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形成的？
□本报驻京记者 石 岩
1715年到1718年的3年间，20万日本观众为一出戏而倾倒。这出名为《国姓爷合战》的戏剧的主角——日本武士和藤内，完全以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为原型。在戏中，和藤内是在“天照大神德威”庇护下所向披靡的一个猛男。
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郑成功是福建商人兼海盗和日本女子的后代，7岁回到中国；戏中的和藤内在日本长大、娶日本人为妻，二十几岁回到中国，为扬日本国威和鞑靼人(入关的清兵)作战，战胜之后，摸着老虎的脊背对被他打败的中国士兵说：“纵然你们人多势众，也没什么了不起，我的生国是大日本……你们污蔑日本是小国，可是你们看看日本人的本领！连老虎都害怕我们！”
《国姓爷合战》的作者近松门左卫门，本是下层武士兼业余作家，因“国姓爷”声名大噪，被他的后人称作“日本的莎士比亚”。直到今天，《国姓爷合战》在东京还偶有上演；2001年吴子牛导演的电影《英雄郑成功》，不知道为什么又名《国姓爷合战》。该片由中国大陆、香港和日本三方合作，赵文卓、蒋勤勤等主演。目前在网络上搜索《国姓爷合战》，依然能找到很多下载该片的链接。
“(早期)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略的设计者，基本上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学者、文化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向远在其新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中如是说。在书中，王向远将自17世纪开始，散见于日本文艺、文化作品及报章杂志上的反华侵华野心梳理成一条绵延300余年的河流。开始是小水，分布散乱不成气候，到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已经在各种民间反华思潮中浸淫了近200年，细流扩展成狂澜。
日本的军国主义，正是手握枪炮屠刀的“皇军”和这些终日做着侵华迷梦的文人所产下的怪胎。
师夷之长技以制邻
1875年11月，李鸿章因“牡丹社事件”与日本外交公使森有礼议和。向对方赔款50万两银子，承认日本攻陷石门、登陆台湾属“义举”，之后，李鸿章扯闲篇一样和森有礼聊起了日本的服装。
李鸿章：“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乃贤明之举，我国服装纺织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如今却要模仿欧服，实在要付出莫大的冗费。阁下对贵国舍旧服而仿欧俗，抛弃本国独立精神而甘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森有礼：“毫无羞耻之处，相反，我们对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对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我国旧服宽大而不轻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慢慢致贫，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得到无限回报。”
这段交谈被日本外务省的官方文件记录在案，记录的文字是英文。
李鸿章不知道，不独是服装，当时的日本正在尝试在一切领域和“亚洲”划清界线。
19世纪前叶，在欧美各国用炮舰撬开中国国门的时候，偏于一隅的日本一直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旁观者。1838年，幕府的统治者之一德川齐昭曾经悲观地预测，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因为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大小。然而，事实并非如德川齐昭所料，侥幸之余，日本人并未松懈。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的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
到了19世纪中叶，在幕府和日本知识阶层中间流传的关于中国的新闻日益增多，但信息来源五花八门，很多是一知半解的传说。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日本向上海派驻了第一艘轮船“千岁号”。船上的乘客由身份混杂的武士、商人组成，他们的共同使命是向当局汇报在中国的见闻。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证明，要继续搞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马里乌斯·詹森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上海不仅成了日本购进西洋军火的中转站，也成了日本人眺望西方的桥头堡。在购买军火的同一条航线上，一批批日本留学生经过中国洋行输送到西方去游学。
所有的见识和经历让日本人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应该与西方而不是东方站在一起。1885年，民间报人和私塾老师福泽谕吉把这种当时流布于日本知识阶层的观点总结进《脱亚论》。
福泽谕吉把渐进的西方文明比喻为麻疹，其传播势不可挡，与其阻挡，不如“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在这股西风的淘沥下，邻近的“支那”和朝鲜是两个不思进取的“坏邻居”，“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1885年是明治维新开始后的第17年。这一年，日本通过了专利法，使日本的国力迅速增强；军部的10年扩军计划正在实施中，现代化的陆海军已初现轮廓；罗马学会、英吉利法律学校、法国学会等机构相继建立起来。鹿鸣馆的权贵名媛们正以说英语、听歌剧、喝咖啡、吃西餐、与欧美人士通婚为骄傲。就是在这个时候，福泽谕吉替他的同胞清楚地表达了揪着头发离开亚洲的决心。
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甚丰，被后世的日本主流舆论称作“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家”，他穿和服的头像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日元面值最大的万元大钞上。
