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让美国发现，仅仅凭借两洋之利、卓越的科技、超人的实力仍然无法实现真正的安全。因为，恪守传统的国际法与战争理念，国家只有在遭到“侵略”与“攻击”时，才能予以还击。于是，“9·11”的结论就是，美国必须修改传统的安全规则，就是要先发制人，消灭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不让任何国家、邪恶势力获得威胁美国的能力。

　　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新观念的产物。这种新观念显然并不容易被接受，于是它的产物也一样难获普遍的认同。在伊拉克战争一周年之际，世界各地声势浩大的反战浪潮高潮迭起，其主舞台正是美国大陆与欧洲大陆。不过在相同的标语、口号下，这两地的反战呐喊声中，其实亦有不同。

　　发生在250个城镇的反战示威，也许是越战后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意的集中反映，这与美伊开战之前有限的反战示威自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时至今天，正如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相信萨达姆政权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仍然相信推翻萨达姆政权是正当的，甚至仍然为由美国来承担这一使命感到光荣。

　　那么，他们因何反战？“政府撒谎，士兵丧命”，这是示威中一幅醒目的标语。的确，美国人反战，是因为他们信任的政府这一次向他们撒了谎。这个政府曾经信誓旦旦告诉他们：萨达姆政权与发动“9·11”袭击的恐怖分子有关系；这个邪恶政权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在密谋更大的阴谋；美国的军事行动是“正义的”，它将带给伊拉克人民自由与民主、稳定与繁荣；而且，战争将会很快结束。

　　然而，今天除了“新帝国”的道德诉求之外，所有构成这场战争的一切“正当性理由”，都已经成为了欺骗。对于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要为一个远在万里之遥的国家付出这么多生命。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有言：“数万名示威者的呐喊，远不如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泪水。”而这恐怕也是让美国人一年以后对这场战争如此愤怒的根本原因。

　　与美国人的受欺骗感相比，欧洲人的反战情绪则要复杂得多：其中既有“老欧洲”的羞辱感，也有西班牙“火车站”大爆炸、法国恐怖威胁信号带来的恐惧感，更有公众对于自己政府的愤怒感———二战结束以来的西欧，冷战结束以来的整个欧洲，民意从来没有变得这样轻贱。与美国的民意决然不同，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包括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国家民意都更倾向于反对对伊开战。他们当然知道萨达姆是独裁者，这样的政权按照他们的价值标准是不道德的，然而他们并不认为别的国家就能因此以战争手段推翻这个政权。他们恪守至今还能够让这个世界保持多样性的价值中立，甚至对美国“道德帝国”的目标时刻保持警惕。但是这些诉求与民意，并不能阻住战争的车轮，而推动这辆战车前行的，同样有欧洲的国家。

　　因此，对于布什来说，显然是美国的反战游行更令他关注，因为在总统大选逼近的关头，这些反对的声音关乎选票；但对于美国来说，其实却是欧洲的反战姿态更为紧要，这其中对美国道德权威的质疑，可能伤及美国在西方世界的号召力，而欧洲反战者要求本国政府以本国民意为依据制定对外政策的诉求，倘若引发更大的社会共鸣，则更有可能导致美国更多盟友政府在下届选举中丧失执政权———西班牙已经如此。

　　而在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努力迟迟难有结果的前提下，伊拉克的战后政治经济重建成果，对于美国在伊行动获得国际认同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美国要以自己在伊的作为来消解反战者的抨击，但是它在伊拉克的每一个动作，又恰恰是反战者所诟病的。鲍威尔日前表态：美国无意安排一个国家的制度，美国所做的，只是让伊拉克的民众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自己国家的制度。这番外交辞令透露出的信息，正是美国目前的两难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