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说：“东北甘地”当信使

　　车向忱，这是一个让部分当代人感到陌生的名字，但是在战时，东北军高层都喜欢称他为“东北甘地”。

　　1932年，车向忱化装潜回关外，冒死与各路义勇军将领接触，传达张学良命令。在前往黑河的路上，他不幸被土匪洗劫一空，最终只好靠乞讨找到了马占山。马占山读过张学良的亲笔信后，泪流满面，坚定了抗战决心。

　　1946年10月，车向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由中央直接掌控的“秘密党员”，这个秘密一直到他去世8年后才得以公开。

　　“‘西安事变’前王以哲（九一八事变前率东北军第七旅驻北大营）开会的时候，就公开称我爸爸为‘东北甘地’，其实，他老人家和圣雄甘地在外形上颇有几分像，而且在教育观点上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到后来，连蒋介石嫡系将领都这么叫他了。”6月30日，沈阳师范大学退休教师车树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东北甘地”。

　　“教民”梦断 入关组织抗战

　　“父亲的抗战，从战争爆发前很久就以私人身份开始了。”车树实介绍说，1898年，他的父亲车向忱生于法库县，“1925年，父亲从中国大学毕业后，本着‘救国先要救民，救民先要教民’的信念，来到沈阳提倡平民教育。他蹲小店，四处奔走，仅4年间就在沈阳创办了40多所平民学校，男女学生1550多人。与此同时，他还组建了群众性的爱国反日团体，公开抵制日货。”

　　原中顾委委员、辽宁省政协原主席宋黎在《怀念车向忱老师》一文中这样写到：“我们经常参加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各项活动，放寒暑假也不回家。在车老师的带领下，有时还到北大营驻军王以哲第七旅宣传反日；有时他们也主动请我去演讲，宣传反日爱国……”

　　随着日军频繁地“军事演习”，车向忱为“防御东北事变之发生”，特别重视对东北驻军的宣传工作，就在战争爆发前夕，车与老友还前往王以哲处，希望他能牢记守土有责，做好应战准备。当听说上面有“不抵抗”命令时，他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并说“一旦日军开了火，你如果敢抵抗，只要坚持三天，我们马上组织义勇军来支援你。在群众方面，发动两三万人抗日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战争还是爆发了，而且沈阳很快沦陷，父亲的教育救国梦想破灭了，他只好走向战场。”车树实说。9月19日，战争爆发第二天，车向忱撇下了当时已经怀孕4个月的妻子翟重光和3个孩子，联络东北大学的张希荛、苗可秀、张雅轩等40多名学生，奔赴北平。到达那里后，他当即会同东北大学同学百余名，组织东北学生军。

　　与此同时，东北各路义勇军的筹建工作也已开始，9月23日，车向忱找到黄宇宙，动员他先回东北，负责慰问、联络，并协助组建义勇军。新婚不久的黄当即表示：“国难当头，义不容辞，我按时出发。”车向忱便把张学良亲手写在白绸子上的密信交给他，并派两个学生协助他出关。

　　“当时大家对‘不抵抗’态度都非常反感，父亲与好友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陈先舟等共同商议，决定成立一个‘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这个组织成立的那天刚好是战争爆发的第10天。”车树实说。

　　11月初，车向忱率领7名青年前往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提出“出兵抵抗日寇侵略、收复东北失地”、“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团结爱国力量，一致抗日”、“中苏复交”等7项要求。此事以蒋介石的“没有时间答复”而毫无结果，大家萌生了“自己去干”的决心和斗志。

　　潜回东北 联络各路义勇军

　　“黄宇宙潜回东北仅仅是一个开始，1932年初，我父亲主动提出，要求出关潜入敌后，联络与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于是他化名杨秀东，扮作去关外讨账的卖药先生，和扮作徒弟的东北大学的宋黎、李述全一同出发。”车树实说。

　　这是车向忱三次潜回东北中的第一次，当时张学良交给他的密信就藏在他棉袄背部的夹层里。“当时，（刚从大连下船）我就被鬼子兵从人群中拉了出来，心想，坏了，落到敌人手里了……”车树实说，父亲曾这样回忆。

　　到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公署后，不多时，审讯车向忱的鬼子就到场了，先要他把行李打开，他们一看都是药品、衣物，查不出漏洞，但又不死心，叫车向忱打算盘，试试他是否真是个买卖人，但被他巧妙应付一下，终没露出什么马脚。

　　此时，鬼子开始搜车向忱的身，领子、袖口……渐渐逼近后背。“这时，我呼吸反常，满身冷汗，好在我抑制了紧张情绪，使自己平静下来……”车树实说，父亲回忆，经过一番盘问搜查，鬼子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最终只好放行了。

　　过了这道鬼门关，车向忱按照计划经庄河、安东（今丹东）到达凤凰城，寻见了邓铁梅领导的义勇军，代表“救国会”表示慰问，对他们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

　　也正是在车向忱的介绍下，两位名震中国的抗日人物终于结识了。车向忱不仅带来了“救国会”的委任状，也带来了学生苗可秀……

　　此后，车向忱又经安东、宽甸、桓仁、辑安（今吉安）、通化一路北上，最终找到正在酝酿起义的唐聚五，车向忱代表“救国会”表示慰问，并鼓动他参加抗战。

　　当年唐聚五的部下任致远曾经这样回忆：“在于芷山、廖弼忱先后投敌叛国的当时，唐聚五虽表示同情抗日，但无决心，后经‘救国会’派来的车向忱先生和王育文先生劝说，又经‘救国会’派黄宇宙第三次到桓仁进行策动，并带去‘救国会’第三军区委任状，向其宣扬国内人民拥护抗日的一切情况，唐开始表示愿意起义。”

