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鸣

　　将博士生导师变成事实上高出教授的一级“职称”，据称是中国人贻笑于西人的一种中国式笑话，但这种笑话，却实实在在反映了中国人的某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和爱好

　　前不久，北京大学出台了研究生招生改革的新方案，在几个院系试行。虽然方案的具体细节外界还不清楚，甚至所涉及相关院系的教授有的对此也不甚了了，但大体的内容，据校方有关单位的公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博士导师只能是教授才能担任的惯例，凡是符合条件的讲师和副教授，都可以申请担任博士生导师；二是研究生招生不再标明导师姓名，录取后由学生自行在具有导师资格的教师中选择。

　　这两条之中，以导师资格的改革最为引人注目。将博士生导师变成事实上高出教授的一级“职称”，据称是中国人贻笑于西人的一种中国式笑话，但这种笑话，却实实在在反映了中国人的某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和爱好。

　　从古到今，国人对于等级制，存在两种兴趣趋向，一是强化等级，让级别越多，级别间的仪式差别越繁复越好。实行了多年的九品十八等官阶，每个级别不仅俸禄有别，而且衣帽服饰也各有等差，彼此间的称谓仪式各自不同。太平天国的农民，刚坐了半个屁股在江山上，就开始大排等级，甚至比清王朝还过分，不同级别之间的子女称呼都不一样。

　　第二种趋向，是大家都往最高的级别上挤。魏晋时节在士人中推行九品中正制度，将士人分成九个等级（品）。按道理，应该是三个等级呈正态均衡分布才是，可是事实上，由于第一品专门留给皇族，对士人没有意义，所以第二品变成了实际上的最高品，人称“灼然二品”，连第三品都无人问津了。

　　久而久之，在大家死命的拥挤下，主管分品的中正官顶不住压力，口子越开越大，最后，一项很贵族化的制度变成了头重脚轻的怪物。不少王朝末年，朝廷里的高品官就更多，左宗棠的亲兵，都是正一品顶戴的大员。太平天国也是如此，到天国灭亡前夕，一共封了2700多个王。

　　这种毛病，到了现代大有愈犯愈重之势。教授之上加个博导，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博士后，也已经被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博士之上的一级“学位”。

　　中专技校没人看（其实真正缺的恰是这个层次的人材），本科臭大街，大家眼睛里只认硕士和博士，结果，硕士和博士大扩张，廉价大甩卖。很多学校甚至教授多于讲师。

　　所有这些毛病都跟官僚制有关。现在所谓的等级都是官等官阶。中国的贵族制很早就萎缩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体制，历史证明，社会的行政导向势必会导致依附于官僚制的等级制，同时迟早会打破等级制的规矩和限制，使最高等级挤满了人，导致这种等级体制整体上贬值。

　　今天在我们的高校中，职称有着过于浓烈的行政等级色彩。姑且不说讲师相当于科长，教授相当于处长这样的官方类比，职称设置的本身，也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赋予的权力，至于能否成为博导，那更是要取决于教育行政部门给不给你博士点。

　　从现在研究生招生中存在的问题看，有导师过滥的问题，有程序缺陷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依然是行政导向过强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高校会有这么多不合格的硕导和博导？为什么高校的高官都有高职称？ 个中人都知道，评职称的时候，教师是最没有权力的。在高校，教师形不成共同体，达不成同行评议，即使在职称评定中有所谓的专家评审，也多是走过场、摆样子。

　　所以，高校的改革，如果不能在弱化行政导向上做文章，意思都不大。北大这次改革，虽然用意是淡化“博导”，但谁对申报者进行资格评定呢？能挡住学术委员会里的行政意志吗？如果不能，会不会最后变成无论什么职称，领导喜欢谁谁就带博士呢？

　　至于改革的后项内容，其实也存在诸多疑问。让学生放开自主选导师，势必要导致考试科目的泛化，这样不利于研究生阶段专业化的需要。

　　北大是中国高校的龙头，所以凡事似乎都有义务带头，改革更是不在话下。然而我所担心的是，这样的改革，即使在北大能够行得通，到了别的学校又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