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性地离开城市的青年越来越多，他们自觉自愿地上山下乡，成为现代城市青年中的别样生活方式

　　★ 本刊记者/孙冉 实习生/刘黎黎

　　在社会选择多元化的今天，许多城市青年躲开城市化的“压迫”，来到偏远山区或基层小镇，开始自己独特的青春体验。

　　寻找回归内心的感觉

　　“典型的都市女郎”――在深圳一家报社工作的李湛如此评价自己。去年4月，这个都市女郎从繁华的深圳来到云南国家级贫困县宁蒗当起了小学教师。

　　和许多当代城市青年一样，李湛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两面性 既狂热地喜欢城市丰富的物质，同时也厌恶城市工作的紧张和生活的繁复，所以，她经常去旅游以放松自己，云南是可以让她心灵得到宁静的地方，她先后去过几次。

　　2004年初，在天涯社区网“信天助学版”上，网友“信天谨游”发布的自己在云南修建学校的消息，使李湛看完后突然有种冲动：沉到生活底部，回到简单甚至是艰苦的环境里，安静地呆上一两年。

　　于是她动了支教的念头，“我有一些积蓄，不至于一年会饿死，而且有先前的工作经验，将来回到城市也不发愁找工作。”

　　李湛身边有同样的心境想去支教的朋友不少，但只有她付诸了行动。在许多朋友的印象里，云南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支教相当于旅游，所以他们经常问她“那里好不好玩”。

　　李湛所在的龙通小学离金沙江只有500米，属于干热河谷气候。5月的气温40多度，干燥少雨，学校一周内只有3天有水，日常用水都成问题，更别提洗澡了。当地人一天只吃两顿饭，李湛也入乡随俗，习惯了不吃午饭。

　　这里不通公路，要先步行到乡里，才能再乘车到县城，往返要8个小时。有时周末，李湛会出山，到丽江城买大包蔬菜食物背进山去。手机在山里没有信号，她还要定期下山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电话中却从未提过自己助学的经历，在父母眼里她是个娇弱的女孩。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灯，这是李湛的小屋里所有的摆设，但乡下的孩子个个都很灵秀，也很质朴，他们把李湛宿舍里所有的瓶瓶罐罐都插满了花。

　　而让李湛尴尬的是，当地人普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城里人有钱，希望从她那里得到更多的物质帮助，有时还会认为接受捐助不公平而闹情绪。遇到这种情况，李湛尽可能地尊重当地的风俗和文化，采取适当的退让和迂回。

　　助学生活不是童话，不是理想，不存在完美和浪漫，是很具体的苦和寂寞。但“没有谁逼我来这里生活，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最近，李湛刚刚结束支教，回到深圳。过几年，她要去一个小镇，过真正的田园生活，她说“物质生活的确很简单，却可以找到回归内心的感觉。”

　　老知青为儿子选择的第四条路

　　毕业于北京一所艺术院校的方刚，摆在面前的有这样三条路:在国内继续学业；出国留学；找个工作先干着，以后在职学习。他本人更倾向于出国留学这条路，结果，几个月后，他却参加了团中央的“西部计划”活动，来到离家数千公里外的云南省江川县开始为期一年的支边生活。

　　是父母最终帮他做了这个决定。方刚的父母曾在年轻时到农村插队，自我感觉受益终生，所以很想让方刚也到基层去锻炼。在他们的反复游说下，本来对此事并无兴趣的方刚动了心。

　　方刚出生在北京，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连上大学也住在家里。他唯一干的家务活就是洗碗和给自己洗袜子。最常干的事就是玩电子游戏、上网，以及听音乐和看DVD大片，从没独自生活过，也没有去过城市以外的地方。

　　刚到农村，方刚看到村民住在石泥堆起来的简陋房子里，很脏。他和村民一起去扒毛豆，地里土壤很潮湿，无从下手，他乱扒一气，本以为很简单的体力活，却弄得全身是汗和泥。

　　第一次去公共浴室洗澡，出来时门却打不开了。被困了十多分钟也无人来帮忙，情急之下他蹬上了墙边的水管，从浴室上面的一条缝隙处爬了出去，但不小心重重摔下来受了伤，后来，他才知道浴室的木头门热胀冷缩，

　　方刚所到的江川县大街镇非常贫瘠，大部分村民住在破旧茅草屋里，刮风摇晃，下雨漏水。这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老年人和带着孩子的妇女。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每月120元基本保证金为生，村里近30%的孩子上不起学。

