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潘岳

　　潘岳

　　1960年生，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

　　1976年--1982年，部队服役；

　　1988年12月至1989年12月，任中国技术监督报社副总编辑；

　　1989年12月至1993年2月，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1994年5月至1998年3月，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

　　1998年3月至2000年1月，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2000年1月至2003年3月，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2003年3月至今，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会长、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主席等。

　　调任环保局以来，掀起“环保风暴”，叫停30多个大型违规水电项目，接着又力主今年春夏间的圆明园环评项目。在此前，从政20多年间，潘岳一直是倍受关注的有争议性人物。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北京

　　“世界工厂”与“绿色崛起”

　　人物周刊：最近美国《商业周刊》评出本年度“亚洲之星”，您作为国内惟一入选高官，有何感想？

　　潘岳：第一，我是在选出来几天之后才知道的，感到突然；第二，我受之有愧，我来环保总局才两年，选我可能是因为我是新闻发言人，出面多了些。有很多默默无闻战斗在环保第一线的同志，还有那些退下来的老环保，没选他们可能是他们埋头苦干出头少；第三，这个奖毕竟是外国人的奖，我被受予这个奖，说明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人物周刊：您这个星期都在做什么？

　　潘岳：整个夏天我都在忙几个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也没能休上假。如今环境和经济的矛盾空前尖锐，环境和经济的发展必须并重，我们要在环境与经济矛盾之间走出第三条路。西方发达国家的环保已经达到了环境政治与环境伦理层次，我们还在环境专业层次徘徊，现在才猛然上升到环境经济层次，但相应制度没跟上，我们环保系统在环境经济研究上也没跟上，需下大努力，因此很累。

　　人物周刊：从叫停圆明园防渗工程到听证、环评、评审直至决策的全过程，环保总局都依法向社会公开，你说过希望能借此推进环境决策民主化的进程。那么，环保总局还会有那些重大举措？

　　潘岳：首先，我们还会加紧进行环境信息公开化，还必须为公众参与提供法律与政治上的保障。目前公众个人要求政府和企业提供环境信息相当困难。公众向谁要？不给怎么办？公众的知情权必须由法律来保护。

　　第二，推广环境公益诉讼。欧美各国都采用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即任何公民、社团和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这样，环境犯罪行为就能得到进一步遏制。

　　第三，加强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合作。除了极少数极端环保组织之外，大多数民间环保组织都是积极健康的环保力量。环保总局也许是和非政府组织打得交道最多的部委之一，与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人物周刊：“财富”论坛期间，您曾说，“什么是世界工厂？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您怎么产生这个见解的？

　　潘岳：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工业生产第一大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第三大贸易国。大量数据表明，中国崛起依靠的主要是资本投入和廉价劳动力。崛起虽然十分迅速，却有着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匹配的缺陷，这些缺陷就像定时炸弹，如果不及时消除，很可能在关键时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其中，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最大制约因素。

　　中国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自然资产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每日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美国的3倍)，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更可怕的是，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15年后我们的污染负荷还会增加4至5倍！那时，中国要么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要么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

　　中国必须从“世界工厂”转向“绿色崛起”。什么是绿色崛起呢？就是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高效节约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注重社会公平的分配体系，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

　　人物周刊：中国经济总量在快速上升，同时生态环境也受到严重损害，如何才能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污染问题？

　　潘岳：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谈。单从民主法制上讲，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环境成本内部化，这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从经济方面看，需要明确的产权界定，这就要求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从政治方面看，需要全社会公众行动起来，广泛参与，认真监督，才能够使得破坏环境的利益集团受到制约，这就要求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制度。

　　越从事环保工作，就越感到仅凭政府的力量是绝对不够的，就越感到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必要，就越感到环保作为公共事务必须能代表全体公众的利益。一个普遍缺乏权利和契约意识的社会，是很难实现环保各项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