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浙江金融业健康是因为浙江人讲信用。但是，讲信用也是一种选择，浙江人为何比其他地方的人讲信用呢？为什么浙江人觉得选择讲信用是有利可图，是划算的呢？
撰稿／高小勇
有人说，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成了唯一一家捡垃圾的公司——专捡国有商业银行的垃圾，不良资产都集中在这里处理。这个公司有个资产评估委员会，为这些资产收购跟债务人谈判价格。委员会主任黄志凌博士是在公司成立时就从银行去的，最近见他，已是满头飘雪了，尽管他年纪比我还小。行万里路，追万笔账，他人到中年就一头白发，表明了中国金融问题的复杂。
前不久，在京约黄博士和一位官员聊天。茶喝白了，黄博士建议我，这个问题你可不可以写文章：浙江的不良资产为何最少？
这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一问。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本可以小些吗
在具体商品交易的初级市场上，中国是呼风来风唤雨得雨，全世界都望风披靡的。但在金融交易的高级市场方面，却是步履踉跄，连印度都不如，反差巨大。何以如此，不大容易明白。
市场分高级初级。与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交易比，金融交易是高级市场。所谓高级低级，我的看法是信息费用不同。
初级市场是一种现货市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商品的信息相对不难弄清。锅铲能不能炒菜，卫生纸派什么用场，一目了然。为了方便交易，商家还要主动想办法节约你的信息费用，比如利用超市这种商业形态，让人们可以近距离地了解商品，许多家电商场同时开着许多台电视机，就是这个道理。
国有商业银行一般毛病就是，在比初级市场更需要信息的高级市场，却没有激励去获取和甄别信息。原来与计划经济匹配的国有商业银行又至今垄断着我国的金融业务，中国金融高级市场当然也没什么效率可言。当局显然意识到了问题，前些年的银行商业化改革，不良资产的剥离，直到最近国家注入外汇资产，支持国有商业银行上市。
但不同的改革有不同的代价。与我国自发的已占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相比，国企改革的代价是高昂的，仅仅是股市，据最近计算就损失了七八个三峡电站的市值。如果考虑中国还要靠吸引外资来发展经济解决就业，这些损失的机会成本就更高了。中国银行改革也代价不菲，现在还在支付。是不是有知识可以让我们节约些改革成本呢？为节约金融改革成本，我们进口了不少的知识。但成本依然高企，是不是许多知识太书本太教条？是不是我们并不真正懂得中国市场演进生成，懂得约束，懂得本土资源本土智慧的利用？
我是从黄博士那一问中想到这些问题的。他这一问里的信息是，浙江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是全国最好的。而民间金融的情况呢？我去年到过浙江台州的路桥区，全国声名显赫的两个民营金融机构——台州商业银行和泰隆信用社——都在那里，他们的坏账竟然都在1％以下。这说明，浙江的经济增长尽管不是全国最快的，但它的资产质量却是全国最好的，经济成长自然也是最健康的。但是，浙江金融业的健康，却似乎并没花多少成本，也没那么多理论。
浙江高级市场费用是如何降低的？
2004年，我带着一个摄制组到浙江台州的路桥拍专题片。小小的一个路桥区，竟有十多家银行在这里做生意。全国名声最响的民间金融机构就在这里。为什么？
有人说，浙江金融业健康是因为浙江人讲信用。是的，信用是很节约金融市场费用的。但是，讲信用也是一种选择，浙江人为何比其他地方的人讲信用呢？物理学是通过力的变化来解释和推论物质运动；从趋利避害的角度看世界的经济学，是通过成本价格变化来解释和推论人的行为选择的。而对真实世界约束条件没有了解和洞察，你是不能谈价格高低的。那么是什么东西的约束，让浙江人觉得选择讲信用是有利可图，是划算的呢？
如果你的经济学感觉好，理论可以给你一个方向性答案，浙江金融业坏账少是因为它们降低的信息费用比别的地方多；而你还可以根据产权理论发挥说，浙江的民间金融业有激励去降低信息费用。进而，你还可以像其他学者那样，提出和倡导民间银行来节约中国高级市场发育的费用和代价。但是，你又如何解释浙江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呢？
浙江省政府的学者卓勇良曾经跟我说起过浙江的企业密度。我把它作为约束条件，用来理解路桥和整个浙江金融业。前两年的全国普查，全国平均万人有40家企业，浙江是79家。去年我在路桥了解到的企业数是1008家，几乎是全国的27倍。而且大部分是私人企业。如此密集的私人企业，竞争当然充分，企业优劣信息当然也充分。这显然大大节约了金融企业的信息费用。再说，企业多，这家企业不理想就选那家，这笔贷款死了，其他几笔挣钱，大数定理也决定在这种地方贷款风险低。
