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在临湘市三桥东边的一套简陋的出租屋内，记者见到了余斌。

　　余斌对法院所认定的他在任教育局局长期间，收受教育局办公大楼项目经理钟希金人民币8.5万元贿赂一事并不否认。

　　“我在纪委工作11年，期间曾分管工程招标的监察工作。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国目前的工程招标体制和现有的基建工程预算定额标准，导致基建过程中形成了很大的利润空间。这是许多基建老板一夜暴富的重要原因。因此，当钟希金送给我8.5万元现金的时候，我并没有拒绝。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自己不占有这笔钱，用这钱来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和矛盾，并不构成原则性的问题。”余斌这样解释受贿理由。

　　“我这个副市长所能支配的就这一万元钱，还不如一个普通打工仔。”余斌说。在任副市长期间，余斌分管财政、城建、国土、政法、信访等工作，分管线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经费解决，而市财政又非常紧张。对此，庭审出示的证据也显示，余斌作为副市长，县财政每年所拨付的费用仅为1万元，其中还包括余斌用车的费用。

　　根据两次法庭调查显示，2002年春节前，某乡党委书记找到时任副市长的余斌，称该乡还有几个乡干部的工资没有解决，余斌便从这些“礼金”中拿出了一万元把几个乡干部的工资问题给解决了。2003年夏天，某村因渠道损坏导致纠纷，村民闹到市政府，要求面见市长批钱维修渠道，余斌随即给了该村5000元，从而平息了纠纷……

　　几年来，余斌至少将所收受的贿赂以及朋友的馈赠中的15万余元发放了出去。“我这些做法，从形式上讲，的确是在受贿。但我没有自己占有，所以并不构成受贿罪。”余斌认为自己是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道。

　　同时，他还解释，按照组织程序收了赃款应该上缴的理由，“上缴不外乎有3个部门，自己的单位、检察院、纪委。交给了自己的单位和检察院，这些钱可能会变为一些单位的职员奖金；交给纪委，我作为一个副市长解决实际问题时又会捉襟见肘。”

　　“余斌何罪之有？”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助理冯刚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被查办的那些贪官，个个有车、有别墅、有情妇。余斌有什么？”

　　“他的另类受贿导致了他的另类悲剧，尽管出发点是为民的。”有人这样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