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毅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和一大批爱国实业家陆续将沿海沿江地区的许多工矿企业迁往内地，在抗战后方建起了水力发电、冶金、机械、化工、电器仪表、石油化工等一批工矿企业，从而为支持持久抗战、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有力地推动了内地工业现代化的进程。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将进攻矛头直指上海，现代工业相对集中的东南沿海城市危在旦夕。从1937年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登记的情况看，符合当时工厂法规定标准的工矿企业，全国共有3935家，而分布在长江下游江苏、上海、浙江三省市的就有2336家，占全国总数的56%。其中上海工业资本额为148464000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39.73%；工人为112030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31.78%。从中国持久抗战的大局来看，如果中国政府能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工业能力，就会增强我方的抗日力量；而如果这些工业设施毁于战火，就可能使我国的民族工业元气大伤，使中国的抗战实力遭到重创；另外，如果这些企业沦入敌手，就等于将中国约80%的民族工业用来加强日本侵华的实力，其后果将不堪设想。随着战局的发展，上海工矿企业要求向后方转移的也日益增多。鉴于此，为了尽可能多地将沿海沿江地区的工矿企业迁至抗战后方，保存抗战实力，同时安排好迁移企业尽快在新的地方恢复生产，支援抗战，中国政府于1937年9月下旬决定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具体负责工厂内迁事宜。

　　从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前线转移机器设备到抗战后方，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当时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的运载工具主要是木船。为了防备敌机轰炸，每艘船只间要保持半里左右的距离，船上还要进行伪装。一位当事人曾这样回忆迁移的感受：“机械的拆运，简直可说是千辛万苦。在苏州河那段艰苦情形，至今谈来没有不被人钦叹的，天上有敌机的追袭，地上又得想尽办法领护照通过防线，尤以敌机的追炸与扫射，使得迁移工厂寸步难行，时时刻刻如过火炮山。”从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到11月12日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8家、机器设备12400多吨、工人2100多名。其中包括荣宗敬的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茂新面粉厂，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厂、上海水泥厂、章华毛织厂、华丰搪瓷厂，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胡厥文的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等。中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这一时期中国工矿企业的大举内迁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据统计，从1937年8月到1940年底，从沿海等地区内迁到后方的工矿企业共有639家。受其影响，福建、浙江两省自行内迁的企业有191家，拆迁机器设备总重量约12万吨。这些工矿企业的内迁，大幅度增加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资本，也保存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力量，还一举奠定了后方工业建设的物质基础，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从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视角看，抗战初期工矿企业内迁的意义就更是巨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把发展后方工业放在抗战能否长期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位置，提出“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的口号，为在抗战后方大力发展工业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政治环境和条件。沿海沿江地区大量的工矿企业和技术人员转移后方，为在后方发展工业提供了物资条件和比较充足的技术人才市场。也正是从支持持久抗战的需要出发，中国政府加快了发展工业的步伐，兴办工业企业的门类从钢铁、机械、有色金属冶炼扩大到化工、电子等方面，集中建立工业企业的地区也从湖南、湖北、江西扩大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等省区，很快形成了重庆、川中、广元、昆明、贵阳等11个工业区，使战前中国工业地区分布不平衡、轻重工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

　　重工业决定着整个工业的发展水平，而且又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工业一直是中国近代工业中最薄弱的一环。长期以来，中国由于缺少油矿，所需的石油主要依赖进口，石油化工企业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到抗战时期，沿海地区被日军封锁，造成石油制品来源断绝，有人用“一滴汽油一滴血”来形容抗战后方缺油的程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玉门油矿职工胼手胝足，用辛勤的汗水在祖国大西北的沙漠荒滩上建起了一座新兴的石油工业城。玉门油矿成为当时中国开发规模最大、职工最多、工艺技术先进、产量最高的油矿，也是世界上开发最早的非海相油田之一，对于抗战和后方经济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把经济战线的斗争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进行了全国经济总动员，对经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抗战后方大力发展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实现了国民经济体制由平时向战时的转轨。这些措施促进了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的发展，为中国人民坚持长久抗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物资支持。到抗战胜利前夕，在抗战后方已形成了15个新的工业中心地区。其中资本在1万元以上、工人在30名以上、以电力为动力的工矿企业达1354家。

　　纵观抗战时期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还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初步改变了近代中国工业结构不合理的局面。重工业一直是中国近代工业中最薄弱的一环，抗战前中国的重工业仅占整个工业的14.68%；在工业资本构成上仅占18.27%，抗战期间，着眼于民族工业的未来，突出经营重工业，初步改变了中国工业结构不合理的局面。

　　第二，发展西部地区工业，改变不平衡格局。抗战以前，全国的工矿企业8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到了1944年，西南地区的工矿企业数量占整个国统区的88.63%，资本与工人数分别占93.52%和85.61%，极大地改变了此前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格局，使中国拥有现代工业的地域有了大面积的扩展。

　　第三，建立并发展了一批新兴产业，推动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这一时期，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举凡国防民生之物，无不具备”。抗战期间，中国第一次建立了钢铁制造、特殊合金钢制造、电解铜、精密机床制造等新兴工业。产品品种几乎覆盖当时中国有能力生产的所有产品，形成了一个基本能够自给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四、抗战以前，西南地区基本上由军阀控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发展迟缓，而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及沿海沿江一大批工矿企业的内迁，不仅促进了西南内地的经济发展，也改变了地方经济分割的局面，形成了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

　　此外，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工业发展还具有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形成基本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工矿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人才、增强了中国的科技力量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