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今年第32期发表《廉租房的“借富济贫”路径》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国家通过信用手段，贷款建设廉租房，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未来市民租住，到期后再予出售，是化解劳动力与银行资本的巨大闲置，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国内需求，保持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战略举措。

　　这是否意味着，政府要做的只是建设廉租房，然后租给进城的农民就行了呢？赵燕菁再度投书本刊，认为并非如此简单。“借富济贫”的思路能否行得通，和劳动力的素质关系极大。政府必须在劳动力资本上投资，才能确保今天国家的贷款不会变为明天银行的烂账。而这一跟进的教育战略，还将在中国区域一体化的宏观层面上，推动一项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国家工程。

　　文 ／ 赵燕菁

　　廉租住宅是否能够找到足够合格的承租人，是“借富济贫”计划成败的关键。如果过高比例的租户到期无法买下所住的廉租住宅，中央政府就无法偿还银行贷款，今天的国家贷款就会变为明天银行的烂账。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有系列的区域配套政策。其中，投资教育是最主要的一项国家政策。

　　廉租房催生大规模基础教育投资

　　政府大规模投资廉租房，实质上是在“赌”劳动力进入城市后会升值。如果进入城市的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形成有效的需求，政府的投资就会变成烂账。因此，政府必须帮助劳动力就业，劳动力在城市就业越充分，收入越高，政府回收廉租房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纵观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和战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敢于在其人民收入很低时，大规模为其提供廉价住房，是因为他们相信其人民未来可以支付这些投资，结果，人民也就真的实现了高收入。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不相信其人民在未来可以支付这些投资，不肯为进入城市非法定居的人提供廉租房，结果，这些进入城市的居民就真的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

　　提供住房本身并不会自动将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在这背后更关键的是农民进入城市携带的资本。资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种资本就是直观意义上的资金，农民可以带着以前积累的财富，或征地拆迁的补偿费，进入城市，开个小店或将补偿的住房出租。但是更多的农民进城市时是赤手空拳的，他所携带的是另一种资本——劳动力。这个资本的价值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一个农民进入大学后再进入城市，和一个直接进入城市的农民相比，劳动力的价值完全不同，反映在就业上，就是巨大的收入差异。因此，政府若想降低投入廉租房的资本的风险，甚至获得高额回报，就必须大幅度地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这是所有公共住房建设成功故事后面真正的秘密。

　　教育能提供高额回报，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重视教育已经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话题，但为什么政府或社会还是无法将这部分支出的比例大幅度提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的投资同其他投资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对劳动力投资后形成的人力资本，产权界定非常困难。从资本形成的那一刻起，劳动力所有者就拥有了完全的支配权，而投资人几乎没有任何途径确保其投入不会流失。所以，传统上的人力资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投入的。

　　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够大规模进行公共教育投资，乃是因为人口流动在国家范围内大体上是封闭的，无论劳动力给谁干，只要在国内，国家就可通过税收将投入的人力资本间接地收回来。由于发展中国家无法从贫困的农民中征税，在教育投入和国家收入之间无法建立有效的联系，国家也就无法大规模提供普通教育。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是以人力资本流失最小的方式——以家庭为基础提供的。由于大部分家庭无法支付足够的教育支出，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值极低。

　　廉租房的建设将国家投资和劳动力资本之间建立起联系，使得劳动力资本的投入有可能从房地产的增值中收回来。教育投资在这个循环中，不再是无关紧要，而是必不可少。由于有确定市场指向的基础教育，在国家经济中能够实现投资的直接回收，这就为国家大规模投资基础教育提供了经济上的理由。这里，我们可以把劳动力看作一种没有加工的“矿藏”，教育的作用就是提高这些“矿藏”的品位并将其加工成适合不同用途的种类。沿海地区的工厂，就是消费这些“矿藏”的市场，内地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尽可能多地抢占这个市场，大规模输出自己的劳动力。

　　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正规途径

　　与教育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户籍政策。目前，取消户籍制度的呼声很高，很多人将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原因完全归咎于户籍制度。但是，从目前一些开始尝试取消户籍制度的城市看，改革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是因为现在城市的发展和各种福利不再是依靠农村积累提供，而是由现有居民创造的财富支持的。一旦城市大门打开，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就会受损。城市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保、绿化、交通等都是与现有居民提供的税收对应的，如果新来的居民不能为城市创造接近的财富，或具有创造接近财富的能力，原有居民的利益就会被侵蚀。如果城市视居民的不同情况分别提供公共服务，城市里就会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大量非正规的就业和居住者。这些人是城市的二等公民，大量的棚户区和贫民窟，不过是将城乡间的差异转移到了城市内部。因此，简单地取消户籍控制，既解决不了公平问题，也不能改进城市的效率。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廉租房＋职业教育”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正规途径。在这个途径里，只有拥有足够劳动力资本的人，才能进入城市，而劳动力资本是国家作为公共产品免费提供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资金，企图通过直接城市化，绕过教育这个门槛，直接获得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好处，结果是连城市一起给毁掉了。中国的户籍改革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移民制度——不是一下子打开国门，而是通过一定的甄别程序，将发展中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吸引过来。一旦这些人进入发达国家，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就不会差于原来的居民甚至更多。所不同的是，我们不仅仅是在城乡间建立必要的甄别程序，而是同时为农村的人口提供教育以增强其劳动力资本。

