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有为：改革之星领二次创业

　　深圳英雄之跨越式发展时期

　　创新

　　■　风云时代　创业难，守业更难。从特区优惠政策到普惠政策，深圳在特区不再“特”的情况下，于九十年代初期第一次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以厉有为为首的一批领导带领深圳人开始了“二次创业”。在取得辉煌成就之后一切回归到零，“二次创业”难度远远超过“白手起家”。特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自然形成一些既得利益团体，以厉有为、王众孚、林祖基等为代表的领导人，再度拿出拓荒牛精神，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促进深圳从“劳动致富”向“知识致富”转型，用实际行动争取着深圳的“试验权”，促进了深圳的再次腾飞。

　　●声音

　　凡是认准是正确的东西，我总会一条道走到黑，十头老牛拉不回。

　　官是什么？官是百姓的牛。

　　中国要发展必须要改革，改革面对的困难很多，问题交锋很多，只能像牛一样继续往前拱。

　　无私才能无畏，所以我坦然面对他们对“学习体会”的批判，准备接受任何后果。

　　●爱牛成痴

　　厉有为的很多精神动力来自于对牛的感悟，迄今他已收藏了500余头“牛”。

　　他最欣赏的是潘鹤创作的孺子牛，欣赏它们建设深圳、不畏困难、奋勇前进的精神；

　　最喜爱的是耕田牛，看到它们能想起父辈乡亲，不忘本；

　　最喜欢的还有一头“穿环牛”，那头敦厚的牛鼻子上穿着一个鼻环，他说这对他一直是个提醒，提醒他要为人民服务，要严于律己，以“环”为戒。

　　厉有为：1990年调深圳任市委副书记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2年11月，当选为深圳第六位市长，1993年任市委书记兼市长，1995年至1998年1月，担任深圳市委书记。

　　“要开拓有曲折，要开拓有漩涡，要开拓有风险，要开拓有欢乐。人生一世要开拓，没有开拓不快活”。昨日，厉有为在深圳市博物馆给记者念了他自作的这首《开拓者》诗文，称这就是他几十年来的改革动力所在。

　　厉有为始终以改革促开拓，这首诗浓缩的也是他开拓路上的跌宕起伏，人生五味。2003年，65岁的厉有为被评为“中国改革之星”，这个高大魁梧看来有点严肃的老人，受命于“特区不再特”之际，肩负深圳“二次创业”重担，从改革中再创新优势。也是这个思路清晰颇有胆识的老人，结合深圳改革实际提出了“能否有第三种所有制”，结果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从而站到了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风口浪尖上。

　　“梁湘打开了局面，李灏进行了深层次的改革，厉有为要再造深圳优势，担子不轻”。1992年11月，厉有为当选为深圳有史以来第六位市长，一位高级干部一语道出其肩上重担。

　　此时的特区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1984年，国家开放了大连、天津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形成了三个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岛要办全国最大的特区。1990年开放上海浦东，虽然不叫特区，但某些政策比特区还“特”。1992年又相继开放沿边13个城市(镇)、长江沿岸5个城市、内地11个省会城市……内地积攒多年的改革热情得到了迸发，创新之举不再是特区专利。而10多年辉煌成就造就的优越感，使一些特区人逐渐丢失了“拓荒”的信念和动力，代之以养尊处优的傲慢甚至滋生了腐败。在深圳，一个房地产项目从报建到开工，至少要过38道关、盖38个章，报告成了“万国旗”，而要拿到“万国旗”，少说半年，多则一两年。而在浦东等地区，则只要两个星期。仿佛一夜之间，“特殊政策”遍地开花，经济特区，不再是吸引外资的唯一理由。

　　厉有为新官上任一个多月，《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是“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文章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席卷全国。浦东的新潮、海南的崛起、珠江三角洲的腾飞……一些深圳人得了“富人病”、“娇宠病”、“官场病”，当年的“垦荒牛”精神今何在？深圳的魔力、深圳的速度还何在？……深圳优势又何在？

