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

　　★ 本刊记者/孙展

　　李曦沐，原名李晓。辽宁新宾县人，1922年生。1936年进入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后在战争烽火中辗转求学于国立二中，国立十四中。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1945年毕业之后回到东北，任职于黑龙江省委、辽宁省委。后出任国家建委副秘书长，国家测绘局局长，退休后现居北京。

　　东北人李曦沐出生于辽宁新宾县，这个县不大出名，但出过一个名人 努尔哈赤。“但我不是满人，而是汉人，闯关东的后代。”李说。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年仅14岁的李曦沐于1936年逃到了关内，考取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创办的一所专门收留东北流亡青年的国立中学 “东北中山中学”，这里不但学费全免，还提供伙食。在抗战之前，中国的大部分中学都是私立。而抗战开始之后，国民政府为了收留沦陷区学生，逐步开办大量国立中学。

　　但他进校不久，战争尾随而至。华北的局势转危，日本人进攻内地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于是李曦沐随着学校搬迁到了南京。在李曦沐的记忆当中，青年时代的求学历程，似乎就是奔走在一条条蜿蜒曲折的搬迁之路上。学校在南京没有停留多久，就因为战事的发展而迁到了湖南常德，进而又后撤到了四川自贡。

　　如此的辗转搬迁，也没有挡住李曦沐对书籍的渴求。李至今还记得自己最初读到诸如《西行漫记》、《唯物辩证法》、《大众哲学》，以及一些苏联小说时的欣喜之情。他身边的青年学生们也都同他有着相同的思想情绪 对时代充满青春的浪漫，对国家充满救亡的热情。李曦沐在中山中学参加了救亡学生队，到自贡后，又参与了表达对校长不满的学潮 那名校长最终被撤换，但李也被校方开除。

　　“两进”联大

　　从东山中学出来，李曦沐进入国立二中。他和另外几名同学创办了一个秘密读书会，传看一些左倾的书籍。不幸的是，这种“越矩”行为随后被学校发现，李曦沐再次被开除，但此次并未公开，只作内部通知，叫做“默退”。

　　“默退”对于李来说，不但意味着失学，更重要的是失去由国立中学保障的生活来源。暑假期间，李又开始“打摆子”（染上疟疾），生活似乎一下子陷入了绝境。此时，一名秘密读书会的同学建议李不如直接去考大学，这样既能接着上学，同时也有了生活保障。

　　但是李曦沐这时还没有中学的毕业证书。于是他的那名学长给李弄到了一个河南焦作中学的毕业文凭，同时还用肥皂刻了假公章盖在这张文凭之上。李曦沐拿着这张油墨未干的文凭报考了当时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内迁联合创办的西南联合大学。

　　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考西南联大历史系的，没想到发榜的时候真的被录取了。当时《中央日报》将录取名单公布出来，但此时，李曦沐的英文老师却出面劝阻了 即使是在战时，即使西南联大自己也处在颠沛流离，但作假仍是不允许的。60多年之后，李曦沐回忆起这名师长的劝导还是心存感激。

　　1941年，19岁的李曦沐再次报考西南联大历史系，结果又被录取了。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

　　当时的西南联大可谓名师荟萃，大师云集，集一时之选。历史系的名教授有雷海宗、吴晗、钱穆、刘崇金宏、郑天挺、陈寅恪，哲学系有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贺麟，中文系有闻一多、朱自清、唐兰、罗常培，外文系有吴宓、冯至，数学系有华罗庚、陈省身，政治系有钱端升、张奚若，社会学系有潘光旦、费孝通等等，这些人不但在自身学科内堪称大家，同时也在国内外具有相当影响。更有一批是刚刚从国外归来，了解世界学术的最新发展的一流学者。

　　而联大学生的幸运，就在于基础课程都是由名教授亲自讲授。李记得自己一年级的时候，《中国通史》教授是吴晗，《经济学概论》是陈岱孙，《国文》是闻一多。

　　按照常规，战争带给学术的影响是深重的，但在战争中的西南联大，却产生出一大批重大的学术成果。

　　学者谢咏在他的《逝去的年代》一书中披露：这一时期，中国的哲学界出了如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逻辑指要》、冯友兰《新理学》、金岳霖《论道》等等成果，另外，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成书于当时西南联大的前身 长沙临时大学的所在地南岳掷钵峰下，钱穆的《国史大纲》则完成于昆明宜良。

　　谢咏指出：北大、清华、南开在抗战中的偶然联合，使当时中国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第一流人才汇聚一处，自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这个群体的学术传统就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中所说的“自由之意志和独立之精神。”

