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仿佛是“跷跷板”的两端。全面抗战8年里，曾经繁荣的中国民间资本不断地从一端滑向另一端。

　　1938年3月起，华东华中的600家民营工厂历尽艰辛迁往西南。这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一次壮举。“我们不是逃难，是创业。”这是当时亚洲第一碱厂——永利化工公司内迁时的口号。

　　“当时内迁的大多数企业，都是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样是最能支持抗战，并进一步发展民族产业的。”永利化工公司经理李烛尘的后人李明智对《商务周刊》说。

　　1945年8月，8年抗战胜利来临。但在大后方四川，却出现了“胜利爆竹一响，工厂陆续关门”的景象。永利公司经理李烛尘无奈地称：“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

　　据史料载，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的390家会员厂中仅存100家，而开工者只20家。

　　而与此同时，中国民间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1915-1935）时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商会自治和市民社会思想也彻底没了踪影。

　　战前“黄金时代”：民资的优势与“统制经济”起步

　　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国民间资本的初步发展期。民族工业的年增长率为13.37%，增速高于“国营资本”。到1920年，代表民族工业资本的民营企业约有4.51亿元资产，是国营资本的3.9倍。“这一时期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自由资本主义都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教授吴承明认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此后，中国经济出现了自由主义与国家权威主义结合的趋势。但至少到1936年，二者的结合并未影响民间资本的发展。据史料载，这段时期，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

　　古代中国官营经济思想是国民党时代中国国营经济思想的理论源泉之一。蒋介石曾分析认为，孟子、荀子主张“关几而不征”，是一种放任主义；而管仲、商鞅主张管制商业，平准物价，是一种干涉主义。蒋本人更倾向于后者，他认为这与孙中山所倡导的“民生主义”相符。

　　“经济的原理，就是经世济物的道理，亦就是国计民生的学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发表的《中国经济学说》一书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民生”想法。他认为，经济的目的在于：“国家以最小的时间与精力，本于文化的遗传，依于科学的方法，发挥人力、地力与物力，至于极高的限度，用之于民生与国防。”

　　同时，蒋也找到了与他同一时代的活生生的例子——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以军事起家的蒋介石，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曾有过浓厚兴趣。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法西斯主义，一举冲破凡尔赛条约束缚，重建了国防军。二战前，蒋介石曾表示过：“法西斯主义是现在中国需要的东西，是挽救中国衰退的‘兴奋剂’。”

　　与蒋介石不同，国民政府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宋子文则对苏俄的计划经济极为赞赏。作为一个留美归国者，他早期的经济思想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但随着其步入政坛及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认识，宋子文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31年初，宋子文提出：“国家政权直接介入，干涉社会经济的主张。”

　　蒋宋二人，在实行国家对经济的统制上是一致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开始推行‘统制’政策，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统治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虞和平教授对《商务周刊》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强调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绝对统治，尤其是对包括交通、金融和重工业在内的‘上游产业’的控制。1928年之后蒋介石也是在这么做的，理由基础也是民生主义。”

　　对现代中国的经济史来说，1928和1935是两个重要年份。1928年，国民政府首先从掌控金融资本入手。政府派任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董事，并以政府名义参股20%。这两家银行成立时都属国有，但在北洋政府时改为民营。1935年时，国民政府颁布《中国银行法》和《交通银行法》，同时发行金融公债，又以公债作为资金参股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将其股权提升至50%和60%，这两家银行的性质再次从民营转变为国有。

　　“这种行为就是利用国家手段强行夺取企业所有权。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又采取相同手段将另外浙江实业银行等10家经营状况较好的民营银行也改为公私合营，实际上就是官营，因为政府股本已占据了80%。”虞和平说。

　　1935年，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用纸币取代银元（硬通货），由四大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其余货币一律停止使用。国民政府借此统一了货币发行权。同时稳定汇率，法币实行“外汇本位制”，盯住美元和英镑，但以美元为主，1元法币约合0.29美元。

　　“国民党政府统一货币发行，从理论上完成了货币近代化的进程。蒋介石自己也说，他实行经济统制是从整顿金融开始。”虞和平说，“随后，国民政府改组机构，加强对工业和交通的控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改组政府部门，成立三部三委，准备与日本抗战。“三部”为交通部、铁道部、实业部；“三委”是经济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1935年后，由国防设计委员会更名而来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为当时中国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尽管国民党从1928年开始提出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计划，但并未马上执行。”研究中华民国史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赵兴胜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钱，另一方面，军阀还在混战，名义上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执政力量并不强。

