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遭连阴雨。”正当民族决战空前残酷之际，一场旷日持久的特大干旱，夹杂着蝗灾、水灾汹涌而来，横扫了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广大地区，华北遭遇数十年未有的大旱奇荒。天灾战祸，交相煎迫，把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1942年至1943年，河南有300万人因饥饿而死……

　　1942年～1943年处于抗日前线的河南在不断遭到战祸的同时，还遭到一场巨大的天灾和人祸，“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938年黄河扒口造成的水灾后患继续侵害着黄泛区灾民。1942年全国性大旱，其中河南受害最重，先是几个月滴雨未下，再就是漫天的蝗虫。那时蝗虫非常之多，落在树上把树枝都压弯了，等蝗虫飞走，树叶被蚕食殆尽，光秃秃的如同死树。旱灾和蝗虫使得河南中部、南部一带赤地千里，庄稼绝收，大批灾民背井离乡、卖儿卖女，以草根树皮充饥，仅河南省就饿死300万人，濒临死亡等待救济者超过1500万人，另有300 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

　　这场灾害本来不该死这么多人，可是当发生灾害的时候，日军进攻河南，对根据地频繁“扫荡”，同时进行残酷的经济封锁和屠杀，加上国民党在河南的驻军汤恩伯部收编的土匪较多，军纪败坏，对国统区百姓烧杀抢掠，河南百姓“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漯河、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刘震云在他的作品《温故1942》中披露，在他的家乡延津县，上岁数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首。“飞蚂蚱那一年，一个村饿死几十口。”“别提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刘震云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爷、三妗子都饿死在路上。姥姥同村的郭有运，逃难中因卖小女儿为老母亲看病，与老婆大打一场；老娘最终还是病死了；大女儿害天花死在洛阳教会的慈善院；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掉到车轮下被轧死。等到了陕西，全家六口只剩老婆和他，给人家放羊。不久老婆又被人拐跑，下落不明。郭有运命大，至今健在。回忆起往事，他说：“早知道一家人这个下场，哪用逃难啊，在家等死一家人死在一起也比这强。”

　　【水灾】

　　1938年6月9日，为阻止侵华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花园口，黄河水汹涌而出，一泻千里，水到之处，尽成泽国……从此，地理书上就多了一个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黄泛区”。滔滔黄河向东南倾泻，分两股借道淮河入海。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遍地洪水，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于非命。其中河南省受害最为严重，21个县市、900多万亩耕地被淹，47万人死亡。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后，黄河泛滥形成的河道成了军事分界线，东面是沦陷区，西面为国民党控制区。其后数年，日军和国民党河南守军均多次采取扒堤阻击对方，泛滥的洪水持续危害河南百姓多年。1947年黄河回归故道时，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商水6县的人口总数只有受灾前的38％。

　　解放前，国民党的报纸曾这样描写黄泛区：黄河浊流遗留下来的大量黄沙，厚达一二米到三四米，在有些省份，完全埋没了田园、村舍、道路，淤塞了水井、河道。大地上，沙岗起伏，野草丛生；天空，黄沙飞扬，蝗虫蔽日。间或看到三三两两的灾民，栖息在沙荒盐碱窝里……

　　【旱灾】

　　据新密档案馆档案记载：1942年大旱，人以黏土、树皮充饥，全县饿死3万多人，逃荒要饭、背井离乡者达 15万人之多。蝗灾来临，蔽天布野，禾稼尽伤，收成绝望。疫病时有发生，许多人恶病染身，死于非命。

　　【蝗灾】

　　据新乡档案馆记载，“1942年8月，蝗虫蔓延获嘉、辉县，遮天蔽日，方圆数十里，落地二三寸厚，数时禾苗叶茎尽被吃光。”

　　【汤灾】

　　当时有民谣一则：“河南四荒，水旱蝗汤”。

　　抗战爆发后，汤恩伯曾多次率部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抗日战争后期，汤恩伯主政河南，不断制造摩擦事件，经常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河南本地自民国起盛产的就是土匪，不但多如牛毛，还剿不胜剿，这些土匪人称“趟将”，汤恩伯到任后就大肆收编土匪，扩充地方武装，但这些武装祸害老百姓却一套一套的。有一次，汤恩伯到村子里视察，一进门就看一家人一起裹在一床被子里，上去一问原来连衣服都被士兵抢光了，汤恩伯当即毙了两个连长，可汤部还是军风日坏。汤本部人马如此，那些地方武装更是打着汤的旗号胡作非为，鱼肉乡民，欺压百姓，以至到最后汤恩伯所部被河南人称为和水、旱、蝗并列的四害之一。（文字整理 刘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