的蒋庆，最近编了一套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涉及传统典籍19种，推荐给儿童诵读。由此引出一场对“读经运动”和诵读教育的争论。但惭愧得紧，蒋先生开出的这些蒙童读本，我却有5种书架上无，有10种迄

　　今并未读过。好在以郑板桥的标准，“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所以才敢厚着脸皮写文章。

　　我和蒋先生一样从法学院毕业，我好谈宪政，他专讲儒家。但我和蒋先生一样也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立场。何谓保守主义，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看待自由的传统胜过看待自由的理念。如果有一种自由按理说是好的，但必须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一切既有的自由（即使并不太多，也不完整）去换，那个坚决说“不”的人就是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立场成形于英国的柏克，是对当时欧美革命浪潮和历史进步主义的一种反抗。柏克要保守的那个主义在我看来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君主（立宪）的传统，一是基督教的传统，一是普通法的传统。对英国来讲，唯一可见可触摸的“自由”就在其中。没有这三个古老传统的延伸，英国人就压根没有自由。但我们呢，这三种传统一个都没有，于是当自由作为一个普世的近代理念和政治诉求传入晚清后，彻底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激进主义，就成为了一百多年来社会变迁的主流。人们就像读不起书的孩子恨自己父母不争气一样，去恨自己的先人。一恨就恨了几代人。

　　一直恨到今天一个学法律的学者，可以连大多数的汉语基本文化典籍都没读过，从小也没有人教。记得多年前我第一次读《论语》读得起劲，和中文系出身的父亲交流。才惊讶的发现他竟然连《论语》都没有通读过，遑论《孟子》和老庄。但没读过孔孟，却并不妨碍我父亲是一个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这种局面以小见大，是令整个汉语社会汗颜的，只要这个社会是而且将继续是一个汉语的社会。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主义，是一种没有自由的传统。在这种被舍弃的传统下还谈什幺“保守”呢。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看法，而且把“自由”当作了一个假想的概念。中国政治传统的专制无须赘言，但文化的传统有三点是需要辩驳的。其一，自由必有两种内容，一是身体的自由，二是精神的自由。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自由，难道会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价值和汉语书写没有关系吗？一个把中国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完全摧毁了的社会，还能够给予中国人精神上的自由吗？一种在文化价值上空洞化的自由，绝不是真正的自由。少数知识精英也许能够把精神的自由重新嫁接在西来的文化传统中，如对一个中国基督徒而言，儒道佛的传统是否被连根拔起，和他的精神自由的确没有太大关系。但大多数从小在汉语中学会呼吸的中国人，不可能在精神上完成这种文化价值的彻底嫁接。而且正因为大量的不可能，中国才在文化意义上仍然成其为中国。

　　其二，自由不但与文化与文字的传统有关，而且与道德理想有关。道德理想主义只有当它具有强制性，与政治权力结合时才是可怕的。但一个健康和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在某种道德传统下有机生长的社会。人们对自由有一种长期以来的浪漫主义误解，以为自由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时候停下来，前后左右都有无数条路可以走。事实上一个人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如果随时都像七岁时那样有无数路可以选，这个人多半的机会不是自由，而是发疯。60年代末，台湾自由主义的代表殷海光在病床上同新儒家的徐复观握手言欢。标志着五四以来激进的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和解。殷先生在临危时写下，“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

　　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曾为天主教性道德的保守辩护，“我很奇怪你们为什幺要执着于天主教的性伦理，而不是苏式体制对人权的侵犯”。他说，教会的确是一个保守的机构，但它是没有强制力的。“如果这样的保守机构在一个社会中只有一个（政教合一），那幺教会将等于一座监狱或坟墓。但现在更值得担忧的是一个完全没有保守机构和价值的社会”。因此米奇尼克认为，一个国家的性道德，必须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在教会的训诫中是严厉的。我换一种说法，保守主义者眼里的自由社会，就是政治自由主义在朝，道德理想主义在野。

　　几天前我特别请流沙河先生题一幅扇面，因为折扇是中国士大夫一个生活中的文化图腾，我想使用并提倡折扇，于是请先生在一面书写美国革命中的著名演说词“不自由，毋宁死”，另一面书写《论语》中的孔夫子言“邦有道，危言危行”。这是普世价值在本土文化下获得表达的一个例证，显示言论自由不但是一种西方式和法治化的宪法权利，更是源自孔子的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气节。所以最后一点，就是本土文化传统在自由价值下有选择的复述和庚续，恰恰正是反抗极权、拓展自由的现实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