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 刘中华
1917年 出生于山东文登
1932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 入伍，历任营指导员、团政委、旅政治部副主任、军分区政委、华东野战军9纵27师政委、30军政治部主任
1949年后 担任华东海军第6舰队副政委、司令员兼政委
1955年 去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任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校长
1955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115师遭围剿，我带加强营掩护陈光罗荣桓
1937年10月，沿津浦线南下的日本侵略军占领沧州和德州之后，又进占了离济南只有130多里的禹城。日本鬼子的飞机，几乎天天都在济南上空盘旋侦察，有时还发出警告性和骚扰性的扫射。
此时，20岁的共产党员刘中华被关押在特种监狱“济南反省院”里。远处隆隆的炮声已隐约可听，刘中华知道敌人攻进来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干什么？刘中华的疑问很快得到解答。来“反省院”探望的亲友说，韩复榘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随时逃跑，逃跑不及就做汉奸。
在不久前的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刘中华和他同在“反省院”的战友们向当局进行了说理斗争，他们问：“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了，共产党是合法的政党，大敌当前，为什么还不释放我们？”他们决定绝食，最后在写了一份《抗日志愿书》后，他们被释放。
获得自由的刘中华立即投入到抗战中去。
起兵天福山
游击队成立后积极动员群众，很多地主士绅是开明的，他们都支持抗日
出狱后的刘中华回到家乡文登县，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不久，他和胶东特委取得了联系，特委书记理琪给了他一封指示信，让他“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立即组织抗日武装。“如何组织抗日武装？枪支从哪里搞？”接到这个指示，刘中华感到高兴的同时又茫然无措。
他和战友宋竹庭决定去找特委书记理琪。刘中华记得那一天是12月23日，理琪和他们详谈了省委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要在山东全省范围内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创建抗日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省委给胶东编排的统一番号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根据当前的准备情况和现有的人员武装，决定先成立一个大队，即“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理琪说，各地凑齐的人员和武器第二天就可以来齐。
1937年12月24日，特委召开了干部会议，理琪庄严地宣告“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正式成立。理琪说，今天成立的虽然只是一个大队，然而它标志的却是第三军的成立，不久的将来要创立起第二、第三大队，亮出第三军的旗号。
第一大队下属三个支队，余得水任大队队长，宋澄为政治委员，刘中华被任命为第三中队的指导员。“指导员主要做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快我就当了大队指导员，营指导员，1938年是团政委。当时能干什么？主要就是靠着敢干、肯干、听话。”刘中华说，20岁的他可以做指导员，是因他是老党员，坐过牢，经受过考验。而当时的战士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孩，相对于他们而言，刘中华已经是很有经验的同志了。
第一大队成立后以党的名义公开展开武装活动，从天福山出发，以文登县为轴心，用10多天的时间，在全县境内绕行一周，开展宣传教育，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吸收爱国青年参军，以扩大抗日的武装队伍。还有一个任务是收集各种枪支武装，特别是豪绅地主过去防身保家所存藏的武器，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为抗日救国保家乡而捐献出来。
