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专家指出，我国的医疗费用中，药的花费占到一半，而国外，药的费用仅占总费用的20％。我认为这个比例是“保守”的，现实生活中，各种高级设备的各项不合理检查抬高了医疗总费用这个分母，否则，药费占的比例可能还要高许多。对于药价虚高，我们只能用“不能容忍”和“百姓无法承受”来形容。现在绝大多数农民生病不是死在医院而是死在家里，全国近一半的人有病不敢上医院。

　　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计有5000多家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有1．2万家，零售企业12万多家，药品处于供大于求的情况，价格应该下降才对。但是，药品却出现价格上升、越贵越好卖的反常情况。球囊是心肌梗死进行介入手术必须用到的器材，某规格的球囊报关价每个496．2元，一级代理商批发给二级代理商的价格达到3600元，二级代理商卖给医院时达到7000元，加价13倍多。而在医院，一些常用的便宜药物也不见踪影。

　　药品、器械的暴利，表面原因是以药养医，根子却是药品和器械流通中出现了巨大的腐败黑洞。一种药品、器械从出厂到患者手中，加价几十甚至上百倍是正常现象，而其中的利益，绝大部分“体外循环”掉了！老百姓看病难，有一大半原因在于医、药合谋的医疗腐败。医疗腐败不除，不管医改怎么改，除了少部分“腐败者得利”，国家和民众都将不堪重负，再好的改革也都无法持续下去。

　　有人认为，药价虚高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实行医院药品加价政策，药品越贵，医院得到的利润就越多。

　　还有人认为，药价虚高的核心致因是政府定价体系不健全，而不在流通环节。并认为应该建立“药品定价责任追究制”。只有科学地将药品价格定准确了，药价虚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如今大医院很难见到青霉素，就是因为当初这个药三五毛钱的定价是合理的，难以牟利。纵使中间有再多的流通环节，药价也不会出现虚高现象。但现在定出的药品市场价与出厂价最高达上百倍的差价自然要引来众多分食者，难免造成流通环节的繁琐。

　　其实，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之所以医院进药敢于“只选贵的不选对的”，乃是因为医院之间没有公平的正当竞争，私立医院要么因为准入机制不公平而苟延残喘，要么虚假广告误导患者导致群众不信任。至于公立医院，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全国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只有1／3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外1／3正在瓦解的边缘，还有1／3已经瘫痪。这样，医院之间根本无竞争可言。

　　所谓药品科学定价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个难题，特别是对于新特药而言。而药企则通过不断变换剂型、包装等新瓶装旧酒的方式抬高药价。据国家审计署对卫生部和北京市10家大型医院的审计表明，不少生产企业虚报成本，造成政府定价虚高。在抽查的5家药厂46种药品中，有34种成本申报不实，平均虚报一倍多。

　　而在药品定价的过程中，实际上还存在着医、药合谋左右定价的行为。近期《中国经营报》报道：24家医药行业协会因嫌发改委拟推出的药品降价方案降幅过大，联名上书国务院，之后降价方案迟迟未见出台。记者从相关药企得知，上月发改委与26家相关药企代表已进行了“一对一”的闭门会谈，发改委作了不小的妥协，原方案中平均降价60％的降价幅度可能调整为40％———中国药企协会的一位官员称：不解决医院补偿机制问题，就难以改变追逐卖药利润来维持医院运转的局面。（8月7日《中国经营报》）

　　这样的消息是令人担忧的。

　　事实上，在药品流通环节的几十上百倍药品差价中，医院和药厂的合法收入并不多，大量中间利润被以各种腐败的方式瓜分掉了。因此，如果不彻底打击药品流通领域的腐败行为，医药合谋左右药品定价的局面就不能改观，药品价格也不可能真正降下来。这方面的西方经验可供借鉴：不久前，一家名为DPC的医疗公司由于在中国行贿160余万美元、获利200万美元而受到总额480万美元的罚款。DPC公司是主动报案。要是该公司不采取主动，被别人举报，或被司法部门查处，公司肯定会倾家荡产。美国出现数十亿美元罚款的案例，比比皆是。中国只有5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且药品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抓住这个牛鼻子，不相信药价降不下来。但我们翻翻我们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发现最高罚款金额也就区区20万元。

　　药品流通市场需要严格执法，也需要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