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是否要限制外来人口，争论已久。解决城市人口膨胀的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不光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有，伦敦、纽约、东京也都有这个问题。

　　用行政手段去限制外来人口进京肯定是不合理的，且不说这样做无法保障一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具体操作也将面临无法实施的困境。即便有关部门设定各种进京的标准，也无法区分所有的进京人员的具体情况。

　　似乎可以说，北京的城市人口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保持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如果能够通过各种疏导措施保持1800万的水平就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这是人口膨胀的拉力所在。在中国人口绝对数量如此巨大，资源又相对集中在几个特大城市的情况下，大城市的拉力，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城市，其对外地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人口膨胀几乎就是必然趋势。

　　因此，从长期来看，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在明确北京城市定位的基础上采取具体措施实现这个定位。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把北京定位在国家首都、国际城市、历史名城、宜居城市。这个定位已经较之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也可以从中看出国家和北京市的努力。但这个定位多少还是有些模糊。未来的北京肯定还是中国的中心，而且它最重要的职能应该是政治中心。如果这个定位是单一的，所有其他的定位都应当服务于这个中心，那就需要考虑保留其他的诸如文化中心、科学研究中心是否还有必要。如果没有必要，如何采取措施将这些中心地位让出。明确了定位，并采取措施去实现这个定位，才能使资源流入和流出，人口的膨胀也会随之慢慢削减。

　　但是，北京的各种中心地位不是一天形成的。因此实现北京政治中心的单一定位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也需要国家的努力。明确了北京的定位，最重要的就是下大气力调整北京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在一国之内，人是跟着资源走的。产业结构不调整，资源就无法有序流动，人仍然会追逐资源。既然北京不再把自己定位为经济中心，就应该把相关的产业向外转移，应当把目光投向北京周边甚至全国。劳动的分工导致了专业化，城市也如此，在一国之内，各个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应该有所分工。

　　所以，我们看到，北京的人口膨胀不光是北京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北京城市定位的改变和落实也需要全国的努力和支持，需要国家的统筹兼顾，全盘规划。

　　在具体的城市管理和规划问题上，基本上有三种建设性的意见。即从里面“挡”———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从中间“疏”———资源向落后地区调配；往外面“推”———鼓励京籍考生报考外地。我们基本同意后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根本无法实行。即使是能够区分，被挡在外面的可能是给这个城市作出巨大贡献的那些人。所谓低素质人员之说本身就不成立。

　　一个城市，完全由所谓的低素质人口构成，只能沦落；完全由所谓高素质构成，同样会沦落。城市秩序的好坏取决于城市管理水平，不取决于把谁挡在外面。第二种意见涉及具体的城市规划。城市定位的明确具体要落实到城市规划上。而这又涉及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北京在未来其他中心地位的退出。第三种意见同样如此，如果未来北京仍然集中着全国最好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外地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北京人的拉力仍然不会很大。

　　所以，解决北京城市人口膨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北京的城市定位，并采取具体措施实现这个定位，而解决问题的方式要立足于疏导而不是人为限制。不要期望我们在一天之内就会不用挤公共汽车，不用排长队买车票。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借助资源的运动去解决，也需要北京乃至全国慢慢去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