路桥私人企业的密度作为约束条件，也决定了民间金融企业首领的行为选择。政府对民间金融管制较严的原因之一，就是民间金融企业首领卷款而去。事实上，民间金融出事的地方，大多企业密度小，正常生意难做，就容易选择卷款发财。路桥民间金融企业好，并不是他们人品好，讲信用。而是在企业密度大的约束下，正当贷款生意就很挣钱，选择卷款逃逸来挣钱，代价相对太大。
浙江的高级市场如何演进
当然，企业密度与金融高级市场的发育是互为约束互为条件的。如果浙江没有发达的民间金融，浙江也不会有这样的企业密度。我不是一般地反对民间金融，而是反对到处提倡创立民间银行，因为动辄银行，尽管是民营的，也并不一定就能降低由于组织规模大市场半径大而生的信息费用。
事实上，浙江私人企业的发展，最初就不是在国有或民营银行帮助下起来的，而是靠信息成本相对较低的亲戚、朋友、邻里、同村、同乡的借贷关系成长起来的，民间金融企业也是这样摸索成长起来的。对这样市场半径限定、信息费用低的民间金融，政府的确应该放松管制。正是浙江民间金融大大增加的私人企业密度，除了降低国有银行的信息费用外，还给当地国有银行增加了竞争的压力。
同在一个地方，民间金融业绩那么好，你那么差，就很难说得过去。印度的银行坏账少，除了英国人留下的法律信用制度外，私人银行的竞争显然是个重要原因。商业银行中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都是真正的合作制，开发银行大部分是政府办的，只有一家是私营，非银行金融机构4．7万家，多为私营。一有了竞争，各自就发挥自己比较优势，就有创新出现。
去年在浙江路桥拍片，发现当地国有商业银行下午4点就关门打烊了，两家民营金融机构的几个营业网点晚上7点还灯火通明，众多客户还把一块块砖头般大小的钱往银行柜台里扔。走马观花，你会说国有银行服务差；但其中的道理比人们看到的还要深刻许多。
曾经有学者估计，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可能会与中国的银行出现这样的分工，外资银行有甄别贷款的比较优势，中国的银行营业网点多，有吸收存款的比较优势，那么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的银行分工吸收的存款，然后打包给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发挥甄别贷款客户风险的优势专门分工贷款。然后，大家分享其中利益。
在路桥，民营金融机构和国有银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分工迹象，国有银行利用国家信用的吸储优势，将存款以现今可以变通的各种名目放出，让信息充分的民间金融机构分工贷款，然后分割利益。这一点，从不同金融机构负责客户信息的经理人数也可见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客户经理就有四五十人，而当地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只有四五人。道理很简单，国有银行把钱给别人去贷，它当然也不需要这么多客户经理，当然也不需要上长时间上班。
其实，外国商业银行并不是在所有的中国贷款上有优势。路桥一家民营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跟我说，他正在争取政策，希望得到允许，能挣外国金融机构的佣金。有外国金融机构找他，也看中了路桥的企业密度，想在路桥贷款挣钱，但信息、工资成本却不如本地民营金融有优势。负责人对我说：“他们一个客户经理需要多少美元，我的客户经理才多少薪水？”
把浙江的知识一般化，那就是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要注意本土的约束条件以及约束条件的转变，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能教条理想，成本较低的道路是通过发展民间金融，加强竞争来进行；民营银行不能在企业密度不同的地方一概提倡，而是着力发展市场半径小信息费用低的民间金融。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浙江私人企业的密度，降低了那里高级市场的信息费用，于是，金融企业无论公私，都赚钱。我推论，中国真正的商业银行会在浙江产生。（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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