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时代　翻开特区的历史，“空降兵”袁庚“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诞生；“封疆大吏”吴南生“弃文从商”，在深圳当起了第一代“孙悟空”；“苦官”梁湘“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顶着“变天论”让特区变模样；“京官”李灏，被国务院主要领导亲自点将，带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赴深。

　　这是一群无畏的前行者。因为他们的付出和担当，深圳才得以从荒芜走向繁华。

　　这是一个可爱的老人。虽然一周前，袁庚，这个年近90的老人从楼梯上摔下来了，至今还躺在病床上，他幽默地对前来看望的人说自己是个“摔哥”。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有人骂他是“李鸿章”，有人说他是“冒险家”，有人说他有些“乌托邦”，但没有一个人说他没有智慧。在他20多年的好朋友陈禹山眼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但他并不被热爱，因为他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

　　这个有着传奇般经历的老人，生于深圳最东端的大鹏一个海员家庭，13岁时就孤身赴广州求学，22岁时加入了东江纵队。先后任过训练官教官、护航大队副大队长，情报科长等职。陈禹山在书中提到，1984年初识袁庚时“67岁的他走起路来如雄鸡，坐立显狮威，目光锐利，思维敏捷。”袁庚认为那是他的经历造就的，“我做情报工作出身，所以我最大的长处就是我会用我的大脑分析来自不同方向的信息，得到正确的结论。”

　　这样的一种难得的能力也为其在日后蛇口的多项改革创新中所用。袁庚先是巧妙地从邓小平1979年11月在副部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的“关于人才问题，要破格选拔，不能按老规矩办事”中，读到了不能墨守成规的信息。1980年3月，他向谷牧提出“公开招聘”，并获画圈支持，这也开了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史上的先河。之后又过了三年，袁庚“得寸进尺”，在向胡耀邦汇报工作时提出“公开投票选举工业区领导干部”的提议，同样获得支持。袁庚又凭着这个“尚方宝剑”，在蛇口开展了一场引起国内外关注的群众投票直选干部的民主试验。

　　开直选先河的同时，打破了国内能上不能下的“干部终身制”铁律。在一次干部答辩会上，他说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信神”。

　　1978年9月，61岁的袁庚被派到香港招商局工作。之后，开始了他用“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的岁月。同年10月9日，他提出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在请示中提出“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加快速度……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多方设法吸引港澳及海外游资”。这份在今天看来无奇的请示，在当年却是触目惊心的提法，突破了“不用西方世界资金”的思想禁区，“一无外债二无内债”的传统观念。

　　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袁庚又嗅到了信息。就在请示递上去的前3个月，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建设务虚会充分讨论了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问题，之前的9月，邓小平已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在这样的背景下，交上去3天后请示获得通过。

　　此后，袁庚这个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人开始四处寻觅商机，设船坞、建码头需要土地。他的目光一路越过澳门(港口水浅、电力不足)、他的家乡大鹏(水源匮乏，电力有限)，最后定在南头半岛的蛇口公社。因为这里码头能够靠船，虽然电力不足，但可以改善。

　　1979年1月31日，袁庚接到通知飞赴北京，向李先念、谷牧当面汇报招商局拟在蛇口设立工业区的想法。这一次，发生了一件日后袁庚屡骂自己“愚蠢”的事。李先念提出给袁庚半个岛(包括今天的南山)，袁庚称在经过强烈的思想冲突后，“由于自己思想不够解放”，只要了其中2.1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以至10年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青年学者认为袁庚当年没有开发整个南头半岛“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之后，袁庚就穿行在斥责与不解之中，以一副中国改革急先锋的形象，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疾行。他在跟香港商人谈生意的谈判桌上得到灵感，在蛇口竖起了当时振聋发聩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在1984年建国35周年大庆时，这标语和“小平您好！”一同出现在巡游的彩车上。

　　如果说蛇口开荒的炮响是改革的春雷，那这样标语则是思想上的春雷。但袁庚却因此被骂作“要钱还要命”的比资本家还狠的家伙。之后他用4分钱打破惯用的“平均主义”，即超过每天定额的运泥任务，一车奖4分钱。尽管这样的刺激让有的人比以往每天多拉100车。但最后因惊动了中南海而被上级部门勒令叫停3个月。