　　这篇文章迅速被《深圳商报》以“深圳还能再领风骚吗？”为题转载。这对于迎接特区成立十周年不久，还沉醉于过去辉煌成就的深圳人无异于当头棒喝。

　　夜阑人静，厉有为看着这篇文章，陷入了沉思。其实对这些情况，厉有为早已有所了解。在他当人大主任时，就曾组织过100名人大代表，调查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并进行认真评议，将群众意见和评议结果直接反映给有关部门与干部，提出限期整改要求，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些部门与干部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怎么办？改革！厉有为马上召集五大班子成员开了3天的会，专题讨论深圳的优势与问题，并决定在市区两级机关开展提合理化建议的活动，为期一个半月。这种“危机感”迅速感染了全市，各级干部共计提了1000多条合理化建议。厉有为抓住了治疗“官场病”的关键问题：在深圳特区，谁是创造经济效益的主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该负有怎样的职能？听取多方意见后，厉有为提出“政府培育市场，市场解放政府，政府解放企业，企业解放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思路，并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变政府部门审批制为依法核准制，将一些需要在多个部门转圈的“公文旅游”变更成集中起来联合审批的“一站服务”，大大简化了审批程序，让政府从企业的“婆婆”转变为“保姆”，短短三四个月，政府部门面貌一新，光外资企业就又来深兴办了500多家。深圳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走在了全国最前面。

　　“要不怕痛，不怕伤筋动骨革自己的命才行”。多年后，厉有为在谈到政府职能改革的心得时说，权力揽在手里就有了利益，所以政府职能转变实际上是对一些人利益的挑战，必须要敢于碰硬。“官是什么？官是百姓的牛。”

　　1993年5月，李灏因年龄关系从深圳市委书记岗位退居二线，担任深圳市政府高级顾问，厉有为市长、市委书记的担子一肩挑。1994年新年伊始，厉有为在简朴的办公室里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他提到要“率先建立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积极发挥特区优势，再造优势。然而，特区的优势在哪里？

　　一年之前，厉有为在省里开会的时候，就谈到了对特区新优势的初步想法。他说，过去10年，中央给了特区一些优惠政策，现在特惠政策变成了普惠政策，这种情况下，特区还要不要特？“我们认为特区的试验作用并未消失……在特区进行一些超前试验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试验的任务更重。要试验，中央和省里要支持，要给试验权。”以厉有为为首的深圳市领导从要求特惠政策转向“试验权”，从“硬条件”转向探讨自身软环境的建设，深圳转型的思路逐渐明晰。

　　正当厉有为苦苦思索特区新优势的时候，1994年早春，关于“特区”的争论卷土重来。当年3月，一个名叫胡鞍钢的人撰写了报告，声称有必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调整。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其矛头直指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一、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二、特区政策还可以继续再“特”，但主要“特”在技术创新与国际社会接轨等方面。

　　“胡鞍钢当时很多说法是在否定特区、诬蔑特区，他说经济特区是经济寻租、政治寻租的结果”，尽管论战过去了10多年，但昨日厉有为在提到这一事件时仍不能完全平静。当时，胡鞍钢的说法引起了不少欠发达地区领导的认可，“特区不能再特”的论调在一些地方变得流行。骄傲——疑惑——彷徨，深圳人心头起了片片疑云，甚至觉得有些苦闷的时候，6月19日，当时在任的江泽民总书记来到深圳视察。6月20日，江泽民总书记讲述了“三个不变”：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给深圳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他还提出了对深圳的殷切希望：“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时隔一年后，又将这一希望题字送给了深圳。记录厉有为接过题词瞬间的珍贵照片就放在深圳市博物馆里。

　　“这张照片照得好，多有历史价值啊”，昨天，厉有为在深圳市博物馆又看到了这张照片，老领导们驻足评论。厉有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激动不已，他说总书记的讲话就像一场及时雨，也像一座灯塔，为特区前进指明了方向。二次创业的思路终于清晰。1995年4月，中共深圳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明确提出并号召全市进行“第二次创业”，提出未来五年深圳要增创十个方面的新优势。

　　心里有了底，深圳也不再沉默。厉有为素以“敢想、敢说又敢干”著称，他那股“认清道理不服输”的“牛脾气”再次体现。1995年8月7日，厉有为的文章《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发表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用大量数据及不点名方式反驳了“特区不能再‘特’的说法”。紧接着，《深圳特区报》又发表了几位专家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反驳胡鞍钢的观点，最终争论得以平息。“这场争论是胡鞍钢引起的，他攻击特区，我们实在忍无可忍”，厉有为强硬的性格再次体现。