梦呓、现实一起抓，两手都很硬
如果“脱亚”只是一种文化的选择，那是日本的自由，但“脱亚”当中已经蕴含着“吞亚”的野心。福泽谕吉曾明言“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而他对待“支那”、朝鲜的“方略”——“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到了他的弟子尾崎行雄那里，已经变成明白无误的“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
这一切并不仅仅是文人的纸上痴梦，其背后有一整套野心勃勃的变革作为支撑。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开端。这场变革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居于主导的是国家军事化和新天皇制的建立。
1869年，明治上台的第二年，日本开始建军。当时的重臣、被称作“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积极主张建军与扩张同时进行：“遣使朝鲜，责其无礼，如不服时，则兴问罪之师，借以大振神州之威。”在建军的同时，以扩展日本边境线为宗旨的“大陆政策”也在积极谋划中，甚至制定出分期计划：第一期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地区，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和西伯利亚，第五期征服整个亚洲乃至于世界。
蚂蚁吞大象式的“大陆政策”并不是明治时代突发的奇想。私塾先生德藤信渊在幕末时代就发表过“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非支那的满洲莫属”，“既已取得鞑靼，朝鲜、支那，随后可图”的企图。明治时代日本把这些前朝遗训接过来，一点点扩充，一步步变为现实。
为配合建军，1870年，日本设置工部省，把兵工厂、造船厂、铁路建设等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1871年，颁布征兵令，修改户籍法。在等级分明的幕府时代，日本的农民、贱民是没有姓氏的。一个村子可能有3个三郎，这给征兵带来困难。新户籍法让农民和贱民有了姓氏，这等于每个国民都有了符号，征兵和纳粮有了依据。由此可见，日本的现代工业乃至国民的身份都是在战车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与这些动作同时进行的，是官方对佛教的极端限制和对本国原始宗教神道教的尊崇。神道教认为，统治世间万物和天上众神的天照大神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祖先，天皇则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日本民族是神的后裔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
这种以神话传说为根基、对于本民族优越性的想象本不罕见。日本的特殊之处，是在1880年由政府颁布“诏书”中，把传说拜为国教，并在随后把“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写进宪法。从此，佛的忍让慈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神道”的名义不可一世的嗜血的日本。
日本人将神道教转化为国教这件事，让人联想起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从先人那里寻找变革的合法性依据是改制者常循的法门；渲染先人的辉煌卓越往往是在面临外来生存压力时，重拾民族自信心的利器。在日本，传统势力和现代战争机器的另一个成功的嫁接品种是武士道的扩展。
这方面的两个重要文献是《军人赦谕》和《教育赦谕》。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向陆军卿颁授《军人敕谕》，强调自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这就把武士对豢养自己的大名(将军)尽忠兑换成军队对天皇的尽忠。
1890颁布的《教育赦谕》把武士道精神从武士扩展至全体国民。公民日常要遵守各种礼仪道德规范，“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这等于规定了对内对外的双重道德标准，对内恭俭礼让，有仁爱之心，对外则只需“长刀杀敌人、短刀毁自己”的非人类的决绝。
短不过200余字的《教育赦谕》对后世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从颁布之日起到二战结束，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有六七百种之多。从1891年到1907年，从国家主义的角度解释《教育赦谕》的《敕语衍义》重印了31次，成为各种演绎的正典。
至此，向战的国家机器已经初具轮廓，这架机器基于对于自己优越性的泡沫一般虚妄的想象。
“战争可以发财”
机器雏形已具的时候，日本人对其功效进行了一次小心翼翼的尝试。
1871年冬天，太平洋上两个小岛宫古岛和八重山岛的居民到琉球进贡，途中遇到风暴，一船人漂流搁浅到台湾的八瑶湾，因语言习俗不通，被当地的土著居民误杀，史称“牡丹社事件”。这起由台风引起的偶然事件成为日本试剑的绝好机会。
出手之前，日本人做了周密的准备。先是派人将台湾地形物产侦察清楚，3年之后派出一支3000余人组成的“台湾土藩探险队”攻陷石门，进驻台湾。
当时的宫古岛和八重山岛岛民都是琉球的属民，而琉球又是清朝的属国，按照道理，“牡丹社事件”跟日本并无关系，但武力驻军已成事实之后，就有了向清朝开价的筹码。谈判的结果不仅是50万两银子进账，也迫使中国间接承认了琉球改属日本。
“牡丹社事件”是日本从中国掘到的第一桶金，也是对“大陆政策”第一期计划的预演习。蓄势20年之后，更具野心的进攻开始了，那便是中日甲午之战。
甲午一役使日本一举实现了“大陆政策”的前三期计划，台湾、朝鲜、辽东半岛都收进囊中。而2.3亿两的战争赔款则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这笔意外之财，让日本上下喜出望外。当时的外务大臣井上馨说：“这笔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厅从未谈到数万万元的大数位。国库收入仅达8000万日元。因此3.5亿日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
