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恩·巴尔克囚室的门被打开了，进来的又是那三名看守。黑暗中，巴尔克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但看守手中结实的大棒说明了一切———“美军一定又空袭了日本本土！”每到这个时候，日本人总要将怒火发泄在战俘身上。

　　巴尔克被一棒打翻在地，紧接着是一顿痛殴，拳头、木棒、军靴轮番砸在他身上。巴尔克知道，就算被打断骨头也不能出声，否则只会让这群日本兵更加疯狂。他瘦弱的身子蜷缩在地板上，双手死死抱住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上帝啊，让这样的煎熬快些结束吧！”

　　折翼之鹰落虎口

　　在大船集中营，巴尔克不知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多年以后，记者在约克顿航母老兵协会的备忘录上看到这样一句，巴尔克说，从被俘的那天开始，他就坚信，一定会有重获自由的一天。

　　被俘时，21岁的巴尔克参军不过一年，他是美国海军约克顿号航空母舰上飞行编队的机枪手。1945年1月16日，在香港上空与日军的一次作战中，巴尔克乘坐的SB2C俯冲者式轰炸机被日军地面火炮击中，但巴尔克和飞行员从600英尺的高空跳伞成功。

　　眼看着自己的飞机坠毁在一个山坡上，地面的日军还在不停地朝巴尔克射击。他的降落伞上被射穿了13个洞，不过自己却安然无恙地飘落到一个偏僻的河岸边。当地一位村民给了他一些中国人的衣服和一顶草帽，希望能帮助他逃出日军控制区。

　　但是两个小时后，巴尔克还是被当地日伪政府的警察逮捕了。他被蒙上眼睛，戴上手铐带到了日军警察总部。

　　他不知道有多少日本士兵在周围，感觉有上十人轮番对他拳打脚踢，却一直没有人审问他。痛殴结束后，巴尔克被扔进一个狭小的囚室。在囚室的墙上，巴尔克看到有英文的名字被刻在墙上，还有记录度过天数的刻痕。这应该是之前被俘的美军士兵。

　　日本军官对巴尔克的审讯繁复得如同写回忆录，从他出生的那一天开始问起，上小学，中学，任何关于他的细节都要一一过问。审问也变得十分拖沓冗长，但最让巴尔克无法忍受的是他随时都会遭受痛打，不管是听不懂翻译的问题或是日本军官对他的回答不满意都会遭来一顿暴打。

　　磨难开始

　　在香港被关押了几天后，巴尔克和其他几名美军战俘被带到港口，押上一艘小船，送到日军驱逐舰上。当晚驱逐舰驶离了香港，第二天到了一个中国港口，船上又来了很多日军士兵，轮番对他们进行殴打。之后驱逐舰开到台湾，在那儿呆了两天两夜后，这批美国战俘被押上了一架美国制造的DC3运输机，巴尔克还清楚地记得飞机机身上被涂上了两个红色的“大肉球”。

　　飞机在东京降落后，战俘们又受到日本平民的“礼遇”。美军战俘被五花大绑押上一辆火车，在东京民众面前示众，巴尔克回忆说：“日本人往我们的脸上吐唾沫，朝身上抡拳头。”

　　示众一直持续到天黑，直到半夜战俘们被押送到大船集中营。

　　一路的颠簸结束了，而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巴尔克在回忆录中说：“我知道，人们希望听我讲美军战俘的残酷遭遇，但这也正是我最不愿意重提的事。太多人在大船集中营死去，那儿是一个‘地狱深渊’”。

　　炼狱求生

　　大船集中营位于横滨市的西南方。它建在一大片空地里，四周围着高高的围栏，上面缠绕着铁丝网，远远看去像个密不透风的碉堡。战俘的囚室只有2.5米长，2米宽，墙上有一个长宽30厘米的窗子。囚室的床上除了一张草席和一条床单，其他什么也没有。

　　大部分时间战俘都被关在囚室里，除了审讯，他们只有每天早晨能出来“洗漱”和“方便”。看守从来都不会往囚室里送水，因此战俘必须在每天方便的时候从“厕所”的水龙头取水。

　　战俘们每天只有两顿饭，一碗米饭，一碗汤和一杯茶，只是有时汤会换成一条鱼。每天所有的食物总共只有500卡路里热量，这还不及一个成年人应摄入量的四分之一。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缺乏医护，很多人病倒了，身上出现浮肿，呼吸困难。集中营只有一位所谓的医生，但他的职责更像是害人而不是救人。战俘们都叫他“庸医”。有一次他给巴尔克耳朵后的疖子开完刀后，居然将一些肮脏的破布填入伤口。