　　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就像水库上下游的落差，使下游的船进入上游的必要条件，就是上下游具有相同的水位。此时，打开闸门似乎是消灭内外水位差异的最简单办法，但这样做的同时把水库也给毁了。正确的办法不是降低水库内的水位，而是提升水库外的水位——建立一个船闸，放出部分水库内的水，提升船的高度，然后进入上游。“廉租房＋职业教育”制度就是农民进入城市的“船闸”，他们必须在国家的帮助下，努力提高自己的“水位”——人力资本，才能获得进入上游的资格（证明的方式就是能否买下廉租房）。这样，户籍制度就不仅不是阻碍城乡间要素流动的障碍，而是变成缩小城乡劳动力差异的激励。经过这一制度选择后的城市居民，必将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城市廉租房的投资也就能够以更低风险的方式提供和回收。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教育＋户籍”作为甄别手段，任何农民都具有获得廉租房的权利的话，巨大的需求，将会使得廉租房的提供根本没有可能。

　　中西部发展将获巨大机遇

　　作为东部发达地区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及廉租住宅建设的平行政策，我们建议国家减少在中西部地区道路、机场、铁路等没有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转而向增值潜力更大的劳动力投资，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全面推行面对市场需求的职业教育计划。除了普及义务教育外，在中西部地区省会和条件较好的地方，建设职业教育基地，根据市场需求，大规模培训职业人才，使劳动力这个中国最丰富的存量资源保值、增值。同时，将劳动职业培训与获得廉租住宅的资格联系起来，增加未来廉租住宅居民支付的能力，保证国家投资的回收。这样通过在西部地区无偿投资教育，在东部地区有偿投资基础设施和住宅，在国家的层次，建立教育的“投资—回收”机制。

　　事实上，上述空间战略在所有层次的政府都可以采用。中央政府之所以应当成为实施的主角，是因为培训后劳动力无论如何流动，基本上都在国家行政边界以内，投资效益泄漏的可能性最小。国家可以通过这一战略，有效平衡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异。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教育投资的本地消费和出口劳动力的劳务汇款两个渠道获得直接受益，同时，人口的减少，使得当地的“人口——资源（土地、旅游、矿产等）”比例得到改善，欠发达地区可以用这些节省下来的资源（如水资源）与发达地区交易。这样，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人均净收入（而不是总产出）的差距有望逐步缩小。

　　对于欠发达地区居民来说，因为国家直接补贴的是低收入家庭支出最大的项目之一——教育，而不是获益路径曲折得多的基础设施，因此，国家支援的效果在低效率的经济流程（这是欠发达地区的普遍特征）中损耗最小，未来，西部地区还可以依托这些教育设施，转向知识密集的经济，并最终同东部发达地区形成水平分工。目前，西部大开发可以盈利的国债项目越来越少，及时将投资的重点，从物转向人，是“十一五”计划继续执行中央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稳定国家边疆，让各民族人民共同分享国家进步的重要举措。相应地，整个国家的教育重心，也应当从目前的以高成本的高等教育为主，转向以低成本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主。

　　在我们提出的这个国家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里，国家的住房政策和教育政策，都将是涉及上万亿元投资、影响数亿人口命运、覆盖几万平方公里新城、横跨数十年的巨大国家工程，其规模和尺度不仅为中国历史上所没有，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央政府作为一个“企业”，是这一战略的关键角色。政府不仅不能像有些理论建议的那样退出市场，让所谓无形的手自发起作用，相反，要大规模介入经济过程，扮演民营经济无法扮演的角色，这也是几乎所有发达经济政府实际上正在做的事情（尽管具体角色可能因经济发展的阶段而不同）。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经济，在没有政府或者弱政府的环境下，取得过发展的成功。

　　资料：

　　现行教育体系的两大不适

　　——由于需求有限，大学扩张造成高档人才过剩、外流；真正符合市场需要的高素质中低档劳动力严重短缺（据估计仅“珠三角”熟练技术工人短缺就高达150万人）。甚至在下岗人数众多的老工业基地（东北、西北和西南一些工业城市），出现了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大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这些城市的主要特点是第二产业的比重高于第三产业。对于这些城市而言，总体上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求人倍率（市场总体需求人数除以求职人数）在0．6左右，甚至不到0．5；而且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三个产业的总需求中，比重都在30％左右，甚至在40％以上。但掩盖在总体劳动力过剩数字后面的一个事实，却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短缺。

　　以2002年第二季度的数据为例，在沈阳市，技师和高级技术的求人倍率分别是1．88和1．08，中级和高级技术职称的求人倍率分别是1．02和1．04；在西安市，职业资格四级和三级的求人倍率分别是1．40和3．03，中级技术职称的求人倍率是1．49；在成都市，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是1．21和1．50，中高级技术职称的求人倍率分别是1．68和3．2。很多中高级技师岗位需要求职者，但劳动力市场缺乏符合这样条件的劳动力资源。

　　——针对低收入阶层的普及廉价的职业教育严重不足。大量劳动力以半成品的形式进入市场；不同地区和阶层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更加加剧了贫富的差距。国家教育投入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使得教育投资的产权很难界定，其收益无法有效收回，因为任何地区的投资，都可能使其他地区受益。因此，家庭一直是中国教育投资的主体。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设计一个能够确保国家教育投资回收，具有巨大市场需求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