　　到1935年，四大银行改组与法币改革成功，同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被迫辞职出国，担任实业部长的汪系重臣陈公博下台，继任者为原中国银行总裁、《大公报》社长吴鼎昌。吴鼎昌响应蒋介石号召，开始大规模对工业着手实施酝酿已久的国营建设计划。

　　1930年代，国民政府实行了有限度的开放政治。在外交、经济和教育等技术性政府引入部分非国民党籍的专家型知识分子。1931年9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蒋介石、宋子文分别任正副委员长，委员最多时近40人，均为党、政、学、商各界知名人物。作为经济计划与实行机关，全国经济委员会负责统筹国营经济，扩大国营经济体系，它被视为当时“中国统制经济的最高机关”。上海银行的陈光甫、中华火柴厂的刘鸿生、申新纺织的荣宗敬等著名民族资产阶级也名列委员之中。

　　而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乃是“九一八”后蒋介石为开发人力物力资源、争取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支持而设，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一大批有影响的知识界人士如胡适、丁文江、杨振声、翁文灏、吴鼎昌先后加入其中，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并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西方大师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负实际责任。以1934年8月时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为例，该会149人中，有留学经历者121人。

　　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工作，可以说是民国以来中国政府对基本国情和工业化基础的首次系统调查摸底，不仅为抗战，也为以后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在调查设计的同时，国防设计委员会还开始作一些与战争联系密切而中国尚属空白的小规模、实验性质的建设工作。如陕北延长油田的勘探与开发。

　　1934年底，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的工业建设，开始实施重工业建设计划，兴建国营企业。在此期间，蒋介石一直兼任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担任正、副秘书长职务。

　　学者谢泳在一篇名为《翁文灏的遗憾》的文章中，曾经对这些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成员评述道：“他们不同于一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多数人是经济学家和工程师，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的重要性，不体现在政治思想上，而体现在经济思想上。资源委员的主要成员是以留英的学生为主的，他们多数出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很多人就是1940年代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重大影响的拉斯基的学生，深受费边社社会主义的影响。他们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对于计划经济都有好感。”

　　1935年-1947年，资源委的实际负责人一直是地质学家翁文灏。翁早年留学比利时，与自由派代表胡适私交甚笃。1932年夏，翁文灏应邀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开始了他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上层的直接交往，他企图借政府的力量发展经济以实现其工业救国的理想，向蒋介石进言：国家必须建设，绩效可期。1954年3 月，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的一次茶会上曾对资源委员会评价到：“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20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

　　尽管此时国民政府上至蒋介石，下至翁文灏、钱昌照等资源委成员，或将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富强中国的捷径，或对计划经济情有独钟，但这时国民党所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反而在早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资本力量的发展。

　　“中央政府的确立，统一币制、统一税收，这些都是民间资本一直以来的呼声，统一才能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成本。”赵兴胜博士对《商务周刊》说。

　　而林纲也认为：“从抗战之前国民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看，国家统制得并不过，仍是自由经济政策为主，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市场经济。这是从北洋政府延续来的。国民政府想控制，但又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因为厂子的原料、资本、生产等都掌握在资本家自己手里。”

　　事实是，抗战之前，在当时的三大主要产业纺织、电力和航运中，民资确实显现出非凡实力。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记载：1936年，全国华商纱厂占有的市场份额为44.2%，且规模不俗，仅荣家的申新资产总值达7365万元，资本公积和准备金1390万元。其余为日商和英商瓜分；

　　民营电厂已发展到415家，发电总量为32万千瓦。而当时全国电厂总计为460家，发电总量为63万千瓦；

　　1936年，全国航运总吨位为60万吨左右，其中国营的招商局正处于发展停滞状态，船只徘徊在6.2万-7.1万吨，而民营资本家虞洽卿所控制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总吨位已达9万余吨。垄断了川江航运的民生公司是1930年代发展最快的航运公司，仅用10年时间，就从70吨发展到1937年的1.8万吨。