刘中华说很多地主士绅是开明的，他们都支持抗日，但是当时部队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恐惧和不满。比如派饭问题，部队成立之初不能自供饮食，每天三餐都只能依靠所过村镇向各家摊派管饭。当时的原则是富人多派，穷户少派或不派。但吃了饭不打欠条也不记账，实际上等于白吃。而在出枪问题上，对于不肯捐献的顽固分子，部队采取了一些强制手段，全家搜查甚至捆绑吊打。这为后来的“岭上事件”埋下了祸根。
刘中华回忆，部队24日那天是在天福山玉堂庙前广场上举行的成立大会，庙门前是一面“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的红旗，是几位女同志连夜赶制出来的。就这样，胶东第一支抗日武装便正式诞生了。这就是“天福山起义”。“我们的部队可以说是第一支敌后抗日游击队，当时有40条枪，50多人。其他的游击队大都是在1938年春天成立的。”刘中华说。
这支队伍便是后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的前身，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集团军”的基底。50年后，刘中华写了一首绝句来纪念这次起义：
半岛圣地天福山，革命英豪聚万千。
武装起义创三军，抗日烽火红满天。
轻取牟平城
拿下县城后部队研究认为，游击战不能这样占领一个县城，应该到山区去
12月25日凌晨，按照既定的部署，一大队出发了。每过一村，他们都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演唱抗日歌曲和招募群众进行大会、小会的抗日宣传活动。此外，还组织动员一些爱国青年参军，调查豪绅地主的私存枪支。
经过短短几天的宣传，部队得到了沿途村镇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社会上层的爱国士绅名流也对这支部队大加赞赏。大敌当前，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
1938年1月24日，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因放弃山东在汉口被蒋介石枪决。这让山东的抗日力量感到大快人心，抗日活动日渐高涨。
“1938年春天，敌人从青岛出发，占领了牟平县城。牟平县长投降做了伪军。我们趁其立足未稳之时，攻下牟平城，把县长抓了。”对于三军的第一仗，刘中华还记得其中的一些细节。
那时候部队已经有300人，但要靠着300人硬拼一个县城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靠偷袭。部队从驻地急行军80里路，拂晓的时候来到牟平县城外。县城由一条护城河围着，但是有一道水道门没有关，周围也没有警戒，刘中华他们轻松地进入牟平县城，捉住了投降的县长。这次行动之所以如此顺利，是因为牟平县的公安局长做了内应，他没有关那道门，把周围的警戒人员也调走了。
拿下牟平城后，特委机关转移到离该县西南3里处的雷神庙，机关在那里开了一个会，研究今后的抗战政策，说游击战不能像这次一样占领一个县城，而应该到山区去。因为刚拿下一个县城，名义上是开会，其实是在休息。
早上八九点的时候，鬼子得知牟平失守的消息，100多个人开着车从烟台赶过来了。当时一中队在雷神庙担任警戒任务，而刘中华的三中队是在城的西关，完成攻城任务后原地待命。
鬼子来得很快，当时的特委领导、大队领导和一中队共有三四十人，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牟平县的公安也加入了战斗，从后面攻打鬼子，日本人害怕，就退回去了。
“我们牺牲了两三个同志，其中包括特委书记理琪。”理琪不是真名，刘中华至今仍然不知道他的真名，当时很多地下党员都是以化名的方式出现的。但刘中华知道理琪是河南人，为了革命事业专程来胶东，“理琪为胶东的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几十年后，当刘中华看到一部电视剧《烽火胶东》有丑化理琪后，他曾多方呼吁更正。
刘中华第一次经历枪林弹雨是在1938年11月，“鬼子从平度向蓬莱、黄县和掖县进攻。这3个县的县长都是我们委派的，原来的国民党县长跑了。”刘中华说。共产党接管了这3个县，尽管第三军发展很快，但其力量仍然不足以和日本军队正面交锋，“敌人人多就躲，人少就打伏击。很多人还没有枪，光有手榴弹，枪都要靠缴获而来。一方面来自敌人，一方面是来自地主豪绅，缴了他们的枪，说你不抗日我抗日”。
在这次战斗中，刘中华负了伤，两颗子弹打在他的两腿上。仗打完后，他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漫漫延安路
春天出发，穿过敌占区，到晋东南时已是深秋，刘中华因病终未到达陕北