　　有人说蛇口改革借助了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中共高层开明老人的支持，的确，但这样的支持也是来自于袁庚的游说争取。之后，开荒垦地伴着阵阵春雷炸响，改革的激情也在蛇口这块热土上肆意流淌。袁庚也因此被比作卖国的“李鸿章”。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对理论界老前辈发出的警告，我只能这样说，他是出自好意的”。

　　之后，他在全国首创工程招标制度。1980年，袁庚突破了中国几十年来的“人事禁区”，开内地人才公开招聘先河，第一次拆掉了人才合理流动藩篱。之后，又实行群众民主直选领导干部。这个被人称作“早熟的民主”，却是冲破了中国几十年的“人事禁区”，解决了干部终身制的问题。

　　1984年，袁庚步入了他人生政治生涯的巅峰期。分管开放城市与特区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在沿海部分开放城市经济研讨会上向大家宣布“中央已批准袁庚同志当我的顾问……对外开放这一条，我没有他的知识多”。这使袁庚的名气更加响亮。

　　袁庚对内地官场的积弊保持着高度的清醒，他在蛇口的媒体立下规矩：“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创造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环境。工业区“机关报”《蛇口通讯报》上的《向袁庚同志进一言》开创了内地新闻媒体批评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先例。“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此言一出即成为80年代的最有力呼声，袁庚的鲜明立场犹如磁场吸引了大批热血青年投奔，他再度成为全国新闻人物，同时也遭到猛烈的抨击。

　　而袁庚主政蛇口14年期间，将一个资产1个亿家底的招商局发展壮大到了身家200亿。其中包括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开发了赤湾港的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全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保险机构——蛇口平安保险公司，以及平均资本利润率列中国第一位的招商银行。

　　1992年12月，这个在蛇口实现了他美丽幻想的老人离休了。1993年，深圳市完全收回蛇口工业区的自治管理权，蛇口进入谢幕时间。有人说“蛇口工业区历史使命正式终结，开始回归主流，不再有争议，也不再有启示”。

　　直到今天，这个动过手术，身体不好的老人，还有着年轻时的固执，他从不表露疼痛，不要别人搀扶。“这就是袁庚，哪怕他已经90岁”。他的一位老友说，这个被称作“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演说家的天分的”老人就这样“一边在时间的隧道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边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沉淀河底”。

　　■同领风骚

　　“封疆大吏”吴南生

　　吴南生：这个被称为“封疆大吏”的人，是深圳的第一任市委书记。

　　吴南生今年已83岁。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历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80年，他被“点将”送到深圳，习仲勋说：“南生，你就去当特区的第一个孙悟空吧！”

　　这个被称作“书生”的人，有人评价他“是一位思路敏捷，富有远见的党政领导人；又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家、书法家、书画鉴赏家”。

　　1984年4月，在那次沿海开放城市会议上，在谷牧的坚持下，吴南生第一次在人们面前完整地讲到1979年4月邓小平的讲话，第一次讲出了特区的由来。1979年，吴南生建议广东先行一步，划出一个地方，吸引外商。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也是第一次用文字公布了邓小平的这三句话。

　　来深圳之前，吴南生在全省宣传文教大会当众宣布“我要弃文经商了！”吴南生对谷牧说过一句话，“我要是出了点差错，特区就办不成了”。身知肩上重担，吴南生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1982年，“经济特区成了走私通道”，“特区不是社会主义”的传言满天飞。“有人甚至将冷风吹到陈云那里”，后陈云让其写材料，他前后写了13稿，第13稿是在病床上完成的。写好后交给任仲夷，让其复印给谷牧，第13稿获得了谷牧的肯定。陈云看了第13稿后批示：“特区还是要办的”。(引文均摘自《中国特区启示录——突破》)

　　在那个破旧立新的年代，在人们心目中，吴南生是一个“只做不说”、“做了再说”甚至是“做了也不说”的人。他曾书有这样的条幅“托天陈大道，披胆语平生”。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秦鸿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