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芬　　

　　当时（1942年左右的西南联大）研究生的补助金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必须寻找教学职位来增加收入。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的朋友徐继祖先生是昆华中学校长，他安排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个人分享昆华中学的一个教员职位，并提供一间住房给他们三人合住。昆华中学距离西南联大差不多三公里。他们白天通

　　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内不供应开水，他们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宿舍前，花一到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后来，他们泡茶馆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为了喝茶，而是为了交流。当时西南联大的学术讨论风气盛行，黄昆又从小酷爱争论，他们谈天说地，喝茶时争论不休，可以说，他们的课余时间主要就是在茶馆里度过的。正是通过学术讨论和课外无数次的辩论，黄昆、杨振宁和张守廉才真正认识了彼此，并从此结下长达60年的深厚情谊。杨振宁在一篇为祝贺黄昆70寿辰而撰写的题为“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的文章中回忆道：

　　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记得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　　

　　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着海森伯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杨振宁又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风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六年时间里（1938—1944年）培养起来的。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米（E.Fermi）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　　

　　而黄昆在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西南联大时期与杨振宁的交往时说：

　　跟他讨论问题，我觉得在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对他来讲，我觉得好处是少一点，因为毕竟他的天赋更高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吵，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完全平等的。　　

　　他们还讨论和争辩天下的一切事情：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新看的电影。黄昆是一位英文小说迷，他向杨振宁介绍了许多英美作家和他们的小说，如康拉德（J.Conrad）、吉卜林（R.Kipling）、高尔斯华绥（J.Galsworthy）等等。除了从学校图书馆借书，他们还从当时在昆明随处可见的卖美军剩余物资的地摊上购买英文袖珍本的旧书。　　

　　1943年的春天，他们三个人觉得每天在大学和昆华中学两地间奔波很不方便，便放弃了昆华中学的工作，各自搬进大学的研究生宿舍。但是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他们仍保持经常见面。　　

　　（摘自《黄昆——声子物理第一人》，朱邦芬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