　　村子里娱乐项目几乎为零，青年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泡网吧和看录像。有些孩子平时没事也不去上学，喜欢抽着烟在大街上蹲着。方刚决定配合团县委建立青年活动中心。

　　大街镇青年中心图书室仅有的几本杂志还是几年前的。方刚通过父亲的帮助，募捐到了4000多册书。为了利于查阅，方刚还请教了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把所有的书做了编码并分了三级类目。就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图书室就建成了。

　　刚开始工作时，过惯学校散漫生活的方刚经常迟到，为此镇里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

　　回北京后的方刚，顺利找到了工作，并很快能独挡一面。他说，是云南支边改变了自己，那时，很多工作从没接触过，但都一咬牙冲了上去。为此，他感谢父母这对老知青给自己做出的选择。

　　避免浪费青春的别样方式

　　“从我住的地方往北看就是天山雪山，往南看是一望无垠的田野，不远处是天山流下来的孔雀河。”颜海在电话里幸福地告诉记者，“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

　　颜海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北京人，按照他的条件，回北京或是留在上海工作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在大四第一学期同学们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他却决定去新疆塔里木油田工作。

　　大学生活，在颜海看来形同荒废。周围许多同学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打游戏，交女朋友和睡觉，这让他感到很不适应。

　　他学得是文科，格外的清闲，虽然自己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做了多种兼职，去了南方很多地方开阔眼界，还在学校的棒球队里当主力，但仍然不满意这样的生活。“在充满诱惑的城市里，每天和朋友吃饭喝酒，和女朋友看电影，我很怕青春就这么过去了。”

　　当去新疆油田工作的机会来临时，颜海感到是一个人生的转机，“我如果现在不来这里，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来这种地方。”

　　做此决定时他并没有和家里人商量，定下来才告诉父母。父母有些迟疑，但最终被颜海说服了。倒是有些亲戚比较反对，觉得他是一时冲动，要去支援祖国边疆建设。颜海并不介意别人的想法，独自登上了飞往新疆第二大城市库尔勒的飞机。

　　库尔勒在十年前还是个最高建筑只有三层楼的小城市。随着塔里木油田的开发，整个城市被带动起来了。孔雀河把城市分为两岸，颜海则在这边的塔里木油田指挥区，对岸是老城区。

　　指挥区采取军事化管理，衣食住行由公司全部负责，但他们也要按照作息时间表来生活。这对过惯学校懒散生活的颜海来说还真有些不适应，每天早上8:50（相当于北京早上时间6:50），他还必须起床做早操。

　　在这样一个方圆十里没有人烟的封闭地方，一下子少了很多城市里的消遣，但很快他就找到了自己的乐趣 每天工作结束后， 他就泡在宿舍区的阅览室里， 计划用三年时间，把这里的几百本书全部读完。

　　三年后，他要回去，在他心里，自己还是北京人。为了避免与城市脱节，他打算在三年里经常回京看看，并利用网络和通讯手段保持和外界的联系。

　　“新知青”何去何从

　　时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知青”，他们间断性的“上山下乡”，成为一种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

　　复旦大学城市社会学专家于海认为，像李湛这样在城市工作的人来说，离开城市的初衷多是由于不满或厌倦城市生活。拥挤喧闹的城市里，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污染，到处塞满了房子，到处是恶俗的商业广告。许多城市人纷纷搬离胡同和里弄，进入高大气派的水泥盒子，没有了要好的邻居，没有了交往，人的社会性逐渐萎缩。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开始怀旧，其极端的表现是对都市文明带来的一切效率、方便但却失去自然和亲切的进步反感，甚至要逃离。有钱的成功人士可以在郊区买一幢别墅，过一过“伪田园的生活”。没钱的年轻人，则选择去真正的乡村，这也许是对过度城市厌倦症的一种治疗。

　　于海认为，绝大多数人会从这段农村经历中获得人生感悟，为自己的性格增加多维积极的质素。因为他们去的地方都比自己生活的城市要条件艰苦，这种处境下会激发人原始的生命能力。但是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人会从农村回来，并且在城市发展。

　　虽然他们在农村获得的品格和智慧有助于自己的城市生涯，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难免经常迷茫，因为仍然要生活在凡人世界里，要处理城市环境中的各种新老问题。