　　1936年，不计1931年后沦陷日本之手的东北地区，中国的民族工业资本约为1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主编吴承明估计，在当时工矿业中，民营资本是国营资本的5.68倍。

　　全面抗战：

　　国有化全面胜利与官僚资本的蚕食

　　抗战打断了自1935年以来的国民政府的工业建设计划，也使中国民营资本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战争促使国民经济转入战时，为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和控制提供了契机。

　　1938年1月，国民政府调整了中央行政机构。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等并入经济部，翁文灏任部长，同时兼资源委员会主任。这次改革，使资源委员会作为发展国营工业的专职机构，在政府中拥有了突出地位，并以独立姿态成为国民政府第一个专事国营工业的机构，表明了其在战时发展国营工业的决心。

　　1938年3月，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宣言：“抗战期间关于经济之建设，政府必当根据民生主义之信条，实行计划经济，凡事业之宜于国营者，由国家筹集资本，从事兴办……”

　　就在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当月，为了保存与强化抗战经济力量，国民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业内迁。

　　事实上，早在抗战前，国民政府已开始秘密内迁。迁厂之议，出自翁文灏的资源委员会。1936年10月，交通部即密令将国营招商局机器厂自上海迁往武汉。

　　1938年3月，约有600家民营工厂也开始历经艰辛，迁往后方。这是中国工业史上一次壮举。内迁工厂在工业基础极为贫乏的西部地区成为发展工业的骨干力量，在抗战头3年间，后方民营工业的投资超过了战前全国的平均额。

　　但1942年后，民营工业逐渐处于日益困难状态。除了通货膨胀外，原因主要是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国家资本的侵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政府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由蒋介石担任，一直到1948年四联总处结束，从未易人。据史料载，在蒋所担任的职务中，有两个是从不放手的，一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二就是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官僚资本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宋子文为常务理事。1939年，根据《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四联总处成为对全国金融政策有决定权并对全国金融机构有考核和监督权的组织。作为战时后方惟一可以提供大量信贷的银行，四联总处实际是战时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的总指挥部。

　　“四联总处将资本大部分配给了国营企业，给民间企业的贷款很少。他们利用战时经济政策‘抢了所有人的钱’。”民生实业公司研究室主任赵晓铃说，“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要求各企业如需贷款必须向四大银行借贷。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民营企业资金，还对其资金的使用数量和用途做了限制。”

　　由于实行物资管制，内迁四川的企业后来大部分被绑到了国家的战争机器上，为政府生产战争物资，很多企业逐步被官僚资本和国家资本渗入，一是因政府提供贷款等方式逐渐被控制；二是由于地方经济因素，企业经营一落千丈，最后不得不交给政府。

　　统制最早的工业品是钨和锑，1937年，这两种产品100%为民营企业生产，到1944年，已减至8%。“民营企业减产的原因是政府压低收购价，以至不敷成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分析到。

　　抗战刚一开始，1937年，国民政府即通过《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让资源最大地用于战争，并控制所有与军需相关的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贸易等各个环节，而且控制的面越来越大，国家资本在加强重工业发展的同时，在轻工业领域也获得了显著扩张。1939年，政府开始对生活资料的生产、销售进行全面干预。面粉和火柴行业原本没有国营资本进入，但到1943年，国营企业已占产量的27%；棉纺织一向是民营最重要的行业，至1942年，在后方的76家纺织企业中有33家属于国营，国营企业控制了后方纺织工业资本总额的49%，到1943年，国营已达51.1%。

　　国民政府对内迁民营资本的态度转变发生于1939年。

　　战争初期，由于时间、经费的极度紧张，国民政府不得不把精力用于利用内迁及原有民营工矿企业的设备，以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动工业的发展。也就说在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基本上沿袭了战前发展模式。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以此为转折点，国民政府开始对国营资本大规模投资。1939年5月，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全国生产会议，蒋介石在开会训词中提出：“要集中资本，扩张生产……我们今天要发展国家资本、奖励私有资本、欢迎友邦资本，来扩大战时生产。”此后，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确立。

　　在此之前，社会思潮已经发生变化。“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一些人原本坚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和实业家开始发生变化。美国发生了‘罗斯福新政’，在上海，商会也出面要求政府出来干预经济。不管他们是出于个人的利益还是国家的利益，这都给‘管制经济’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赵兴胜说。

