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是否应该对手术病人进行ＨＩＶ强制检测？就这个问题举行的一场模拟“听证会”出现了严重“一边倒”的形势。但问题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简单。
撰稿／黄 祺（记者）
大龙的遭遇
大龙，膀粗腰圆，看上去很健壮，但他是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毒目前在大龙的身体里还只是潜在的威胁，他现在的生活与正常人没有两样，大龙的生意做得不错，电话里的商务谈判都是以美元计算的。但是，大龙不得不关心有关艾滋病的政策，他必须知道，如果有一天他要去医院做手术，是不是会像逝去不久的朋友一样悲惨。
提起朋友，大龙的声音有些颤抖。今年年初，大龙带一位朋友去医院看病，朋友受了骨伤，需要做简单的牵引治疗。就在住院治疗的过程中，朋友突然晕了过去，医生紧急检查后告诉大龙，病人的白血球很低。
从那以后，医生不再来治疗和护理病人，并告诫大龙不要靠在病人的床上睡觉，医生、护士和同病房的病友见了大龙也像躲避瘟疫一般。
一周以后，这家医院要求大龙的朋友转院。一个星期过去了，朋友的病情在第二家医院里开始恶化，第二家医院把ＨＩＶ阳性的检验报告交给大龙。大龙把奄奄一息的朋友转送到北京市传染病专科医院——地坛医院，一周后，朋友因艾滋病去世。
现在，大龙一点也不怀疑，第一家医院早就知道他的朋友是艾滋病患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医院拒绝治疗他的朋友。“转院后我去第一家医院归还我朋友使用过的医院卧具，当时很奇怪，医院没有像平常一样回收卧具消毒，而是当着我的面把它们扔进了垃圾袋。”大龙回想起来很痛心，因为第一家医院延误治疗时机，让他的朋友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离开了人世。大龙很担心，自己的未来也是这样。
“医院是否可以对手术病人强制进行ＨＩＶ检测？”——大龙的遭遇证明，这个问题已经不只是艾滋病政策的理论问题。7月24日上午，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举办的“第四期艾滋病与媒体报道研讨班”的课堂上，一场模拟听证会正在进行中，听证会的听政问题就是“医院是否可以对手术病人强制进行ＨＩＶ检测”。
“听证会”主持人，清华大学当代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李楯告诉记者，他挑选这个问题，并没有特殊的原因，中国ＨＩＶ政策制定过程中仍有颇多问题存有争议，他的手上至少有几十个，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目的是让学员们能够直接地体会艾滋病政策中问题的复杂性。
受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资助，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举办了这个特殊的培训班，它的特殊之处在于让媒体记者和ＨＩＶ感染者一起接受培训，在沟通探讨中学习如何报道艾滋病新闻。记者学员大多是活跃于艾滋病报道的一线记者，来自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新民周刊、瞭望东方周刊等国内媒体和一些境外媒体。
一边倒的特殊听证会
主持人：你们知道自己是ＨＩＶ感染者，为什么不同意医院强制检测（ＨＩＶ）？
“感染者代表”：我担心医院拒绝我们在综合医院里做手术。
主持人：你认为强制检测ＨＩＶ可以保护别的病人不被感染，除了这个原因，你还有别的想法吗？
“普通医院的医生代表”：我也希望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
一个上午的“听政会”几乎是一次观念风暴，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媒体记者和ＨＩＶ感染者一起接受了一次参与社会利益博弈的训练。
20多名记者被分为7个小组，分别扮演7种利益代表，每组中有1名感染者加入。7组分别代表的是：普通的需要手术的病人、普通医院的医生、普通医院院长、法学家、伦理学家、艾滋病专家和ＨＩＶ感染者。
半个多小时后，各组陈述自己观点的时间结束。一些学员开始交头接耳，因为大家发现，7组的主张在“听证会”上严重地“一边倒”，除了扮演感染者代表的小组反对医院对手术病人进行强制ＨＩＶ检测以外，其余的6组都表示赞成。
“ＨＩＶ感染者代表”在陈述中列举了7条反对强制检测的理由：1、强制检测的目的是医院医生出于职业保护的需要做的，不是从保护ＨＩＶ感染者基本权利的目的出发，而是剥夺我们权利的第一步。2、一旦强制检测测出ＨＩＶ阳性，我们面临的只能是万劫不复。3、作为ＨＩＶ感染者，我们接受手术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危害。4、即使在手术过程中，大夫不慎割破自己的皮肤，感染率也只是1／300，而且在48小时内打一针ＭＶＰ，感染率为零。5、作为一名ＨＩＶ感染者，我们来这里做手术是为了治疗其他疾病，而不是治疗艾滋病的，你们作为综合医院，没理由拒绝。6、医生职业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医生没有理由拒绝接治病人。7、恐惧、歧视是当前阻碍艾滋病防治工作最大的障碍。医生的行为在这个问题上起着至关重要的表率作用。医生、医院应当以实际行动，带头反恐惧，反歧视。