　　在此精神之下，“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战争爆发前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谢咏写道。

　　李所就读的历史系，系主任是雷海宗。李曦沐清晰地记得雷上课时片纸不带，只有两支粉笔，讲到历史名人，生卒年月从不用看书，直接就在黑板上写出来了。“真正的大家风范！”李曦沐感叹说。而这样的作风也给讲台下学子们很大的影响，当李曦沐在大二的时候去中学兼课时，也刻意模仿了雷海宗的做派。李曦沐现在回忆起当时台下中学生看到这种讲课作风时的惊讶之情时还不无得意。还有历史系的其他老师，邵循正讲课严谨，郑天挺授课纯熟，吴晗讲课很有激情……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的生活很是清苦，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其夫人要和潘光旦、袁复礼两位名教授的夫人合制一种叫做“定胜糕”的糕点，送到冠生园糕点铺去卖，以补家用。闻一多为了补贴家用，不仅要在中学兼课，还要为人刻图章，自己说“三分之一，全赖此道。”师范学院副教授萧涤非，因生活困难，甚至不得不把新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

　　即便如此，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这些教授们仍然不改为人师表的本色，继续传道授业，著书立说。

　　除了前面提到的学术成果，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闻一多的《神话与诗》、《楚辞校补》等多部名著，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

　　联大在云南时期，总体的政治气氛是宽松的。当时云南省主席是龙云，属于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军有矛盾，比较保护学生。

　　处在战争中的西南联大学生，除了读书，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放在心上。李曦沐记得刚进校不久，香港沦陷，许多名人在香港无法及时撤出，包括著名诗人柳亚子、联大著名教授陈寅恪等人。但是行政院长孔祥熙却动用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把家具、保姆、洋狗都接回重庆，这件事情被《大公报》报道出来，昆明一时群情激愤。

　　李曦沐记得，历史系教授吴晗上课时对此非常气愤，说宋朝有个宰相叫贾似道，喜欢养蟋蟀，被称为“蟋蟀宰相”，孔院长喜欢养狗，还用飞机运回重庆，是个“飞狗院长”。联大的学生们每个宿舍选出了两个代表进行一番商量，决定上街游行。这次游行叫做“倒孔运动”，很快得到了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响应。

　　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联大学生多数来自沦陷区，爱国心切，对此局面忧心忡忡。恰逢“五四运动”25周年，有人提议由历史学会出面召开一个事实座谈会。李曦沐当时是历史系历史学会主席，于是邀请了吴晗，闻一多，张奚若，沈有鼎，雷海宗等教授与会。

　　随后贴出海报，写明定于5月3日晚，历史学会在南区10号教室（联大最大教室），召开事实座谈会。当天来人众多，教室内只有100多个座位已经不够，于是很多学生站在窗外听讲座，好在当时教室非常简陋，连窗户纸都没有，很多同学直接将头从窗外伸进教室进行发言。当晚下起了大雨，但同学们还是不肯走，在雨中听完讲座。

　　李曦沐记得，当天，闻一多教授满腔义愤，用红纸写下了岳飞的《满江红》，激励青年。张奚若则评价“五四运动”的价值和意义超过“辛亥革命”，因为“辛亥革命”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吴晗则呼吁说不但要打破思想束缚，还要打破社会制度的束缚。

　　“此一两件事情就能看出西南联大政治气氛之活跃。”作为西南联大的学子，李曦沐数十年来一直未忘西南联大在当时不但被称为“学术堡垒”，还被称为是“民主堡垒”。

　　83岁高龄的李对当时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撰写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仍倒背如流，“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西南联大让我受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

　　在联大上学期间，生活全靠学校发放的贷金维持。贷金交给同学自办伙食，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分别加入不同的“膳团”。贷金数量微薄，只能供应午晚两餐，并且吃的是平价米，粗糙且有杂物，菜里的油水也很少，早上有钱就到学校外的小食摊上吃早点，无钱就只有饿着肚皮。李曦沐说自己往往是早上喝碗凉开水就去上四节课。

　　学生们住的宿舍是一个大房间，一共有20张双层铺的木床，两张双人床中间放着一长桌。两边的墙上窗户只是几根木棍，连窗纸也没有，若不是昆明冬天比较温暖，根本无法居住。学校当时是不供应开水的，下课之后同学们不得不到附近的茶馆喝水。要一杯茶，一边喝一边看书，常常是一杯茶叶沏一下午，最后一点颜色也没有才离开。