　　事实上，国家资本的战时统制也得到了许多民间资本的支持。“那一代人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特别大，包括卢作孚本人也都赞成实行战时经济统制。”赵晓铃对《商务周刊》说。

　　而国民政府发展国营工业，也强调“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一点，蒋介石和孔祥熙都明确讲过。”赵兴胜介绍说，1939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即确定了“国营及省营工矿等业，应均以供给国防需要增进社会繁荣为方针，不以与民争利为目的”。

　　但事实与国民政府的这一说辞完全相反。宋子文任部长的财政部，1939收买了民营川渝漂鬃厂，并将其扩建为具备漂制四川全省白鬃的能力——等于抢走了四川所有同行的饭碗。后来，国民政府财政部又参资并经营中国茶叶公司。

　　翁文灏的资源委员会也在统制经济过程中为部门谋求利益。一方面，资源委在统制钨锑等特种矿产进行易货偿债过程中，获得了可观的外汇收入。1939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根据资源委员会请求制定“钨锑专款处理办法”，同意其将该外汇提成20%作为事业经费。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记载，资源委员会在抗战八年中，仅此一项共获利4910万元，约为战前币值632万元。

　　如果缺乏监管，“化私为公”之后必然会再“化公为私”，今天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比比皆是的场景，其实60多年前就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大规模发生过。在抗战后期，从国家资本之中又演化出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借助甚至驾御着统制经济，获得了肆意的扩张。

　　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抗战前资本为350万元，1939年欲增资到700万元，孔祥熙打算由中央信托局参加投资，宋子文则自香港派人来重庆，提出由中国银行参加投资。孔宋二人均提出要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卢作孚急中生智，请来交通银行负责人钱永铭居中斡旋，才避免公司易主。

　　“卢先生支持国家干预经济，他觉得这样对国家有好处，但这并不是说就可以放弃公司所有权。”赵晓铃说。

　　有“火柴大王”、“煤碳大王”、“水泥大王”之称的大实业家刘鸿生在后方创办企业资金不足，商之孔祥熙，孔提出国家投资，官方任董事长而刘任总经理兼火柴专卖局长等条件。“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及在兰州办的西北毛纺织厂，都有官僚资本投资。”刘鸿生在战后感慨地说，“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重庆却成了伙计。”

　　“需要强调的是，孔宋等并不代表国家资本，只是有国家资本介入的官僚资本。”林纲说。

　　当时曾有人对国营经济和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与民营经济生存空间的急剧萎缩提出批评。作为全国最高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的一些议员对国民政府的管制政策曾表示异议。1938年7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上，一些委员提出：“国营事业宜确定标准，不宜漫无限制与民争利。”尽管国民党当时对此做了保证式的答复，但随着经济控制大权不断被资源委和官僚资本家所掌控，随着蒋介石在国民政府越来越稳固的独裁，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经全方位获得压倒性优势。

　　“资源委员会这时代表着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理想，一条道路，一个组织，相对提倡自由主义经济的人已都被剔除了。”赵兴胜说。

　　战后4年：

　　从国营泡沫到民营化失败

　　“政府事业的章鱼状势力结构，正在变得自我固化并富有扩张性。”1941年12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这样批评中国国民党政府不断将私营事业从一些领域中排挤。

　　国营资本也不争气。1942年后，国统区的国营资本尽管不断膨胀，但效率和效益却极差。资源委员会154个所辖企业的财务报告显示，抗战期间28%的企业亏损，25%的企业利润低于5%。

　　此时的翁文灏也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设施虽初见端倪，但与实际需要相较，如杯水车薪。中央电工器材厂（当时最大的国营企业）与德国西门子相比不及3%，其他更是望尘莫及。”

　　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产业，加上收购的民营资产，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资产已占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但这些资产要恢复生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据专家估计，战争期间与战后初期，中国的工矿交通事业共损失设备31亿美元之巨。国民政府只有投入同样数目的资金，才能使工业生产能力恢复至原先水平。

　　但31亿美元对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1946年，国民政府年度国库实支出为5.5万亿元法币，而税收等各项收入不足2万亿。

　　许多国营企业长期得不到恢复，同时国营企业中，官僚化、衙门化的痼疾仍深植其中。尤其严重的是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事业不断被官僚资本鲸吞蚕食，成为了大官僚与民争利的工具。名为国营，实为权贵控制。这已严重背离了国营企业的宗旨。