李楯教授事后告诉记者，这样一边倒的情况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最起码，他没有想到“法学专家”也赞成强制检测，因为法学界的普遍认识是应该尊重人权，采取任何强制措施都应该列举出充分的理由。
听证会上并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每个利益代表都应该有公平的陈述时间和权利，哪怕只有一组人反对也应该让他们充分地表达他们的主张。
逼近真实
进入问答阶段，“听证会”的“主持人”李楯首先提问“势单力薄”的“ＨＩＶ感染者代表”。
“医生是专业人员，如果医生不知道你是ＨＩＶ感染者，可能会影响他给你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你们能否把ＨＩＶ检测作为一种常规的身体检查呢？”李楯教授抛出问题。孟林拿起话筒态度坚决：“我有权利拒绝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
孟林是ＨＩＶ感染者，他的发言让在场的记者意识到，善意的设想与真实的利益可能是背离的。孟林一再强调，探讨一个政策是否合理，必须要在社会现实环境下考虑，目前国内的规定是，只要医院检测到ＨＩＶ感染者，必须转送传染病医院，但很多治疗在传染病医院是无法完成的。如果被医院检测出是ＨＩＶ感染者，病人可能得不到好的治疗，孟林认为，强制检测对于感染者意味着治疗水平的下降。
孟林的讲话得到了其他感染者的声援，各组的感染者纷纷“倒戈”，大龙本来是属于扮演普通医生的小组的，他们的意见应该是支持强制检测，但他站起来表示支持孟林的意见，场面一度有些混乱。
李楯接着提问“普通医院的医护人员代表”，尽管是模拟的医生，但李楯的问题还是很专业。
“哪些情况可能造成医院内两个病人之间感染？”
“操作中医护人员没有按照规定严格消毒。”由北京某报社的记者扮演的“医生”回答。
“你们医院曾经发生过艾滋病感染事故吗？”李楯问。
“没有，因为我们把所有病人都视同可能的艾滋病感染者。”
李楯几次追问后，“普通医院医生”赞成强制检测的理由快要站不住脚。既然只有在医护人员操作失误的事故中才可能造成病人之间的感染，那么，完全可以通过规范医疗操作的方式避免病人间的感染，所以，强制检测并不是必需的。
“普通医生”还强调强制检测可以减少医护人员职业感染的风险。这时，又一个人“倒戈”。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的护士王克荣本来应该扮演“医院院长”赞成强制检测，她也违反“听证会”的规则和“普通医生”争论起来。“作为一个在第一线工作的护士，我认为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就是救助病人，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应该承担一定的风险。”王克荣几乎天天与感染者在一起，有时候还要同吃同住。
接下来，李楯继续对“普通医院院长”赞成强制检测的另一个理由进行提问。“普通医院院长”认为，如果病人在术后发现感染ＨＩＶ，手术前的检测，有利于分辨出医疗纠纷中的责任。
李楯问：“我们都知道感染ＨＩＶ后有一个窗口期，在窗口期里，ＨＩＶ感染者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的。假设手术前检测结果是阴性，手术后变成阳性，病人感染ＨＩＶ的责任一定是你们医生的吗？”
“院长”被问住了，艾滋病的窗口期一直是ＨＩＶ检测中的难题，阴性的结果可能表明病人没有感染ＨＩＶ病毒，但也有可能是感染后没有被检测出来。
李楯告诉记者，听证会要解决的是，一个政策，首先是“可不可以这样做”，其次是“能不能做到”。政策制定中不重视可行性的探讨，已经是一个老问题。
“真的没有想到，一项艾滋病政策，会牵涉到这么多的利益群体，如果没有基本的专业知识，如果不是听到各方的发言，我们不可能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法规。”一位参加培训的上海记者在模拟听证会结束后说。
李楯打了个比方，如果外面有恐怖分子，是限制所有人的行动自由，还是让大家穿上防弹衣？艾滋病的政策也是一样的道理。“在良好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找到更多、更好的方法解决难题。”
李楯相信，模拟听证会能够让记者们多一些质疑的精神，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要报道一场艾滋病政策的听证会，他们会更多地考虑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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