　　为了维持起码的生计，大多数同学都会在课余时间兼职。这些兼职的差事五花八门，从教书到卖报，甚至昆明城里放午炮（相当于敲钟）的都是大学生。有些学生在城里实在找不到事情，干脆休学一年，到乡下去教书，攒上一些钱之后，再回来继续上学。李从二年级开始，先后多次给人当家教，后又到中学兼课，一直到大学毕业。

　　生活虽艰苦，这些穿着朴素甚至寒酸的学生们，求学的劲头却丝毫没有减弱。

　　李还记得，当时文科学生必须选一门自然科学概论，理科学生则必须选一门社会科学概论。而体育不过关也是不能毕业的。

　　“可以说，西南联大时期让我受到一生中的最重要的教育，于学于人都有增益。”60年过去，李曦沐仍念念不忘。

　　战火中的文化血脉

　　战争令成千上万的学子转辗迁徙于前方到大后方的路途之上，抗战期间的中国高校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闯过了最为困难的数年

　　★ 本刊记者/孙展

　　1938年2月19日夜，长沙。

　　五条民船在满天星斗下，静悄悄地驶离了河岸。夜半，天空升起了下弦月，大地沉郁。寒风从江上吹来，风里带着从小汽轮烟囱里冒出的煤灰。钱能欣当时就在船中，吸着江风，他想到了木刻家洛克威尔·康脱的《荒岛游记》。

　　这名原本就读于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在4个月前刚刚随校从北平迁到了长沙，但此刻又不得不在这样一个夜里再次迁徙。他和他的旅行团此次的目的地是昆明，在那里，饱经战争摧残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将联合组建一所新学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了战争，国家把我们送到了后方，从故都迁来长沙，又从长沙迁往昆明，流亡中的困苦，决非如彼木刻家所能幻想了。”钱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

　　体会到了战争带给人颠沛流离感觉的并非钱能欣一人。成千上万的学子转辗迁徙于前方到大后方的路途之上，亡国之恨，离家之痛，迁徙之苦，汇聚在一颗颗年轻的心中。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迁往重庆；浙江大学自杭州而至贵州，其间四迁；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内迁至陕西汉中，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迁往成都……

　　根据当时的一项统计，仅仅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国内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到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入停顿，教职员工减少17％，学生减少50％；高等教育机关直接财产损失达3360余万元。而在整个抗日战争当中，因战争影响搬迁的高校有106所，搬迁次数达到了300次。

　　西南联大校歌当中曾沉痛地回忆起这段历史，“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这是一次惊人的文化劫难，在搬迁的路途当中，不但图书典籍、设备仪器损毁无数，许多师生或因旅途劳顿长病不起，或因遇到轰炸而罹难。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副会长沈克琦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还记得，当时仅存的一点点试验设备对师生们来说是多么重要，为了保护这些仪器，每次上课完毕之后，老师们都要把仪器细心包好，放到废弃的汽油桶中，然后再放入地洞之中，就是为了防止在空袭当中损毁。1940年5月27日，日本飞机轰炸了复旦大学重庆部，师生7人当场罹难。这成为复旦大学校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

　　或许是感到时局的艰难，内迁的困苦非但没有消磨这些师生的意志，学术薪火反而在战火中默默地得到传承。在当时高校云集的区域，形成了以成都华西坝，重庆夏坝、沙坪坝，昆明巫家坝为中心的“四坝文化圈”。这个四个文化圈当中，高校云集，名师荟萃，学子众多。

　　重庆市沙磁教育研究会会长韩子渝整理出了一份抗战期间“沙坪坝—瓷器口”文化区曾经举办过的学术演讲名单，在这份有着数百个演讲题目的名单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当时的精英们对时局、宪政、民生、妇女、教育甚至青年生活等等各个种类问题的思考。这其中的演讲人，既有如立法院长、教育部长、经济部长等国民政府的政要，亦有如周恩来这样的中共高官，其他如教育界、文化界、实业界的名流高士更是不可胜数。“仅从这样的名单中，就看到当时文化氛围的宽松，也是一种意义的兼容并包。正因为如此也滋养了众多在此学习的莘莘学子。”韩子渝说。

　　在历经摧残和磨砺之后，抗战期间的高等教育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闯过了最为困难的数年，继而在大后方广阔的土地上重新迁播。截至1944年的一项统计，在大后方的高校有145所，教员11201人，学生78929人，这已经比抗战前的数字略有提高，中国的文化血脉在战火当中得到了承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