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人

　　或许是一种巧合，最近有点轻微感冒的我今天去看医生，在北京某医院，医生做了不到一分钟的诊断之后给我开出了一长串处方，既有中成药，又有西药，一核价，才发现身上没有带足买药所需的1100元钱。在等待家人送钱的间隙，我从广播里听到了新华社的消息——卫生部长高强痛斥部分医疗机构见利忘义。

　　1000多元，相当于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我不知道治疗轻微感冒需要这么多钱算不算见利忘义。但我知道，高强所斥责的“见利忘义”行为就包括了医疗机构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不惜掏空患者的腰包甚至榨干家庭所有的财产。

　　事实上，“见利忘义”远不止这些，诸如虚假广告、胡乱诊断、索要红包、吃药品回扣、医疗责任事故等现象，甚至将暂时拿不出钱的重伤病患者拒之门外导致抢救被耽误而惨死，这些与“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情形，似乎在中国社会司空见惯。所有这一切，莫不与“利”有关。正如高强在7月1日所做的公开报告中所透露的数据——近8年来，医院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2003年与2000年相比，卫生部门管理的医院平均诊疗人数下降4.7％，但收入却增长了69.9％。“中国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出现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

　　但是显然，人们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卫生部长对早已众所周知的事实的承认和批评，这就犹如前几天《中国青年报》所报道的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认为中国前段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充其量只是点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一样。批评一件事很容易，难的是下一步的改革方案和实际行动。

　　我注意到，在提及我国的医疗改革时，高强同时说要引入市场机制。众所周知，过去的医疗改革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就是将原本应该以公益为第一的医疗事务完全推向市场，使得医疗改革沾染了浓浓的铜臭。现在，我想知道，此“市场”是否彼“市场”？

　　我同时也注意到，一方面是卫生部长高强对医疗体制积弊的痛陈，以及对下一段医疗改革的承诺，另一方面，卫生部新闻处在面对媒体询问时却称“在新的方案出台前，暂时不接受媒体采访”。(8月3日《中国青年报》)我不明白这样的态度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医疗改革涉及任何一个人的利益，因为没有哪个人能说自己一辈子不上医院。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医疗体制改革，具有全民的利益相关性，对这样的改革，公民有权知道，更有权提意见和建议。而作为主管和主导这项改革的卫生部，没有理由以谢绝媒体的方式在改革方案确定前“秘而不宣”。

　　实践经验证明，一项好的改革设想，常常来源于民意，而衡量改革是否成功，更是应当以民意为最重要的标杆。因此，这场重新被审视的医疗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正视和痛斥错误，更重要的是，在痛斥之后，卫生部需要在广泛尊重和征求民意的基础上，来一场真正让民众满意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