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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跟鞋”撼动亚洲
撰稿／陈统奎 赵艳燕
对于那些终日身陷家务的勤劳的传统韩国妇女来说，33岁的金女士是个幸运儿。由于常常要忙于经营自己的公司，家务往往都是由老公一肩挑，这在几年前的韩国简直不可想象。有一次，老公酒醉回家，糊里糊涂地向她抱怨做家务的辛苦。可第二天，酒醒后，丈夫早忘了昨日的诉苦，依然快乐地为太太料理家务。这正是如今许多韩国家庭的生活缩影。
《当代韩国》杂志编辑吴姬莲笑着向《新民周刊》讲述她的韩国朋友的家庭趣事。
这个自古以来女子忍耐求全的国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变。“自韩国反对党上台之后，女性的地位马上提升。她们积极地参政、议政。在家庭中，男性有时候开始扮演‘做家务’的角色。”日本宫崎国际大学政治学韩国博士洪停杓在上周举行的第四届亚洲国际学者大会期间向《新民周刊》这样评论韩国的变化。
韩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权杂志之一《ＩＦ》的创办人、记者朴米娜说：“就女性权利而言，韩国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取得了西方国家需要一个世纪所取得的成就。韩国正成为邻近亚洲国家的一个基准。”
向传统思想宣战
自19世纪晚期，韩国打开国门之前，韩国女性自一出生，受到的教育便是要服从丈夫，并以此作为一种美德。在那个时代，女性在家外的任何活动权利都被无情剥夺，他们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或“管理家务”。
在这种制度下，女性在法律上没有权力代表他们的家庭，只有官方认可的男性户主才能代表家庭成员，而其他成员都必须跟随户主的姓氏。“在80年代，离异的女性非常可怜。没有父亲的孩子，往往在学校被欺负。即使重新组织家庭，孩子还必须跟着生父的姓。”《当代韩国》的编辑吴姬莲说。由于女性地位极低，即使工作，工资也非常微薄。当时许多母亲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小孩，孩子不得不去孤儿院。
韩国女性再也坐不住了。
在1980年代推翻国家独裁者的民主运动中，女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后20多年间，韩国国会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女童权益、反对歧视女性、提高女性地位的法律，包括：《婴幼儿保育法》、《性暴力特别法》、《家庭暴力特别法》等。2001年，韩国的性别平等部创立，部长尹英淑表示，依据新规定，“每一个体都能够代表她或他本人。”今年，韩国终于作出决定，这种陈旧的“户主制”将于新的身份登记制度出台后全面废止。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当女权分子和中间偏左的开放国民党成员李恩英回忆1970年就读韩国一流的汉城大学时，校园内竟然没有一处女性洗手间。但在今年2月，在这所综合大学的毕业典礼上，16所学院就有11所学院的最高荣誉为女生所赢得。
“韩国有许多著名的女子大学，比如梨花和淑明女子大学。它们就以培养女性领袖为目标”，吴姬莲告诉《新民周刊》，“女学生都十分热衷社会活动，如果有国外的学术讨论会，即使没有任何报酬，她们都会积极参加。学校还定期举办一些成功女性的讲座，邀请高层女领导人与学生交流。”
“在这些大学的女学生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女性征服了她们的丈夫，而那些男人们恰恰统治着韩国。”洪停杓说。
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的增多让她们日渐成为政界、法庭、媒体、商界，甚至在军队和体育等领域的主导力量。女性参政的比率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一倍多，从2000年的6％上升到如今的13％（低于美国的14％，但高于日本的7％）。卢武铉总统的新政府中18名部级长官有4位是女性；一直以来都是男人把持的法务部，如今也换了女长官；去年年底，韩国还差一点出现一位女总理。今年4月，刚刚成为大国家党领袖的朴瑾惠有可能成为第一任韩国的女总统。
在今年2月新任命的110位法官中，女性占了54位（49％）。过去两年里，韩国出现了首位女司法部长，首位最高法院女法官及首位宪法法院女法官，第一批女飞行员也已经飞上蓝天。
另一些韩国女性成为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的总裁和经理。“众所周知，韩国女性在美国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一支独秀”，洪停杓告诉《新民周刊》，“大部分的韩国女性开始认识自身的价值，她们在公司很自信，在社会上很独立。”
谈起曾风靡一时、大反传统的《我的野蛮女友》，洪停杓认为许多韩国女性就像电影中那样，既有女性温柔的一面，又有职业女性上进的一面。“我想‘柔中带刚’正是韩国女性的特点。”洪停杓说。
韩国女性让我们看到了亚洲女性的明天。
来自传统的阵痛
今年9月是北京举办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的10周年纪念，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说：“10年来，妇女不仅对自己的权益知道得多了，也更懂得行使权利。当我们回看这10年，有一件事首当其冲，‘我们已懂得妇女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我们学会了什么行，什么不行’。”