　　甚至连翁文灏也开始批评当局：“资源委员会主办的事业是国营企业而不是私营企业，可是我不明白，有些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在大办私人企业，像扬子公司（宋子文控制）之类，难道符合三民主义吗？”

　　1942年，新模式产生的新困境，使得国统区思想界对这种经济模式的争论再起，民营化之声不绝于耳。深受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影响的章乃器不断批评国民政府：“不要盲目地借用凯恩斯理论，凯氏理论‘是死板的、机械的’，用在产业落后的中国更加是时地不宜，应尽量鼓励民营而避免政府直接经营。”

　　1943-1945年，蒋介石从延续国民党执政地位的需要出发，先后发表了《中国经济学说》、《中国之命运》、《经济建设的方针》等一系列论著。蒋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都不合与中国传统精神，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不取放任自由，不取阶级斗争”，而是实行“有计划之自由经济发展”，并表示，除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外，均可民营。

　　蒋介石的转变，既是对国统区政商学界批评不得不进行的回应和解释，也与美国的影响有关。

　　1941年8月，英美签署《大西洋宪章》，其核心内容强调以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恢复并重建国际经济体系。这一观念在1942年6月的《中美租借协定》中给予了确定，。

　　1944年，美国拟订的“战后经济政策与计划”，反复强调了对私营企业与自由竞争制度的维护，并坚持作为战后国际经济的基本原则。

　　蒋也反思了国营企业存在的问题：“以往国营事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在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因此，蒋同意以政企分开为基本原则，在国营事业中广泛推行公司制度。

　　“二战胜利后，全世界一片社会主义之声，只有美国又开始倡导自由主义。中国与美国的道路不同，但为了得到美国援助，蒋也做了一些妥协性表示。”赵兴胜说。

　　然而，这时的中国民营资本大多已无力或无意接盘了。战后，民间资本进一步萎缩。1948年，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1936年的78.6%，约合战前币值14.85亿元，而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约15.99亿元。此时，全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11.2%，官僚资本占64.1%，民族资本占24.7%。以荣家为例，分裂为三派：长房荣鸿元主持申新总公司；二房荣尔仁以荣德生名义主持申新总管理处；女婿李国伟主持汉口的“申四”、“福五”。1947年底，申新各厂开工共52万锭，不及1936年的57万锭。开工布机仅为战前的61.7%。而福新等面粉加工厂开工仅为战前的47.9%。

　　抗战后期，国民党已无意扶持民族工业，对后方的设施也如弃敝屣。1945年8月，有内迁工厂代表130人群集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院长宋子文答称：“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上，你们这批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

　　此事让全国工业协会代理事长胡西园、迁川工厂联合会主席胡厥文、著名实业家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等满腹抱怨。后胡西园等再次面见蒋介石，才获得贷款38亿元。复员所获38亿元，分给300家企业，每家所得无几，尚需变卖资产，以还债务。

　　在蒋的“计划式的自由经济”中，重工业的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寄托在外资上。从抗战开始到1947年，国民政府主要靠外资来维持国民经济。抗战期间，仅资源委员会获得美国的救济和援助资金即达3523万美元，其他军事战略物资更数以亿计。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高潮。当年，国民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为13万亿元法币，而支出却高达约为40万亿元，收支相差27万亿元，只好银行垫借。1946年，货币供应量比1937年增加2900倍，上海市物价较战前上涨8000倍。国家资本民营化似乎成了惟一的稻草。

　　1947年4月7日，由蒋介石亲自审核批准的《国营事业配售民营办法》正式公布实施。该办法规定：将经济部、农林部、粮食部、财政部、资委会、中央信托局等部门所属17个生产企业的全部资产或部分资产，以标售或发行股票的方式出让民众。

　　这开启了国民政府长达两年之久而备受争议的民营化工作。1947年春到1949年春，先后有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四人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并在各自任期内以不同形式试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但均以失败告终。

　　战乱不断，政策朝令夕改，即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和继续攫取，让国民政府民营化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这是国民党政府一个治标的权宜之计，它并非以壮大民间资本为目的，而是‘诱致游资，平衡预算’，解决现实的财政困难。”赵兴胜说。

　　国民政府民营化失败半年后，新中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