刘中华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月即接到职位调动的命令。胶东5支队组织部长病故了，组织上让他去接任。
他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好，皮还没有长出来，医院的护士孙玉琦隔几天就要去看望他一次。孙玉琦是医院的护士班长，卢沟桥事变后她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在医院里做伤员的护理工作，同时也做群众工作。那个时候，根据地有党、政、军、民四套系统，刘中华从军队系统调到党务系统，而像孙玉琦这样在群众委员会下的，则是属于“民”的系统。
这一天，孙玉琦又去看望刘中华了。刘中华痊愈之前，他就是她的病人，而当他已不住在医院的时候，孙玉琦就每过几天去看望一次。这是她的工作。
药换好后，政委宋澄进来了，看到了他俩，笑呵呵地说：“你们关系不错啊。“刘中华知道他的话外之意，赶紧说：“哪里的事啊。”宋澄是和刘中华一起坐过监狱的，要年长他几岁，平时像兄长一样关心他，这一次的关心俨然一个命令：“你行了吧，你也不小了。”宋澄说。
即使在那个时候，刘中华也还没有到婚嫁的年龄，当时他22岁。但当他听到宋澄的话后心动了，他对眼前这个精心照料过他一个月的护士产生了感情，很快，他们结婚了。“我是那支部队最早一批结婚的。”刘中华说。
1939年春，中央将召开六中全会，为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准备，中央要求各大区派代表到延安汇报该地区的敌后情况。刘中华作为胶东代表，和山东代表团一起前往延安。
他首先到鲁中沂蒙山区，那是中共山东的总部。代表团一行人开始往西走，他们要穿过敌占区，有将近100人的武装部队护送他们。
这个时候正逢鬼子开展春季扫荡，“我们只有偷着走，过了铁路，被敌人挡回来，再过，再被挡回来，在鲁西转来转去好几个月。”
就这样穿过敌占区，来到根据地，再穿过敌占区，再来到根据地，一路辗转。他们出发的时候是3月份，柳树才开始发芽变绿，等他们到达晋东南18集团军总部的时候，已是秋意浓浓的10月。
彭德怀接见了他们，嘘寒问暖。“朱老总也骑着一头毛驴来看望我们，他可朴实了。”孙玉琦补充说，她跟随刘中华一起前往延安。
要去延安，还得经过严密的封锁线。在沂蒙山区的时候一个战友送给刘中华一匹大洋马，他的脚掌是平的，不能走远路，有了这匹马，刘中华当上了“骑马干部”，而孙玉琦背着一个包跟在他后面走。“叫我坐我也不坐，没有这个职位是不能骑马的。”孙玉琦这样说，而当时的刘中华，是山东代表团的副书记，时年22岁。
两个月后，代表团出发了。但当天中午，在行进途中，刘中华的“冷摆子”又犯了。从他的大洋马上摔下来，晕了过去。代表团把他和妻子安排在老百姓家中后继续前进，因为已经不能再停留了。病稍好后夫妻二人回到18集团军总部，集团军的领导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还要去延安，如果要去的话，派部队护送他去。
“我去延安的目的是学习，在这里学习也是很好的，再说也赶不上代表团了。”刘中华权衡后决定留在晋东南，进了那里的党校学习班。“朱老总给我们讲游击战，杨尚昆讲政治经济学，陆定一讲苏共党史。同学中有刘华清、陈锡联、许世友等。”
学习班3个月一期，1940年春，刘中华从党校毕业，和许世友一起回到山东。
挺进扫荡区
部队转移了，鬼子就在扫荡区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遭了殃
滨海地区二旅二团政委，这是刘中华回到山东后的职务。滨海地区打仗很少，但在1942年，刘中华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到敌人的扫荡区，让敌人追着打。
1942年，日本军队在山东地区发动2万人的大扫荡。敌人的扫荡是以消灭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为目标的。所以，凡是遇到扫荡，部队的政策是立即撤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让敌人扑了个空。部队安全转移了，敌人就在扫荡区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遭了殃。
115师代理师长陈光(115师师长原为林彪，平型关战役后林彪去苏联养病，其职位由陈光代理)、政委罗荣桓从群众的利益考虑，认为丢下老百姓不好，于是就带了部队挺进沂蒙山区的敌人扫荡区中。
115师遭到敌人的围剿，情况日益危急，于是就命令滨海地区的二旅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个加强营挺进鲁中区配合115师。
“一个营3个连，加强营就是4个连，不到500人。”二旅把这个任务交给刘中华，他带着加强营突破沂水河、沐水河封锁线，进入鲁中区。“叫我们去的目的是吸引敌人，让我们成为敌人的目标，离敌二三十里的地方，不靠近他，带着敌人转山沟。”
