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强势竞逐下的卒子

　　1945年春，豫东最大的集团伪军头目张岚峰，同意中共派人进入他的军队，意在双方互通情报，以免彼此消耗实力。

　　而在此前半年，这个在1938年就被日军委任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豫东招抚史的私家军队统帅，已作为“曲线救国的将领”被蒋介石秘密委任为新编第三路军总司令，负责安抚华北各伪军，并与汤恩伯部协同剿共。

　　张岚峰这种首鼠多端、倾向模糊的行止举措，正是当时伪军典型的生存方式。

　　身处国、共、日三方缓冲地带的张岚峰，为壮大个人实力，与各方都有来往。对于国民政府，他表示希望中央原谅他的“苦衷”；对中共则不挑衅，避免冲突，对于自己部队内的中共地下组织也不处理。

　　台湾研究伪军的学者刘熙明认为，伪军经常务实地依附其他强权。相对于国民党、中共、日本等强势力量，伪军各部队只能算是小卒，在各方势力的竞逐中游移，在夹缝中求生存，必然需要与各方都保持关系。

　　伪军的形成除了地方势力之外，主要来源为国民党军队降日。同时，伪军也成为一些下层百姓的谋生手段。

　　伪军建立后，同蒋介石军队之间从未真正作过战，蒋汪两军双方“互不侵犯”。抗击伪军的主要任务都是中共的军队完成。1943年8月24日的《解放日报》曾公布了“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共产党在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36个师团60万人的58%的同时，又抗击了全部伪军62万人的90%以上，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10%。

　　汉奸的当代悖论

　　不久前，广州番禺两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建筑能否申报文物保护单位，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

　　尽管专家认为东涌炮楼和“蝴蝶楼”无论建筑水准还是历史价值都可圈可点，但它们却因与大汉奸李辅群密切相关而令地方政府部门踌躇。汉奸别墅该不该被当作文物进行保护，引发舆论激烈争论。

　　事实上，在中日关系的语境下，“汉奸”这个指称对于中国人来说犹为沉重和危险。尽管抗战已经结束一个甲子，但是这个严厉得无出其右的指控，却仍然频繁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文化汉奸”、“经济汉奸”的帽子并不鲜见。

　　而史家却已在追索几十年前“汉奸”的真相。

　　1938年1月，爱国侨领陈嘉庚的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据说，当时主和派的汪精卫在念到这个提案时脸色发白。

　　但有学者指出，拿这个说法往抗战的历史上套时，第一个被网住的就是因枣宜战役殉国而广为人知的抗日英烈张自忠。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落入日军的掌握之中。张自忠在那时当了第一任北平市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尽管他曾指出自己留在日据的北平不是要当汉奸，而是“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并表示为此不计毁誉，但是“汉奸”帽子和四处涌来的鄙夷唾弃，令他耿耿于怀。

　　1940年5月的枣宜会战中，国民党方面指挥作战的是时任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日军调集了两个师团集中攻击他。5月16日，他在南瓜店十里长山被包围，身中七弹，战死在杏仁山脚下，成为“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时年49岁。

　　有学者认为，张自忠在战斗中的“求死”倾向是希望“以死明志”，与当年被扣上“汉奸”帽子的刺激直接有关。

　　学者们在检视这类有关“汉奸”的历史片段后称,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言论就说他是“汉奸”,“汉奸”的帽子要慎用。所有的人只能用同一种方式爱国,是危险的。

　　伪军的数量

　　1938年伪军数量是78000人，1940年后，伪军数量迅速增加到145000人，上升了85%，以后数量连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期间，伪军有过猛烈的发展。这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结果。八年抗战，中国军民在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正面战场歼灭日军约53万余人，连同投降的日伪军232万余人，中国战场歼俘的日军232万余人，伪军213万余人，两者数量几乎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