日本政府用战争赔款主要做了3件事：扩充军备、确立金本位制、推行义务教育。扩军开支占去了赔款的62.8%。在扩军计划下，日本成为继英、法、俄之后的第四海军大国。金本位的建立，使日本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谋划将银本位改为金本位，但因资金匮乏难以启动，7600余万日元的甲午战争赔款“及时”地弥补了资金缺口。
日本的企业是甲午战争的另一个大赢家。迫于日益提升的生产能力和本国狭小市场之间矛盾的大企业主是日后策动日本政府发动对外战争的主力军。
“在日本产生了‘战争可以发财’的思想。”日本历史学家依田熹家在总结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时说。
把国家架在战争机器之上，结果真靠战争发了财，日本人的得意之色立刻漾上眉梢。当时的日本《女学杂志》曾沾沾自喜地写道：“全国同胞，如乘铁甲之舰，悠然傲游于日本海上，此即为大日本之现状也！”
对于这种国民心态，历史学家唐德刚曾点评道：“大和民族没有和其他民族共存亡、共同生活的经验，一旦接受西方的优秀文化，变成新的帝国主义，民族优越感就表现得特别强烈，变成比帝国主义更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恃强凌弱，天经地义？
屠夫们小试牛刀的时候，那些已经寂寞研究“支那”、论证侵略合理性150余年的文化人也没闲着。“欲扫胡臣盛本邦，一朝蹉跎卧幽窗，可怜半夜潇潇雨，残梦犹迷鸭绿江”。这份最初只在纸上操练“分裂支那”而未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惆怅心态一扫而光。在甲午战争之后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大日本膨胀论”、“支那分割论”、“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新秩序”相继出台，“东洋史”、“支那史”、“支那国民性研究”相继出炉。
“高山下有深谷，闭关后有开放，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封闭的隧道，进入开放的天地。维新开国二十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正如脱缰的悍马，出笼的猛鹫，尝试大胆运动”，日本人本来就是“天孙人种的子孙”，“天孙人种”的命运就注定了要踏着波涛，在北洋南极之间寻求新的故乡，这就“像燕子、像大雁、像鲑鱼、像鳟鱼，各自在进行着本能的运动”——“大日本膨胀论”的理论。
“日本冒着极大的危险，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在满洲的原野上与俄国开战。当时，俄国以锐不可挡之势南下，使支那本土陷于虎口之中，东亚的和平遭到威胁。日本虽然在自卫上有很大压力，但鉴于支那没有实力遏制，日本只有代支那来对抗俄国南下的势力。”——“大东亚主义”炮制者小寺谦吉对日俄战争的“解读”。他在日本和其他入侵中国的列强之间划一道线，自动站队站到黄种人一边：“对白种人分割支那、显现其白人统治世界的理想，(日本)决不能坐视不管。”
“支那人有句俗话，‘常山之蛇，打头而尾来扫，打尾而头来咬’，日本国民就是这样具有非常敏锐的感觉……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支那论》把中国比喻成没有灵魂的腔肠类动物。类似的看法还有：“支那人从来不试图把人生世界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达到全体的统一……支那人的世界复杂而散乱，各个部分可以发出美妙的音乐，而整体却没有和谐的旋律。”
从文学角度研究“支那国民性”的安冈秀福，更是别出心裁地从《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里搜集对中国人负面性格的描写，并以煌煌十章的篇幅将中国人定性为“过度重视体面仪容”、“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缺乏同情，富于残忍性”、“个人主义、事大主义”、“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迷信很重”、“耽于享乐”。
“‘缺乏国家观念’，是日本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通行看法。”王向远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中总结说，“例如加藤虎之亮认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就是支那的历史，也是现在支那人的思想。’”
熟悉近代西方思潮的人一眼即可看出，日本文人论证侵略合理性的“学术方法”，已经与西方列强迅速接轨：合理性中掺杂进扭曲、偏狭和侮蔑，将特殊情境下人类共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悄然论定为弱势民族与生俱来的、特有的卑劣。
但当军国主义文人以《金瓶梅》为分析母本，罗列中国人劣根性的时候，中国的“地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价值30万的奏折，透着对“中国民族性”的坐立不安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上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曾让苏联人出价30万日元，美国出价25万日元的《田中奏折》被中国的报纸免费公之于众。
这背后有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20世纪20年代末，东京有一位华人富商叫蔡智堪，蔡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曾多次把自己在与日本上层人士交往中得到的消息，通过好友、张学良的秘书王家祯传达给张学良。1928年6月，蔡智堪收到王家祯的密信，希望能设法弄到《田中奏折》。蔡智堪从日本政坛少壮派政友会与元老派民政党的矛盾入手，了解到元老派对少壮派的嚣张气焰十分不满，有意通过向外泄露少壮派政府的计划来挫一挫他们的锐气。蔡便向元老派代表人物宫内大臣牧野仲显提议，由自己把这份绝密材料向外公布。在一个深夜，蔡化装成一个补册工人，潜入皇宫书库，用透明的绘图纸蒙在《田中奏折》上，将长达67页的奏折描摹下来，送给王家祯。王家祯接到奏折后立即找人翻译并呈报给张学良，张指示印制200本分给东北军政要员，并给南京政府送去4本。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必畏我敬我而降予我。”《田中奏折》继承了明治时代大陆政策的基调，但更为狂妄，“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而不敢向我侵犯”，因为此时，日本已经在“满蒙”经营了十几年。