上周结束的国际亚洲学者大会上，亚洲女性崛起的呼声成为其中的一个亮点。“亚洲女性的权利”、“日本职业女性的生活”、“女性与社会”、“亚洲女性的身份认同”等议题让来自不同国度的女性专家为之激动。小组讲座结束后，她们还站在走廊里交流着，久久不离开会场。
关注亚洲女性地位的崛起已成为人们的焦点。
“女性地位提升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上海大学女性研究所专家胡申生对《新民周刊》说。恩格斯早就说过：“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换言之，妇女的解放的深度和广度，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只能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不断加深与扩大。“妇女地位的提升，经济是基础。”胡申生说。
韩国在1997年经济危机后，经历了大约4年的阵痛，在企业、金融、政府、劳动等四大部门果断推进改革，2001年起经济重新迈上正轨。在经济复苏的时代里，更多的女性参与到生产中去。女性参加经济活动的结构也有很大变化，从大量集中于农业逐渐转向生产、销售和服务，从事文书、教育、医务和行政工作的人员大大增加。从事第一产业的女性1970年为57．2％，到2002年降为15．4％；从事第二产业的女性1970年为12．2％，2002年升为30％；从事第三产业的女性1970年为30．6％，2002年为54．6％。
关于女性地位提升的标志，胡申生认为，主要与女性参政议政，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的参与度有关。在纵向上，与女性过去在这些领域的参与度相比。
中国女性地位提高的速度也很快，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参政议政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对女性权益保障问题也自那时起开始重视。1992年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1999年的《母婴保健法》，到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育保险，女性在工作中，因为生育而需要特别照顾的费用开始由社会来负担，而不像计划经济社会时由单位负担。
在经济发达的日本，也诞生了一批新女性。她们经营自己的公司，或者加入外资企业，收入丰厚。但在之前的日式公司，日本的大男子主义无法给她们施展拳脚的空间。一位杰出的女主播曾在日本公司工作，老板唯一看中的地方竟然是她的泡茶技术。在这样的公司中，女性穿的裙子一定要长至膝盖，来表示女性的安分守己。女性在公司里只能做做复印、递茶的杂事，毫无地位可言。
《时代》杂志把这些有潜力但被日资公司忽视的女性为“浪费的资本”。但是那些独立门户的日本新女性却过着美国电视剧《欲望城市》中那样的生活，不再成为日本传统思想中男性的附属品。
在印度，2003年4个邦和中央直辖区的选举结果揭晓，又有3名女性候选人胜出，从而使印度全国女性首席部长的数量上升至5个。
台湾著名女主播吴淡如在2000年出版的《创造好心情》中曾这样戏谑成功的台湾女性：“最近看了一篇有关亚洲妇女处境的调查报告，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亚洲妇女中，只有台湾的女人多数表示：‘下辈子我要当男人！’在亚洲，台湾显然不是妇女地位最低的地区，也不是最重男轻女的地方；但是，日本女人不想在下辈子当男人，印度女人也没想在下辈子当男人，只有台湾女人下辈子多半要变性。为什么呢？其中一位受访妇女显然说出了一般台湾已婚职业妇女的悲哀：‘我不是女强人，而是女超人！当我老公最幸福了，他有一个能干的老婆为他料理家务，为他生儿育女，还要为他分担家计！’微微的悲愤之中，也夹带着隐隐的骄傲。”
女性开始感到自豪的时候，一些亚洲的习俗或习惯仍然束缚着女性的解放。
在印度，由于女孩出嫁需要许多陪嫁品，“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难立即消除。
“这是他们的习俗”，胡申生说，“但从亚洲整体上说，10年来，亚洲女性的地位在不断地迅速提升。”
同样在韩国也有许多遗留下的习惯或习俗。吴姬莲告诉《新民周刊》，在韩国，每到家庭祭祀时，往往都是由媳妇花一整天准备很多东西，祭祀完后再由媳妇一人收拾。家庭中的男性和其他女性都不会帮忙。
韩国的批评家们认为韩国的女权运动依然倾向于过度依靠知识分子及政治领袖自上而下的改革，普通妇女要求改革的动力仍显得不足。而这些普通女性恰恰就是那些嫁入婆家后，放弃工作而专注于家务的传统女性。日本新女性也在面对日本对女性“弱者”身份的传统定位。
或许某些传统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亚洲经济迅速发展让一部分女性站起来，但还没有克服来自悠久习俗或习惯的阵痛。
2005年8月29日—9月1日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念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中国邀请了80多个国家的来宾，其中包括政府首脑、部长、非政府妇女组织领导人以及联合国官员。在中国北京，人们共同回首和祝福这10年来妇女地位的显著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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