　　“凡是认准是正确的东西，总是‘一条道走到黑，十头老牛拉不回’”，酷爱收藏牛艺术品的厉有为一生中除了老师外，父母对他影响最大，父亲有一种倔强的性格与牛一般，而他承继了这种性格。也许正是这种性格将他推到了“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风口浪尖上。

　　1997年早春，厉有为手中拿到的一本小册子让他心里咯噔一下，里面印发了他1996年1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参加学校内一场研讨会的学习体会。这份学习体会广为打印散发，并附上了不知名者对他的大批判。批判中，厉有为的党校毕业论文被称为“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说他这位“改革前沿的封疆大吏”所写的文章绝非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

　　还没回过神来，另一波攻击又开始了。20多位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的匿名教授、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一场座谈会，并形成一份颇有文革风格的批判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指出“像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3月4日，一篇《团结起来，保卫宪法》的发言更是将厉文称之为“‘反宪法派’的代表作”。

　　厉有为说了什么呢？他的学习体会主要表达了这样一点：为适应中国已经设定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外，应该建立“一种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时隔近10年，厉有为回忆起当时的一幕用了“完全没想到”来形容初见批判文章时的心情，这些人“骂得很厉害”，他“压力很大，感觉到改革很难”，但他是个越挫越勇的人，始终坦然面对，也没想过要去公开辩白。

　　直到今天，厉有为还保留着“学习体会”的原稿，能回忆出当时这些“隐形人”对他的攻击：“建议党中央开除厉有为同志党籍，撤除一切党的职务，今后不能担任任何一级领导职务。”厉有为说，他所提的“社会所有制”是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认真学习考据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结果，正因为无私无畏，所以他坚信自己没有错，“准备接受任何后果”。

　　实际上，厉有为关于社会所有制问题的提出，是他从深圳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经验，会不会因为深圳的市场经济比内地发达，而导致这一观点有些“超前”呢？厉有为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这一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必然会发生争论。

　　幸好，难挨的日子没有多久。1997年5月29日，时任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省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厉有为的思路基本与讲话相符。厉有为就在总书记讲话现场，他回忆起一个细节，在总书记讲完话后，中共中央党校的领导拍着他的肩膀笑称：“总书记把你解放了。”从那以后，真的再也没有人批判他了。

　　围绕这次讲话，《中国经济时报》推出了系列访谈报道，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将这次讲话称为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三个多月后召开的十五大，确定了“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属于集体经济，也是公有制的范畴”。9月11日，即中共十五大召开前一天，《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对厉有为的专访，厉有为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安然渡过危机。

　　1998年，厉有为从深圳领导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尽管身份发生变化，但他从没有停止过对深圳命运的思考，并作为深圳市政府的高级顾问，为深圳的发展出谋划策。

　　2003年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厉有为质疑“二线关”，建议撤销特区管理线。10多年前，为了给“二次创业”争取更多的城市空间，特区提出了“撤县设区”的构想，正是厉有为专程赶到广州和北京，向中央以及广东省领导陈述利弊，获得支持，最终将宝安县一分为二，西边是宝安区，东边则是龙岗区。在十年后的这次质疑中，厉有为指出了特区管理线多个弊端，表示现时的特区政策与建立特区初期采用的特殊政策完全不一样了，“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适应深圳继续向前发展的迫切要求，已经刻不容缓”。

　　同年，由国家发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等组织的“新时代中国改革之星”评选揭晓，共在政界、知识界、企业界、农村领域分别遴选出25名具有超前理念和创新精神的改革人物。厉有为以执著的改革精神、不屈不挠的改革意识获得这个称号。

　　“我觉得自己不够格”，厉有为在谈到“改革之星”的称号时说，开拓是人一生中应有的一种精神，在这次深圳市博物馆举行的“深圳改革开放实物资料展”上，他精选了自己收藏的200件牛艺术品，提供给博物馆展览。他的很多精神动力来自于对牛的感悟。厉有为爱牛成痴，走进他的家，满眼都是形态各异的牛，迄今他已经收藏了500余头“牛”。他最欣赏的是潘鹤创作的孺子牛，欣赏它们建设深圳、不畏困难、奋勇前进的精神；最喜爱的是耕田牛，看到它们能想起父辈乡亲，不忘本；最珍爱的是雪域神牛，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而制作，也是儿子为他收藏的；厉有为最喜欢的还有一头“穿环牛”，那头敦厚的牛鼻子上穿着一个鼻环，他说这对他一直是个提醒，提醒他要为人民服务，要严于律己，以“环”为戒。

