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轶玮、实习记者柴爱新报道

　　超级女声：似曾相识的狂热

　　我们的公共空间是多么的逼仄，才使得人们如此饥不择食

　　2005年，我们又看到了“超级女声”。此刻她已然脱胎换骨，不再是去年那个怯生生带着几分实验性的电视行为艺术，而成为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风暴。

　　在Google搜索栏中输入“超级女声”四字,105万条记录,这个惊人的数字每天都在快速上升中。同时,不管是对人类有着重大意义的“发现号”还是对中国有着历史性价值的“纪念抗战胜利”,都只有30多万项,仅仅是她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次普普通通的歌唱比赛演变成一场看上去似乎是亿万人次热情过头的狂欢？2005年8月26日,“超级女声”总决选终于来临,这2005年最后一场让人哭让人笑让人动容让人疯狂的比赛会是这一切的终结吗？

　　没有意义的总决选

　　8月26日，37岁的刘展远决定坐公交车回家,尽管坐地铁要方便得多。因为刘先生不想再碰上上星期发生的事情。

　　上周五晚上，刘展远在地铁口被一群陌生的年轻人拦住要求借手机一用，他们给了刘先生20元钱，想用他的手机发15条短信为何洁投票。刘先生对此没有惊讶和慌张，他知道这是在为超级女声投票，而且他认为这些孩子还是很有教养和礼貌的。

　　在此之前,刘先生的一位朋友在街上打完电话后就被一群年轻人抢了手机，他们有组织地分成两拨，一拨拦着大叫的机主,一拨迅速地闪到一边发短信。当他们发完后,扔下了手机和25元便扬长而去。

　　从事保险销售的刘展远其实已对“超级女声”见怪不怪，因为两个月前当客户在跟他签订保险合同，要求他必须给张靓颖投上一票才愿意签字时，他已经回家对着妻子高呼过“疯了，是不是都疯了？”所以目前刘先生面对这一切时已经相当平静了——他把手机借给了这些在炎炎夏日里高举着宣传牌并在脑门上写着“盒饭”到处拉票的年轻人们，虽然他仍觉得太莫名其妙。

　　可最后一场总决选的到来，还是让刘展远觉得有点“害丝丝”（上海话，很害怕的意思），因为他了解到有个叫李宇春的女孩子在5进3决赛中，她的短信支持票数已经超过189万。

　　“最后的胜负了，估计肯定要超过这个数字，真不知道这些支持者还会作出些什么惊人举动出来……”刘先生摇着头直说“恐怖恐怖”。

　　最后这场总决选，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到了今天，超级女声不再需要一个胜利者了，所有人都是胜利者，湖南卫视是，中国联通是,中国移动是，蒙牛是，汪涵是，李湘是，黑楠是，柯以敏是，所有的超级女声都是。

　　本以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早已不会再为某件事而激动，也常常自诩对一切产生了免疫力，但事实上，被厌倦的只是那些老套的手法。当有个东西被换了一种面目出现时，那些隐匿的、不亚于他们上一代的狂热就轰然爆发，只是这次是被市场杠杆撬动。

　　孤独与认同

　　这种狂热让人感觉似曾相识。超级女声的支持者们，其年龄的跨度，其死心塌地的忠诚度，其短时间即可形成大规模支持者等等的特征，在我们的记忆中似乎并不陌生。

　　在上海从事艺术工作的美国人唐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他看来，超级女声本身是个特别娱乐的电视节目，在10年前美国就有类似的节目，但从观众的表现来看，却不像在看一个娱乐节目，而是像在产生某种信仰，且同时，似乎还在发泄某种平时不容易发泄出来的情绪。

　　“就像走上街头进行自由示威一样，为了达成同一个目标，素不相识的人集合成一个群体，形成一种强大力量从而试图改变什么。”唐南说。

　　复旦大学心理系教授孙时进认为，超级女声现象的产生有深层的社会心理基础。

　　“首先对于那些没有公平的个体力量而言，通常都是‘说了白说’，这一次是‘说了不白说’。人们认为可以通过短信自由地表达自己。”

　　个体的安全感和渺小性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是深入骨髓的。他们在精神上常常都很孤独，所以加入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本能地给大家安全的感觉，而在具有同一爱好和志向的群体中，他们还可以获得互相的确认。

　　青年学者李朝晖说，一个个孤独的现代人，总算找到了认同，尽管这认同颇有点可笑。但是，这反过来也说明自从上帝死了和传统不再之后，只有公共空间才能为人们提供认同，超女这么热，恰恰表明我们的公共空间是多么的逼仄，才使得人们如此饥不择食。

　　40多岁的王女士是纪敏佳的支持者，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很久没有这种热情和冲动的感觉了，记得上一次有类似感觉，还是七年前她参加传销的时候。

　　还有人觉得。是更早的时候。

　　没有了超级女声之后

　　王女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她很期待26日这场总决选,但她也担心,已经习惯了每周五的“超级女声”,就这样结束了,她还真不知所措,“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几亿人突然结束了一种释放热情和冲动的生活方式，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首位对超级女声提出批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电视传播专家时统宇说,“这还是一个电视节目,节目结束了,就跟散场一样,观众就回到各自生活中去了。”

　　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在看到同事的女儿借了别人三个手机为超级女声投票时，说道，“ 这是社会心理发展的一种必然，所以，即使没有超级女声，也会有另外一种形式出现。”

　　“这事实上也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性事件’。”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目前中国处在急剧的转型期，比较注重发展效率和激励机制，不太容易顾及公平和公正。像这样大规模的群体参加的活动，是容易失去理性，失去方向，甚至可能造成短时间的失控，所以有关部门要分析原因，不要盲目干预。”

　　孙时进教授认为，“民主公平是保持稳定的最好方式。应该引导大众，这只能作为一种娱乐，而不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