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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亚洲
经济发达且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和韩国，市民团体运动也走在了亚洲的前面。
撰稿／陈统奎 赵艳燕
8月23日上午，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5311室内，一场名为“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市民社会蓬勃发展）的Ｐａｎｅｌ座谈小组已经展开活动，欧美学者和亚洲本地学者就市民社会议题举行圆桌座谈，思想火花不断交锋激荡……
有一个词屡屡被与会者提及——市民团体。作为现代市民社会的一项重要标志，近10年来市民团体在亚洲茁壮成长，成为亚洲市民社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近10年来，亚洲的市民团体在消费者保护、环境生态、社会福利、世界和平等诸多领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辻井靖司，日本每日电视台上海支局局长；洪停杓，日本宫崎国际大学政治学博士。一位是对日本市民团体颇为熟悉的记者，一位是对韩国市民团体颇有研究的韩国学者，分别向《新民周刊》介绍了他们视野中的市民团体。
他们认为，经济发达且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和韩国，市民团体运动也走在了亚洲的前面。
自下而上的市民运动
8月8日，日本市民团体“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在韩国《东亚日报》刊登意见广告，反对采纳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广告内容写道：新历史教科书的制作者是歪曲历史、并将针对韩国进行的殖民地统治正当化的美化战争团体，而“我们就是反对采纳该团体《历史·公民》教科书的日本市民”。
赞助这个广告的有日本2114名个人和153家市民团体，他们的名字一一刊登在广告上。这是“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等日本市民团体第二次在邻国媒体刊登广告传播他们的声音，2001年7月他们曾在《东亚日报》刊载过同样内容的广告。
据《东亚日报》报道，日本极右势力在今年审定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时提出了采用率10％的推广目标，企图改变4年前出版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采用率只有0．039％的颓势。但是很快，多达12万个的日本市民团体行动起来，在“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的主导下展开了阻止采用该教科书的运动，“极右势力‘10％的目标’实际上已流产。”
日本草根市民运动的确令人刮目相看。然而草根市民团体的涌现和蓬勃发展在日本也只是近10年来的事情。转折点是1995年的神户大地震。
令辻井靖司记忆犹新的是，在神户大地震灾后救助工作中日本市民团体身先士卒的作用，“在那个时候，民众有一种意识，就是不能光靠政府，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数以万计的市民团体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政府难以发挥的积极作用，唤起了整个社会对市民团体的重视，“一夜之间，一度被怀疑甚至被否定的市民团体征服了日本”，一方面普通民众开始理解和支持市民团体的活动，另一方面，政府也一改对市民团体采取的谨慎和限制的态度，开始重视市民团体在公共事务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日本的公务员队伍人数太庞大了，政府也希望原来很多政府做的事由民间人士或者非政府组织来做，以此减轻国民纳税负担。”辻井靖司说。
二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政府也成为强势政府，“那时候日本政府在民众的印象中非常强大，说话很有分量。”日本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一步步走向福利国家。然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所谓的“失去的10年”的经济下滑时期，“民间普遍认为，现在的政府不行了”。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1993年访问日本时告诉日本人，日本经济衰退并不意味着这是萧条期，而是转型期，此时，“社会需要的是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有责任心的公民，由他们组成的市民社会和政府、企业共同来完成这个历史的转型”。
“失去的10年”对日本社会结构的变革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日本政府被迫走上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的道路，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国民要求政府精兵简政以减轻赋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国民的愿望是，政府更快地变小，这个过程是比较艰难的。”辻井靖司说。
与此同时，日本民间开始反思。全社会形成一个重要的共识：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政府去办，市民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为自己谋福利。“这是近10年来日本市民团体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辻井靖司分析说。
很显然，当政府在削减公务人员，国民所需要交纳的税金在减少的同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能力也相应收缩，这个时候，市民团体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填补政府抽离后的空间。值得肯定的是，日本政府乐观其成，非常希望市民团体去做那些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
