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北京、天津报道

　　“总部经济”激活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

　　北京既想做企业总部，想发展高端服务业，又舍不得放弃普通制造业

　　对于京津冀地区如何实现区域联动发展，真正成为21世纪初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许多专家与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见解。

　　北京社会科学院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赵弘，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总部经济理论的学者，7月13日，赵弘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他试图运用总部经济理论，来定位京津冀关系。

　　京津冀缘何“落后”

　　《瞭望东方周刊》:京津冀都市圈或环渤海经济圈，提法已出现十多年，是中国最早提出经济圈或城市群概念的区域。另外，这一区域的许多资源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但经济发展速度实际上比珠三角、长三角要慢，据你分析是因为什么？

　　赵弘:第一，政策原因很重要，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崛起，90年代浦东崛起，国家都给了一些优惠政策，环渤海区域的政策没有落实在空间上。环渤海没有划定一个区域，来作为带动整体发展的经济启动点。

　　第二，环渤海区域观念创新不够，理论创新不够，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作为北方内陆城市，互相看到竞争一面多，看到合作的一面少，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发展经济的策略，基本上停留在争项目、争投资上。核心问题，就是这个区域里，没有明确城市间的功能分工与定位。

　　现实的情况是，北京既想做企业总部，想发展高端服务业，又舍不得放弃普通制造业这块，北京和天津之间，北京、天津与周边中小城市之间，城市功能定位不明确，分工不清晰，产业雷同现象严重。

　　第三，在环渤海区域，国有经济成分比较高，市场化程度不够。无论是北京还是天津，都是国有经济布局较多的地方，各地的经济结构小而全、大而全，不注重企业之间的分工，市场机制没有形成，难以形成优势产业群。

　　《瞭望东方周刊》:环渤海区域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中新的增长极的目标能实现吗？

　　赵弘:我个人认为，目前京津冀都市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这个目标能实现，而且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按照梯次发展理论，中国东部从南到北，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实现崛起，20世纪90年代长三角实现崛起，21世纪初期实现环渤海或京津冀崛起，拉动整个北方经济的发展，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也和国家的战略考虑相吻合。

　　京津冀各具优势

　　《瞭望东方周刊》:你能具体分析北京、天津与河北三地之间各自的优势吗？

　　赵弘:按照总部经济理论，拥有战略资源的地区将成为企业总部的聚集区域，而拥有常规资源的区域将成为生产基地所在地，战略资源往往指优秀人才、软环境、信息等等，而常规资源则是指普通劳力、土地、能源等，京津冀恰好能实现这种分工合作。北京是三地之间战略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天津也具备一定的战略资源，而河北以常规资源见长。优势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北京是三省市中拥有高端的战略资源最多的一方，比如全国三分之一的中高级人才从北京走出，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拥有强大的政府资源;北京高端服务业很发达;是中国科技与文化中心，研发力量强大;拥有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较高消费水准的人群，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是三地之间拥有高端战略资源最多的城市。

　　天津拥有天津港、保税区，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港口，拥有物流优势;天津近代以来工商业发达，所以在各个层次的制造业方面，也具有很强的优势，天津拥有大批的产业工人，可以提供优秀的劳动力;另外，天津还具备部分高端的服务业资源。

　　河北则更多的具备常规资源，比如廉价的劳动力，相对宽裕的土地储备，各种矿产与能源资源等等。

　　角色差异很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京津冀三地应该各扮演什么角色？

　　赵弘:总体而言，三地要实现产业分工和功能分工，实现合作共赢。

　　北京应该是企业总部的主要聚集地。北京要做到:总部聚集，科技发达，服务业集中，国际化程度高，要发挥在这个区域当中的龙头地位，更多的是把资源辐射到周边去。之所以认定北京是企业总部的主要聚集地，是因为北京拥有的战略高端资源，是包括天津在内的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天津则要发挥临海和港口优势，主力发展先进物流业和先进制造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在一些优势产业和优势区域，也可以发展总部经济。但其物流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优势，是北京所无法具备的，所以要和北京形成差异定位。

　　京津之外的周边河北省中小城市，则需要形成特色产业，特别是特色制造业，作为这两大城市的广阔的制造腹地，要甘于从制造业做起。

　　按照这种发展思路，北京将是企业总部的聚集地，产业结构应以为总部经济服务的高端服务业为主，如金融、法律、研发、财务、资讯、广告传媒、策划等等行业；天津将是部分企业总部的聚集地，也是三地的物流业和制造业高地;而河北的功能定位则以生产基地为主，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优势。

　　《瞭望东方周刊》:按照总部经济理论的思路，区域之间分工合作，达到共赢，有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吗？

　　赵弘:其实珠三角、长三角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快速崛起，就是很好的成功例子。

　　以珠三角为例，珠三角的实际龙头是香港。香港是亚洲重要经济中心，有800多家跨国公司的亚太总部、地区总部，有2000多家跨国公司设立的办事处、事务所、代表处，香港人才、信息等战略资源十分丰富;而珠三角能吸引全国各地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比香港丰富，国门一开，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互补的区域经济结构。

　　长三角也是如此，上海聚集了许多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上海与江浙一带的经济链结构非常紧密。另外，浙江、江苏等地的民营、集体企业获得发展之后，总部就往上海迁移，光温州一地就有300多家。至于将企业需要战略资源的重要部门，如研发部门、贸易部门放在上海的江浙民营企业，就更多了。

　　《瞭望东方周刊》:担当生产基地功能的城市，是否注定一辈子做配角呢？

　　赵弘:总部与生产基地之间的分工，主要还是依靠市场形成的。谁的战略资源越多，谁就更适合做区域总部。如果通过行政力量将企业总部或生产基地留在并不适合担当此任的区域，那该区域和该企业，都会相对效率低下。珠三角和长三角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与其市场化程度高是分不开的。

　　另外，生产基地这个角色，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深圳还是广州，与香港相比，无疑都只是配角。但随着珠三角产业群迅速崛起，产业链的不断扩展和深化，深圳和广州两地，也逐渐具备了成为总部的条件。而珠三角的经济腹地也正在扩展，整个广东内陆甚至泛珠三角的几个省区市，都可以成为传统珠三角的生产基地。

　　同样，如果京津冀地区的一些中小城市，甘做配角，甘于从制造业做起，当京津冀地区整体崛起之后，他们也会具备发展总部经济的条件。

　　政府首先应该有所不为

　　《瞭望东方周刊》: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京津冀互动在加强，但还比不上长三角和珠三角，你觉得从政府层面来讲，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赵弘:我个人认为，政府首先应该是有所不为，然后才是有所为。

　　之所以先要强调有所不为，是因为北方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往往会过度干预。在计划经济时代常常表现为抢项目，抢资金，但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应该做到有所不为，要让无形之手多起作用。比如，对北京来说，一般的制造业就不要为，要有这个魄力和胸怀，转移放弃;像河北这些中小城市，不要盲目求全，有些企业希望把总部放到北京、天津，地方政府也不要阻拦。

　　有所为，就是政府要做应该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公共服务，政府机关要多一些商气，少一些官气，降低北京等地的商务成本。

　　还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硬环境建设，建设大交通体系，使得京津冀之间的物流、人流、信息流，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