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降大典见证人王楚英重回大典旧址

　　2005年8月12日，南京黄埔路。82岁的王楚英眯起双眼，明亮的阳光让他有点眩晕。60年前的那个夏天也是如此的张狂，只是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已经垂暮。他干瘦的右臂在空中比画，极力想用他的叙述带我们重回1945年9月9日。

　　为受降做准备

　　早在1945年8月27日，王楚英就作为国民党新六军第十四师的少校作战科长来到了南京。“我们的飞机在南京的上空盘旋三圈，虽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将近半个月，可是国家的首都还在日本军队的手中，整个城市灰蒙蒙的。”

　　到了南京之后，王楚英就开始忙起来，为日军南京受降做准备。在此期间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把日本扣留的美国和中国俘虏释放出来，并安排外国俘虏入住AB大楼（现在的华东饭店），中国的俘虏统一安置在小营。

　　牌坊上高悬“V”字

　　王楚英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就是见证了日军南京受降，他不止一遍地告诉我们，那天他就站在离何应钦不到三米的位置。然而，老人几十年来都没有故地重游。

　　“当年，‘中央军校’大门的上方挂着一块横额，蓝底之上楷书‘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八个白色大字。在门外的牌坊顶端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以示胜利之意。其下方悬挂一块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十四个闪闪发光的金字。”

　　冈村把章盖歪了

　　进入南京军区大院，车子缓缓前行，王楚英的双眼紧紧贴在车窗上。“这儿原来是一片开阔草坪，现在已经是花园了……”60年前，老人和他的战友们也是沿着这条路去接受日寇的投降的。

　　“到了到了！”老人忙不迭地说。如今的受降仪式大礼堂除了门楼没有变，里面的结构完全发生了变化，然而摸着红漆斑驳的大门，王楚英的记忆一下子又回到了1945年9月9日那一刻。

　　8：58，冈村宁次等7名日本投降代表来到大礼堂。他们低着脑袋，哭丧着脸。7名日本代表在投降席后排成横队，由冈村宁次领头脱帽肃立，向受降席鞠躬。冈村宁次戴着眼镜，垂着头，一言不发。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初，他还不服气，拥百万大军自重。可那一刻，他低下了头，放弃了幻想。

　　9：04，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接着，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用双手捧接，低头展阅。

　　9：07，冈村取笔蘸墨，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从上衣口袋内取出印章，盖于名下。他心慌把印章盖歪了，可在这样的场合下，他又不能更改，只得起身向受降席鞠躬表示歉意。 “我看见冈村宁次签字的整个过程手一直在抖，边抖边盖章。”

　　【解秘受降】

　　选择军校礼堂

　　考虑安全问题

　　签降的地点就在现在黄埔路的原中央军校大礼堂。抗战后是国民政府国防部礼堂。当时南京有两个礼堂是比较好的，一个是现在的人民大会堂，在长江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央军校的大礼堂。因为人民大会堂靠近路边，车来人往比较杂乱，考虑到安全问题当时就选择了这里作为签降的地点。

　　冈村宁次经过处

　　涌满愤怒的市民

　　签降那天南京市民都纷纷涌到冈村宁次车子必经的广州路、珠江路、黄埔路两侧，要亲眼目睹这个杀人魔王失败后的嘴脸，人们还聚集在收音机旁收听签降的实况广播。大概8点多，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方投降代表团一行7人，从青岛路1号乘小车往黄埔路这边驶过来。一路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有人放鞭炮送瘟神，有人扔石子掷西瓜皮，气愤的人群挥舞着拳头……

　　欧美风格

　　布置会场

　　会场布置得独特壮观，有欧美的风格。礼堂中央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巨幅遗像，中间是受降席和投降席。受降席由3张方桌拼起，对面的投降席由3张美式长条茶几拼起，受降官坐的是皮包弹簧椅，投降官坐的是布包弹簧椅。最初布置的是西方圆桌方式。美国顾问团检查会场的时候训斥了会场布置的人员，指定改为对立的长方桌。美国顾问团在发现仪式程序表上有“允许日方佩带刀剑入场”的条款时非常恼火，命令立即划掉，并且要日方代表一律剃成光头入场，以显示日方战败输光。（据军史专家胡兆才口述整理。）

　　【国人狂欢】

　　妇女纷纷佩戴

　　V形胸针

　　经历过那段日子的沙勇老人，原是南京鼓楼医院的理疗专家，她告诉记者，1945年8月10日下午，她听见收音机里反复广播“日本投降了！”当时她14岁，还在上海，看到很多的上海市民在街上狂欢，高兴地跳来跳去，很多人都自觉地加入到了欢呼喜悦的人群中去。当时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自行车车把上都插上了象征胜利的V字形标志，而大街上的妇女同志的上装胸前都佩戴V字形的胸针，男女老少都纷纷走上街头，高呼"抗战胜利了！"

　　四年后，沙勇作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的学生来到南京，学校就在黄埔路上的南京陆军总部。沙勇告诉记者，她们学校的大礼堂非常有气势，那里曾是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地方。从学校正门进去后，走到底就到，大礼堂足够容纳上千人，左边当时是男生宿舍，右边是女生宿舍，他们上课、开会等经常在礼堂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