115师打了一个硬仗，陈光说要咬着牙教训一下敌人，刘中华的加强营也打了一个硬仗，“敌人像蚂蚁一样，装备比我们好很多。我们的枪大多是装一发子弹打一枪的那种，有机关枪可宝贵了。”多年以后，刘中华说当时他很清楚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是抱着牺牲的精神去的，他的这个任务妻子并不知道，也许就生死两茫茫了。有一次他在山头察看敌情，如果不是机警的警卫员一把把他拉下来，敌人的子弹就打在他身上了。
他们坚持了半个多月，敌人扫荡结束，加强营掩护陈光、罗荣桓回到滨海地区。随后数年，陈光和罗荣桓一道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取得了甲子山、梁山、剡城等著名战役的胜利，当初不到一旅人入山东，到抗战结束时，已发展到10余万人。但之后，陈光蒙冤，这位战功显赫的猛将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开除党籍，1954年含冤离世。
“1940到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1943年开始精兵简政，以部队为主，军政合一，实行一元化领导。”那个时候身任滨海军区政委的刘中华还兼任地委书记，“1937到1939年是发展武装充实部队，1940到1943年是巩固抗日根据地，老根据地没有年轻人，只有小孩、妇女和老人了。”刘中华说。
1943年刘中华被调到胶东，任胶东军区南海区政委。“在哪个地方都不能超过3天，晚上行军，白天睡觉，而白天又睡不着，用毯子把窗户蒙上也睡不着。”一年后，身体垮下来的刘中华被调到中心根据地，在莱阳、文登一带，敌人不来扫荡，就比较安稳了，但其驻地距离敌人也就10里路左右。
1945年七八月份，中国军队开始反攻，中共在山东成立中海军分区，聂凤智任司令，刘中华为政委，带领部队向青岛进军。快到青岛的时候日本宣布投降，刘中华他们就准备到青岛受降。但日本人不向共产党投降，中央迅即改变方针，放开大城市，抢占中小县城。
“日本鬼子一个小队占领一个县城，主要的县城派一个中队。鬼子缩在据点里不出来，打伪军不成问题，平度、莱阳这些地方很容易就拿到手了。”刘中华说。
（本报特派记者 丰鸿平）
抗日烽火中诞生的王牌军
在国庆50周年的阅兵式上，当徒步第六方队戴着新式头盔，身着迷彩作战服，手持自动步枪通过天安门时，观众感到的是一种与前几个方队不同的不怒自威的肃刹之气。这个代表作战部队第一个通过天安门的队伍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集团军。第27集团军是解放军历史上的著名部队，是一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被人们称为“常胜军”的精锐之师。属于中央军委部署的全军战略预备部队。
这支部队在1937年诞生于胶东半岛。1937年12月，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领导在天福山成立的队伍和以1935年“一一·四”暴动保留下来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该部队后改编为“山东纵队第5支队”。
1942年7月胶东军区成立。1945年10月，胶东军区主力部队奉命进军东北后，留下的部队重新组建第5师、第6师和警备第3旅。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5师、第6师、警备第3旅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共3.1万人。司令员为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参谋长聂风智，政治部主任刘天浩。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隶属第3野战军第9军团。
抗日战争期间，这支部队揭开了胶东抗日斗争的序幕。在血战雷福庙、激战大青扬、打万第、反扫荡、反蚕食、解放烟台、平度等战斗中，先后歼灭日伪顽军7万余人；解放战争时期，这个军在打莱芜、攻孟良崮、克周村、下潍县及参加济南、淮海、渡江和上海等战役中、先后与国民党“五大主力”中三大主力交手；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这个军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五次战役和金城防御作战。（实习生谭俊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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