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峰

　　8月初，中国副外长戴秉国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中美定期“高层对话”，全方位就两国关系及地区和全球问题直接对话。这是中美建交以来第一次举行如此级别的例行对话。对话后的一个月里，中美双边关系出现了可喜的发展苗头。继8月17日中美纺织品贸易第3轮谈判在美国旧金山未果，双方将于8月30日、31日在北京举行纺织品问题第4次磋商。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书面声明所称，美中双方正努力朝着一个能给纺织品市场带来更多确定性的、广泛的纺织品解决方案迈进。而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9月5日—17日对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更是一次最高级别的中美“高层对话”，必将为中美关系带来深远影响。

　　本月中美举行高层对话的基本背景是，最近几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首先，中美的共同利益扩大，例如，在经贸领域，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地。中美经贸合作初步形成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的基本格局，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实惠，也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第二，美国对中国的需求上升，例如在反恐、核不扩散、朝核问题、以及保持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等方面，美国比以往更需要中国的合作和帮助。第三，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中美展开了有限的合作，两国在抑制“台独”势力过快增长方面形成了一定共识。第四，由于中国近年的成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怀疑上升了。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大洋彼岸关于中国问题的大辩论十分火热。随着中国悄然崛起以及实力和影响的不断扩大，美国国内的一些势力日益感到不自在，甚至萌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挑战论者”声称，崛起的中国将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最重大的外交挑战；“排挤论者”认为，中国在东亚的坐大，意味着终有一日会把美国挤出东亚；“威胁论者”鼓噪中国正在扩充军事实力，打破了地区力量均衡，将威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安全。可以说，目前的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因此，在中美关系错综复杂、美国对华关注异常升温的敏感时刻，开展战略对话十分及时、意义重大，不仅可能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找到新契合点，而且有可能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开掘新的相处之道。

　　建立中美定期战略对话机制的意向，首先来自中国政府。去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智利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向布什总统提出“加强两国战略对话”的建议，布什表示赞同。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时进一步确定，由中国副外长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每半年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一次对话。接着，两国政府便为中美第一次定期战略对话进行了紧锣密鼓地筹划。战略对话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所具有的自信、开放性以及对中美关系的重视；而美国的积极回应表明，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决定把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提升到新历史高度处理，愿意同中国就双边、地区和全球重大战略性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我们知道，在中美开展高层对话之前，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许多对话机制，例如，中美商贸联委会、科技合作联委会，两国在反恐、核不扩散、能源、人权、避免海上危机及海上通道安全等领域也有卓有成效的对话，两国各个职能部门的官员也有定期和不定期会晤与沟通，这些机制都对稳定和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对话都是集中在某一个问题上，或者是集中在某一个领域上，主要是为了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有着极强的功能性与专业性。而中美关系实际上分三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近期的、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如人民币汇率、纺织品贸易、反恐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另一个是中期问题，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长期问题，也就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世界头号强国之间如何相处，这里面有一个这样两个国家如何建立一些基本的战略互信的问题。

　　而战略对话则超越具体问题，就双方重大的安全关切进行磋商，就各自最为重大的战略关切进行坦率的会谈，释解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战略疑虑，确保双边关系长期平稳发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姆·凯西在佐利克出发前曾表示，会谈“旨在以一种完整的方式进行利益评估，考虑关系双方利益的问题，并讨论如何最好地处理双方的分歧。这一次跟以前所有的对话都是不一样的，它不在于解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在于建立起为这个关系长期发展的一个指导性的框架”。美国对话代表佐利克也在会晤后认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ＷＴＯ成员、《核不扩散条约》成员。现在的关键是，考虑美中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如何减少在寻求共同利益时候的代价，维持稳定的合作机制。这是这几天大家着手做的，相信在将来的几年里也有意义。”总而言之，战略对话并非要取代或整合已有的具体对话机制，而是构筑一个新型的对话平台，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探讨和规划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方向。

　　实际上，中美这两个国家进行定期高层对话，都是带着十分宽泛而又实在的问题而来的。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的发展需要营造一个长久的和平环境。美国是全球惟一超级大国，又是亚洲政治、经贸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可以让美国清楚中国和平发展的思维和意愿，同时让美国明白，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核心利益是不容挑战的，从而争取到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从美国方面来讲，它需要把握中国的走向，准确评估中国的实力和意愿。美国一位将领在谈到对中国的挑战时讲过，判断未来威胁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对方有没有打仗的实力，二是对方有没有打仗的意愿。有实力是一回事，愿不愿意使用这个实力则是另一回事。因此，对意愿的判断要远比对实力的判断更重要。近一个时期，美国各界对中国的研究空前活跃，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坦率地说，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就是在双方合作与摩擦都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展开的。一次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不可能解决双边所有的战略关切，但它毕竟搭建了双边磋商的一个重要平台，这种对话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机制性的，双方可以定期坦率地面对重大关切的现实与长远问题交换意见，阐明各自立场，探寻解决办法。通过对话增进互信，将有助于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向着一种基调积极的方向发展，也将推动崛起的中国以一种建设性的姿态发展对美关系。中美关系永远不能期望出现任何一劳永逸的方案。有问题，同时有强有力的沟通机制，不断在沟通中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稳定的大国关系应有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