　　继续北上 行乞寻到马占山

　　“说服唐聚五起义后，我父亲继续北上，他的终极目标是找到马占山。”车树实说。

　　到达哈尔滨后，车向忱听说东北军重要抵抗力量李杜的部队在进行了哈尔滨保卫战后，已退至珠河一带，他遂去寻找李杜，将张学良的密信带给他，希望他能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抗日到底！

　　李杜见信后，备受鼓舞，他在回信中说：“兄跋涉万里，毅力坚卓，具此爱国精神，洵可挽回国运，为军人者能不惭愧；弟自起义以来，苦战已届一年，坚守边隅，穷困万分，赖我将士粗知大义，宁愿为国牺牲，决不奴颜屈膝，且四方同志，云涌来归……尤望救国志士，同为后盾，是三省一线光明，皆有藉于诸君子矣。”

　　次日，车向忱回到哈尔滨，商定宋黎去齐齐哈尔准备组织义勇军，自己去满洲里找义勇军苏炳文。而后他又前往北满联络马占山。

　　火车到讷河，车向忱只好步行。当时大兴安岭已经大雪封山，寒气逼人，行人稀少，道路难寻。车向忱化装成农民，身穿破棉袄，头戴旧皮帽，腰缠麻绳，脚蹬兀拉，手持一根大木棒，在大森林中走着。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遇见了土匪，车向忱身上的路费被洗劫一空，他只好忍饥熬寒，沿途乞讨。

　　“想起当年讨饭的生活，我还记得这样一回事。我从一家老大娘那里讨来的小米饭和咸葱都带着冰碴儿，因为饥饿也只好强咽下去。由于吃了这样的冷饭、冷菜，致使胃部疼起来。当时一无钱，二无医，又怕暴露自己的身份，无奈何，我只是加快脚步急走十余里路，全身出了些汗，胃暖了，疼止了。”若干年后，车向忱这样回忆道。

　　在经过千辛万苦后，车向忱终于到达黑河，见到了马占山，并赞扬了他的抗日斗志和江桥抗战的功绩。随后车向忱从棉袄后背中拆出“救国会”的委任状和张学良的亲笔信，“由于信是秘书打开念的，所以我父亲在世时还记得首尾两句，但就这两句就足以坚定马占山的抗战信心。”车树实说。

　　“占山兄，你为东北父老抗日有功……希望你打到一兵一卒也要坚持！”

　　“听到这里，马占山激动得热泪纵横，立即向全国发表通电，揭穿日本侵略东北的阴谋，揭露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权。当时，国际联盟已经来东北调查了，《通电》的发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和影响。”车树实向记者转述着父亲生前的回忆。

　　“后来，马占山派专人从海上将父亲送回关内，而后父亲又两度潜回东北。”车树实说。

　　1932年8月，车向忱再次由北平潜回东北，此行是为了掩护来往的抗日工作者，医治义勇军负伤战士，开展联络义勇军的活动，决定在哈尔滨建立一所医院。

　　车向忱化名杨秀东，亲任院长。此后车向忱又往依安联络各路义勇军，鼓励他们联合起来，共抗日寇。一直到当年年末，他才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工作。

　　1933年6月，车向忱三度潜回东北，联络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在桓仁老秃顶子，他见到了杨靖宇部队的后勤部长，除表示慰问外，还商妥由“救国会”援助一批枪支、弹药，由海上运交。

　　“可是到了1934年初，战争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车树实回忆说：“由于哈尔滨大同疗养院和铁血救国团奉天总部遭到日本宪兵破获，东北各路义勇军大部分已相继溃败或撤往苏联境内，父亲最终决定，余部全部撤回北平。”

　　流亡西北 亲历“西安事变”

　　车树实说，1936年（一说1935年）春，车向忱追随东北军转到西安。他在劝说东北军将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同时，始终同东北各路义勇军及抗日联军保持着联系。

　　看到西安街头流浪着成百上千的东北儿童，车向忱就用仅存的两元钱，试办竞存小学，先后招收东北儿童200余人，在教育中强调“打回东北去”。

　　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发起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活动，遭到警察开枪镇压，两名竞存小学学生负伤，即当时所说的“枪伤幼童案”。各校师生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愤怒，要求到临潼找蒋介石。张学良将军听到车向忱的愤怒哭诉后，也流下辛酸的眼泪，立即乘车追赶学生队伍，并慷慨许下了“一礼拜内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的诺言。三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车向忱终于看到了打回老家去的希望，积极参与工作，还将自己多年来总结出来的东北对日作战经验整理出来，撰写成《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之经验》，抗联领导人苏安在该书序中写道：“我师车先生向忱热心救亡，席不暇暖，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真是十年如一日！……”

　　此时，东北军高层更喜欢称车向忱为“东北甘地”，这个名号最早是西安事变前王以哲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这么叫出来的，后来张学良也这么叫。

　　不幸的是，车向忱后来却背上了“卖国求荣”的罪名。“张学良被软禁后，他被以‘汉奸罪’抓起来了。后来，在共产党参与营救和国民党一些高级军官的力保下，‘东北甘地’车向忱最后得以释放。”车树实回忆说。

　　此后，车向忱仍在大后方坚持抗战，直至胜利。

　　1946年，车向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由中央直接掌控的“秘密党员”。

　　解放后，车向忱曾担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71年，车向忱在盘锦逝世。

　　1977年底，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为车向忱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而直到此时，灵车上写的还是“车向忱先生”。

　　1979年，车向忱逝世8年后，中共辽宁省委公开了车向忱同志的党员身份。 本报记者 何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