真正实现这样的转变并不是容易的事。日本政府的官员心态非常的复杂，“高居省级（相当于中国的部级）的官员以及更高官阶的人思想比较保守，希望保持一个大政府的权威，但是在他们职位之下或是新生代的官员思想比较开放，他们希望把政府尽量缩减，走小政府之路。”辻井靖司说。
1995年的神户大地震，市民团体在第一时间奔赴受灾前线开展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中的突出表现，最终促成了日本ＮＰＯ法的诞生。1998年12月，《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即ＮＰＯ法）应运而生，将保健、医疗、福利、社会教育、环境保护等12个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作为法律允许的ＮＰＯ法人的活动范围。3年后又通过并实施了对满足条件的ＮＰＯ法人捐款的单位或个人减免所得税的政策。截至2004年3月，日本全国的ＮＰＯ法人总数已超过了1．5万，其中一半ＮＰＯ是在法律出台后成立的团体。
日本市民团体运动就这样自下而上地走向正轨，走向现代国家的市民治理时代。
自上而下的市民运动
“现在，在韩国参加市民团体非常时髦。”洪停杓博士对《新民周刊》说。
日本市民团体的风起云涌得益于神户大地震，而韩国市民团体鱼跃龙门则得益于卢武铉当选韩国总统。
去年3月12日，韩国56年宪政历史上首次发生“超级地震”——弹劾卢武铉总统。就在韩国宪法裁判所作为弹劾卢武铉总统案的程序，决议临时总统高建第二天执政韩国的消息传出后，当天晚上汉城市中心爆发了支持卢武铉、粉碎弹劾的大规模群众烛光示威集会。支持卢武铉的170多个市民团体3万多人，高呼“弹劾无效”、“在野党必须认罪”等口号。与此同时，韩国釜山、大田等主要城市也爆发了大规模反弹劾示威游行。
最终，卢武铉没有丢掉总统乌纱帽，支持卢武铉的韩国市民团体又是一番庆贺。值得留意的是，弹劾程序启动当日，韩国各大报载，民意显示，反对弹劾总统的国民超过70％，谴责弹劾总统的人数已占压倒多数。观察家指出，韩国市民团体对卢武铉积极拥护是其最终避免被弹劾的一项重要因素。
“执政党还是在野党的时候，得到很多市民团体的帮助，饮水思源，执政以来比较支持市民团体运动。”洪停杓博士分析说。
从总统弹劾案到政治改革再到媒体改革，卢武铉政府和不少市民团体的紧密合作犹如新婚燕尔。青瓦台还应运设置了负责与市民团体协调的市民社会首席秘书官，具体负责与市民团体协商相关决策。
毫无疑问，韩国市民团体迎来的是历史上最宽松的成长环境，市民团体的成立变得相当容易，在采访中，我们得知这样的事实，很多韩国青年在大学时代非常热衷于参加各种市民团体的活动，有不少人大学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干脆自己成立市民团体，活跃于市民运动时代浪潮之中。
韩国的现代化模式是政府主导的压缩式现代化。与日本市民团体在神户大地震抗震救灾中的一鸣惊人不同的是，韩国市民团体涌现是韩国反独裁、反对军人政权的市民运动发展的结果。虽然政府主导型的“增长第一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使韩国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汉江奇迹”，但是伴随这一时期的是几十年的民众与政府的对抗。
1992年金泳三当选为韩国近30年来第一个民选总统。1997年，金大中，这位曾在军人执政时期被判死刑的职业民主活动家当选为总统，成为韩国历史上执政党向在野党权力和平过渡的第一人。政治环境相对民主，经济高速发展，促使市民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从政治对抗中孕育出来的韩国市民团体，一直保有关注政治领域的传统。直到近些年才逐渐走出政治领域，进入日常生活世界，活跃于环境保护、女性权益、和平发展、地方自治、消费者权益等注重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的领域。由此形成两大突出的社会功能：一是监督政府和企业行为，二是为市民提供公共产品。
韩国社会学家李大勋用“市民共同体”这个概念来勾画韩国市民团体运动的未来：“每个群体应通过政治制度行使自己的权力，这种制度可以调节、限制、疏导这种权力，以便使一种社会势力的统治与许多其他社会势力的共同体和谐共存。”从李大勋的话语里，我们可以感知韩国知识精英期望市民团体改造社会的愿景，从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中产生的韩国市民团体将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上下在市民团体的动员下，国民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爱国热情和捐赠高潮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草根的向上力量
日本社会学者日高六郎指出，日本市民运动的特点是无党无派，没有政治野心，大多数成员是普通人。根据日本内阁府的统计，日本市民团体中四成以上是从事与医疗保健和福利相关的团体，其次是城镇建设和环保。也就是说，日本市民团体的活动集中在与生活有密切联系的领域。
这些领域往往会出现所谓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政府满足不了一般市民的私人需求，而市场也会出现功能失灵。市民团体的兴起，可以弥补市民社会对于政府与市场功效的普遍失望，“日本的市民团体从事的范围非常广，有不少市民团体从事着关心市民生活的小事，在日本，无论什么事情，都有跟它相关联的市民团体在做。”辻井靖司说。
一位市民运动家将日本市民运动比喻成陆军，将韩国市民运动比喻成空军，因为日本市民运动从下面开始逐一改善，而韩国市民团体重点“轰炸”战略要点，监视政府、劳动问题、拥护权益等政治活动，试图引导社会变化。
韩国市民团体开始反思他们的行动方向，“摆脱政治问题，市民团体开始把关心投入到与市民生活连结的领域，而且这一变化倾向日益明显。”《东亚日报》报道称。
“政府资源毕竟有限，不是人人都可以加入政府当公务员，国民可以通过参加市民团体来参与国家与社会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让自己的意志在全社会引起公众的反响。”辻井靖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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