1905年结束的日俄战争巩固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既得利益，也是日本人有步骤向中国东北和内蒙古输入移民和殖民经济的开始。最初输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以退伍军人和武装农民为主，其目的是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为关东军提供情报和后援，操纵地方势力，抵挡苏联的南进。后来扩展到普通的农民。到“九一八事件”前夕，东北的日本移民数量已达23万。投资方面，据《田中奏折》自曝，日本通过设立“南满洲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名”，在东北投资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达4.4亿日元。
这些到别的国家开疆扩土、积累财富的日本移民从一开始就麻烦不断。最初是不适应东北的寒冷气候，加之物资匮乏，移民的动摇和抵制事件时有发生。“当满洲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中国爱国主义的靶子时，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到1931年，满洲的对外事务已经被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东三省成立了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中国人热心于修筑自己的铁路以削弱南满铁路，开发葫芦岛港与大连抗衡，并通过拒绝延长租借地或阻止本国劳工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矿业和林业。”——《剑桥中华民国史》对于当时东北形势的描述与《田中奏折》流露出的紧张情绪是吻合的：
“无奈欧战以后，外交内治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就觉醒，起而步入我后尘，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有得寸进尺之势。进展迅速实令人惊异。”
“日俄战争所得之南满利益，亦因九国条约而大受限制。因而我国人民不能源源而进，支那人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东三省，势如万马奔腾，数约百万人左右。甚至威追我满、蒙之既得权，使我国每年剩余之八十万民，无处安身。”
“支那人日就觉醒，虽内乱大正之时，其民众尚能精勤不息，模仿日货以自代。因此，颇阻我国贸易之进展。”
1927年，发生在千里之外南京北伐革命军武力回收英国租界的“南京事件”催生了《田中奏折》。日本人为“南京事件”专门召开了11天的“东方会议”。“东方”即中国，这种地理方位错乱的称呼基于这样的观念：“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但在政治上属于西方；日本人在外表上看属于东方人，而在内心的精神上是属于西方的。”日本人把“南京事件”和自己在“满蒙”的殖民经营受阻联系在一起，他们将这视为一个危险的信号。
“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是日后直呈日本天皇的秘密奏章《田中奏折》的蓝本。
退出国联，不疯不罢休
4年之后，《田中奏折》中早已被披露于天下的阴谋被关东军先斩后奏，变成了事实。“九一八事变”给当时的国际社会出了一道难题：该如何应对身为国际联盟成员而悍然武力入侵别国的日本？
事件爆发的初期，国联派出了调查团。“日本蔑视为继续保持其国际主义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议”，1932年1月，关东军占领了锦州，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3月宣布“满洲独立”。日本大言不惭地宣称，满洲是“世界上没有分裂和剥削的地方”。
这种说法和日本国内日渐聒噪的“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遥相呼应。“日本为积极发展自己而发动的战争是正义行为，并非单为私利私欲，如同其他民族为促进觉醒、冲破现状、排斥占据者和侵略者的自我行动被视为正义的行动一样。正如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是因这种非正义的差别才发生的一样，国际间属于正义的战争也都是为了改变非正义的差别才发生的。英国是跨越全球的大富豪，而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对于以散沙般的岛屿为国界，在世界上属于无产者的日本而言，难道没有在正义的名义之下，为夺取由它们所独占的土地而发动战争的权力吗？”做出这番惊人之语的是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狂人北一辉。
当年鹿鸣馆里紧随欧美老师之后的谦卑小学生之所以变得这么强硬，在法西斯意识不断膨胀之外，也有其经济基础：在1929年到193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建立在金本位以及商品、资本自由流通基础上的国际经济体系迅速土崩瓦解——日本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看别人的脸色，1933年，紧随德国之后退出国联。
在另一条战线上，军国主义文人们继续繁殖他们的理论。日本国内宣传进入“非常时期”，纯文学作品被视为有闲文学急剧压缩；报纸常因为违反“战时宣传条例”而“开天窗”；电台里连篇累牍地通报“皇军”的神勇。很多在日本享有盛名、在中国也广为人知的作家和艺术家，诸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黑泽明都曾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吹鼓手。
至此，军国主义已经在日本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中完全占了上风，军国主义的日本走上了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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