　　厉有为生在农村，世代为农，从小就与牛打交道，因为他喜欢牛，所以后来收藏“牛”。父母比他还喜欢牛，也具备牛的品格，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对人和善，忠厚老实，在艰难困苦面前从不叫苦，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中国要发展必须要改革，改革面对的困难很多，问题交锋很多，只能像牛一样继续往前拱”，厉有为用牛所作的比喻为自己的改革精神作了最好的阐述。

　　■　同领风骚

　　中药里的甘草：王众孚

　　王众孚：1985年6月任中共长沙市委书记。1990年底，王众孚被调到深圳特区，担任常务副市长。从“一把手”转为深圳特区的“副手”，他经过反复揣摩，决定当一味中药里的甘草，将各种药材调和在一起，发挥无比的威力。1994年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兼党组书记。2001年4月，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

　　1993年“8·5清水河大爆炸”中，王众孚断喝一声“再不派车头来，就拿人头来”，以军人本色力挽狂澜，终于将停在爆炸事故点不远处铁轨上二三十节液化气罐和柴油罐车皮拉走，从而避免了再一次类似原子弹般的爆炸，在他的指挥下，深圳保住了。

　　这位硬汉，196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工程兵部队，一干就是8年。1972年回到地方，在湖南省机械化施工公司工作，一干又是8年；1980年从长沙市城建局长，建委主任一直干到市委副书记，1985年担任长沙市市委书记。1990年底，王众孚被调到深圳特区，担任常务副市长。从在长沙全面主持工作到转为深圳特区的“副手”，他迅速适应了特区环境，转变角色。经过反复揣摩，决定当一味中药里的甘草，将各种药材调和在一起，发挥无比的威力。

　　王众孚负责协调市政府各部门、各方面的工作，又分管人事、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外贸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在1990年底以前，深圳就先后进行了合同制、全民所有制等员工的劳动保险改革，为了使之成为全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试点，市里设立了社会保险委员会，作为委员会主任的王众孚，经过仔细研究，在1992年主持制定了《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等，并获通过实施，建立起了社会保障制度。他还主持推广实施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协助厉有为制定了新的企业分类定级条例，按照国际惯例，按经营规模、效益水平等分成三类，对全市137家企业进行分类。此外，他还针对市政府外贸企业管理不善、效益不好、亏损严重的问题，兼并了一些效益差的公司，砍掉4级公司，改革外贸企业线长点乱，管理力所不能及的状况，提出了实行综合经营、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的外贸新思路。

　　塑造特区精神：林祖基

　　林祖基：1981年从海南来到深圳特区，在梁湘时代，他担任市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兴建八大文化设施。厉有为担任市委书记以后，林祖基成为市委副书记，上任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深圳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上。

　　曾在海南岛当了14年县委书记的林祖基，就在李灏走马上任、新老班子交替之际，一封来自海南岛的举报信，说他在文革当中是打砸抢分子，还包庇了不少“三种人”。最终把他从市委常委候选人的位置上拉下了马。新班子调整后不久，广东省委、深圳市委派专人去海南作了调查，弄清是别有用心的人在诬告。

　　一封诬告信就把他拉下了马。这时，梁湘被调去负责海南省的筹备工作，他想调林祖基过去，并有意让他进领导班子，也许是为深圳特区付出了太多太多，林祖基最终决定留在特区。不久就被查出患有膀胱癌，一下成了重病号。百般滋味涌上心头，因工作而被累垮的他给并肩作战多年的同志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千万注意劳逸结合，千万保重身体，并表示如果能征服病魔，他将把一切献给深圳特区的建设事业，“生为深圳人，死为深圳魂”！奇迹出现，他以坚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重返办公室，担任市教委主任，并成为深圳市委常委。

　　厉有为担任书记以后，林祖基成为市委副书记，上任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深圳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上。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如何塑造一种特区精神，形成经济特区的群体意识？林祖基组织领导并制定了《深圳的文化发展战略》，作为指导深圳文化发展的基本纲要，并着手主编了《深圳人的行为规范》，并与评选“文明市民”、“十佳青年”活动一起，推动塑造深圳人的形象，提高深圳人的素质。

　　采写：本报记者　杜雅文　韩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