　　农村经验毕竟是短暂，有限的，它很难对人一生的问题都有现成答案。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理事长卢雍政，在从事大学生志愿者活动长达8年时间里，接触了大量的志愿者。他说，志愿者任期内有每月600元的生活补贴，时间一般是一到两年。任期结束后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了当地工作，据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提供的数据，这个数量达到了近30%。回到城市的志愿者们，团中央也为他们安排了6000个的工作机会可供他们选择。

　　而相对于参加“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来说，城市青年的自发下乡就没这么受照顾了。他们的行为是纯自觉的，所以不但要处理和城市工作间的矛盾，还要自掏腰包捐赠给当地的学生，能做出这样事的都是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而且有理想主义情怀。

　　“信天”是天涯社区网“信天助学版”的资深版友，他在北京的助学圈子里被很多人所熟知，由于他常年在云南贫困山区做助学活动，便有人想通过他去山村做义教，但是大部分人都被他“挡”了回去。由此，他被冠以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的名号。信天对此解释说，他太明白支教者的理想和山区现实之间的差距。

　　“信天”非常现实地告诉每一个想去义教的人，你的所作所为不会改变那边的状况，这句话让很多人打了退堂鼓。“在那里，我们做得只是事务性的工作。”信天苦笑着告诉记者。

　　于海认为，绝大多数年轻人只愿意承受一段有限时间的“苦难”，许多人对农村工作都有“历险”的期待，一两年的历险，与终生受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上山下乡”新旧比

　　今天的“到西部去”、“到农村去”是社会成员在获得行为自由的条件下对行为机会的选择

　　本刊记者/孙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到1981年10月17日，上山下乡政策调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结束。

　　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前后，全国各地掀起上山下乡的政治浪潮，许多地方出现“一刀切”、“一锅端”、“一片红”的极端做法，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批城镇中学生被送往农村。

　　许多城市知青被完全农民化了，刚回来时他们很难适应城市生活，基本上都经历了一段迷茫期，才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待人接物等方面慢慢改了过来。

　　经历过文革，常年研究文革问题的胡守钧（复旦大学传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将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与现在的“返乡潮”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两者虽然从形式上很类似，也确实具有一定的相同性，如都是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去的青年也或多或少地具有想使国家富强的理想，但是总的背景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宏观上来看，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处于政治原因而强制推行的，那时的中国经济濒于崩溃，城里无法负担这些劳动力人口，而且文革发动后，青年的热情被鼓动起来了，出现了无法安置的问题。

　　现在的“上山下乡”，是一种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产物，重要的是，它不是强迫的，是自觉自愿的行为。

　　从微观上来看，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不排除城市青年为农民普及文化，做很多工作，并和农民的结合产生人才的事实。但这些人带给农民的负担远远大于正面的影响。

　　而现在的“上山下乡”负面影响则很小，他们带来的先进地区的技术和观念正一点点地影响着当地。

　　新知青：转过城头或有花

　　文/邱泽奇,

　　今天的城市人到农村去与20世纪60到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差30多年，在我看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要理解今天的“到农村去”、“到西部去”，就必须理解中国社会近40年所发生的变化，其中本质的变化就是社会成员的自由化。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改革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上一次的上山下乡也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虽然“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是由城里人首先提出来的，但要真正实现“到农村去”的愿望却是任何社会成员也不能随意实施的，必须由计划经济的科层体制来实施，社会成员只能作为体制的“砖”，被革命的需要所指引，“哪里需要哪里搬”。

　　如果说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社会从层面有什么实质性的后果的话，那就是把社会成员从计划中释放出来了，使人们获得了行为的自主和自由。30多年来，中国改革在社会层面上的变化也莫不是在行为自由这个层面上展开的。

　　而在对自由的认知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行为选择的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改革带来的自由，就是行为选择机会的多元化。 那么，对社会自由的认知便成了对社会行为机会的搜寻与选择，“到西部去”、“到农村去”是对机会的选择之一。

　　简而言之，今天的“到西部去”、“到农村去”是社会成员在获得行为自由的条件下对行为机会的选择，是社会成员的心态走向平静的过渡期。但是，选择这些机会的人也许还没有认知到这样的选择可以理直气壮。大家知道，中国社会的流动机制中有一条千年不变的法则，那就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对高低的定义也是在计划之中的话，那么今天对高低的定义则在每个人的自己的心理了。

　　欧阳修一首关于西湖的词写道：“……满目繁华，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钿车。……路转堤斜，直到城头总是花。” 此词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描写、遮遮掩掩的情调，与今日那些城乡间游走的城市人有着某种心理上的暗合。

　　看厌了绿柳朱轮繁花，转过城头或许会有另一番人生体验。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