　　刚进来的时候，巴尔克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无缘无故遭到三名看守的毒打。他很快了解到这里残酷的生存法则：战俘们不能和其他战俘说话、吹口哨、唱歌，发出笑声更是绝对不能做的。如果被看守发现，最轻的处罚也是一顿痛打。而一个战俘犯错，所有的战俘都得受到同样的惩罚。一天晚上，巴尔克和其他战俘被迫立正站立10个小时，他知道，如果自己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

　　大船集中营由日本海军情报部门管辖，审讯部的翻译受过高等教育，英语说得很标准，但是不懂美国俚语。他们也不愿让其他军官知道这一点，于是，翻译有时听不懂战俘们在说什么时，就会自己编出一些话来告诉审问的军官来蒙骗过关。同样，美国战俘们也利用这一点来获得一丁点言语上的自由。

　　用精神支撑生命

　　巴尔克说：“很多、很多发生在大船集中营的暴行都无法用言语表述。这就等同于一点一点地把人杀死。”巴尔克说，从战俘们的精神状态上，甚至能看出谁会下一个死。”

　　在大船集中营被关押的半年多时间里，巴尔克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但是，根据日军审讯者的口气，他仍能试探出战争的进展，而每次有新的美国战俘被关进来，整个战俘营也被美军步步取胜的消息所鼓舞。

　　“我当时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日本会在1945年5月1日后90天内投降，”巴尔克说：“我把这个预测告诉别人后，起初，大家都当成笑话。但是由于他一遍遍地重复，久而久之，所有的人都相信了他的话。

　　战俘们就是以这种预测或各种各样的玩笑互相支撑下去。巴尔克说：如果有人跟本不相信自己会活着出去，他就会开玩笑似的问：“你今天晚上会死吗？”直到把对方激怒，巴尔克才会罢休。因为他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没有活下去的信念，生命太容易逝去。他说：“一旦在精神上放弃了活的希望，你就完蛋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这只比巴尔克的预测晚了半个月。

　　永不原谅

　　8月29日，巴尔克和大船集中营的战俘终于重获自由，这时他的体重已降到不到43公斤。他被送上了美军仁爱号航母，驶向祖国。

　　巴尔克说：“从小我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但是经历了这些折磨———你像一头猪一样被捆着，蒙着眼睛，嘴里塞上东西，丝毫动弹不得时，强大的无助感让你只有乞求上帝让自己活命。经过那些磨难，也许上帝有意安排了这一切，让我活到今天，于是我尽可能地去帮助受苦的人。”

　　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大船集中营的看守长会田被判处死刑；曾经殴打虐待过巴尔克和其他战俘的3名看守被判12到15年监禁；那名“庸医”也被判处死刑。

　　经历了炼狱的磨难后，巴尔克说，他不愿憎恨日本人，但也不会原谅日本军国主义对他所做的一切，更不希望自己的经历被人遗忘。他说：“二战结束至今，日本一直和美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而那是因为美国赢了。我不能想象，如果当时取胜的是日本，他们还会这样友善吗？”

　　背景

　　集中营的盟军战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3.5万多名在太平洋战场被日军俘获的盟军战俘被押送到日本本土，关押在日本各地130个集中营里。虽然1942年美日正式开战时，盟军就告知日本政府，他们将依据《日内瓦公约》对待日本战俘，并要求日本政府也这样做，但日本外相回应道，日本从未签署该公约。这导致被日军关押的盟军战俘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对战俘的虐待在日本集中营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很多战俘被迫在条件极恶劣的工厂或煤矿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据日本战俘研究中心2004年5月公布的调查结果。由于严重营养不良，缺乏医疗条件等原因，日本投降时，总共至少有3559名美、英、荷、澳等国的盟军战俘死在日本的战俘营。

　　记者手记

　　一段被藏匿的历史

　　由于在投降之前，日军下令销毁所有与战俘集中营有关的资料，关于二战战俘的官方记录几乎没有。成立于2002年的民间独立调查组织、日本战俘研究中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重现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该中心的历史学家内海爱子告诉记者，大约有十分之一的战俘最终死在了集中营，但日本政府从未彻底追查或公布导致这些战俘死亡的原因。

　　在东京的一家图书馆里，调查人员发现了一卷被遗忘的缩影胶片，上面记录了被关押在日本的盟军战俘的名单，它是盟军在战后根据战俘的讲述收集而成。通过研究这份名单和其他资料，战俘研究中心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尽可能全面地记录战俘营里曾发生的一切。

　　目前，该组织正在帮助死在日本的战俘的亲人调查半个多世纪前的真相。内海爱子说：“当得知他们的丈夫、父亲、祖父最后的日子是怎样度过时，人们都震惊了；但同时也感到了解脱。”对内海爱子和所有战俘研究中心的志愿者来说，重现历史的同时也是给日本人上一课，她说：“大部分日本人根本不知道这段悲剧历史。但是他们应该了解，有人痛恨日本，而日本人也有责任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撰文：本报记者 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