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抗战而崛起的，不仅仅是民族精神
杨奎松 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上海华东师大特聘教授。著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等十余部，学术论文百余篇和大量的书评、译著等。
□受访者：杨奎松 中共党史专家
采访：本报驻京记者 ／ 夏 榆
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空前高涨
记者：在抗战胜利过去60周年的时刻，再回头看这场战争，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杨奎松：在抗战以前的将近100年时间里，中国的国民基本上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尽管发生过很多外交的问题，出现过很多受列强欺辱的情况，但是，除了城市里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外，一般的国人还是很少关心国家的命运。
抗战为什么把中国人团结起来了？因为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侵害到了几乎所有的老百姓。这迫使他们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要有一种态度：究竟是认同中国还是认同日本，是认同日本的政府，还是认同中国的政府？所有受到日本侵略的地方，被日本占领过的地区，基本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它直接导致了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最大多数的基本群众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的觉醒。也就是说，抗战使中国最普通的百姓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的启蒙。
记者：对中国这样一个在当时还处在贫弱中的国家，抗战的胜利对中国时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杨奎松：对中国人来说，抗战的胜利最大的一个刺激，就是它是中国近百年来在对外国列强的战争中，第一次能够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次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是作为一个直接的参加国，参加了这场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它对提升国家的形象、凝聚国民的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抗日战争，中国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消除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屈辱感，这些都对中国的国民，特别对中国人在民族自尊心方面有一种非常强的激励作用。中国后来在国际上的地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力的提升，中国很多的老百姓都会直接把它们和抗日战争这段历史联系起来。中国一步一步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逐步地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现，这都和抗战有一种因果的关系。
中国一举名列“四大国”
记者：我们如何评价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意义？
杨奎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由欧洲、亚洲等许多不同的战场组成的，中国战场就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就逐渐开始了，虽然那只是一个局部抗战的过程，但是中国实际上已经通过日本侵略的事实，开始向国际社会提出警告了。它向国联的申诉和控告等等，在当时虽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但它对推动世界各国对法西斯国家和军国主义国家提高警惕是有作用的。这是因为，像埃塞俄比亚那样的一些小国，受到侵略，也有过抵抗，列强也有过干涉，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很快地灭亡了或者被殖民化了，因此大家很快就平静下来，默然接受了。因为过去帝国主义战争或殖民主义战争条件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多数国家并没有把这些问题看成一个可能会引起世界大战的重大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不仅在国际社会抗议和抵制日本，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和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进行抗衡，这无疑是对世界上所有赞同反对侵略的国家的一种激励。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在世界上打响了举国反抗侵略的第一枪，这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无疑是有力的鼓舞。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战场的出现，中国的作用就更加清楚和重要了。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的抵抗，那么，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包括对英法在东南亚和南亚殖民地的战争，都可能要提前好几年。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抗战无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
记者：中国的抗战胜利也刷新了中国人的民族形像。
杨奎松：不错。中国过去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大国，从来都是受人欺凌的对象。中国人的民族形象毫无疑问也是一种病态的和不被人尊重的形象。但是，自从中国抗战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世界各国有很多记者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就是因为他们被中国人不畏强暴所感动，愿意来了解和帮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中国作用的不可替代性，也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高度重视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主动地和中国结盟，提供援助，派出它的军事人员来华帮助中国抗战，包括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在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展开大规模的作战，这都说明美国需要中国这样一个战场。美国政府在1941年、1942年以后，逐渐把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到联合国创始国那样一种地位上去，把中国列入四大国的行列之中，推动英国一起公开宣告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对中国作用的重视。中国在战时，包括在战后，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同时却在亚太地区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力，这和抗日战争及其胜利有密切的关系。
共产党改变了历史
记者：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怎样从弱势地位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
杨奎松：在抗战期间，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共产党在抗战爆发初期只有不足4万兵力，然而经过八年抗战，到抗战结束时，它竟发展到100万正规军，260万民兵，占据着华北和华中的大片根据地，成为中国当时第二大政治势力，一举手一投足，都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前途和发展方向。共产党之所以会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明显地与它的政策适合于当时抗战条件下的形势有关，一是鲜明的抗日主张与行动，二是统一战线政策，使它能够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包括跟友党——国民党的关系，特别是跟农民的关系，和跟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中间势力——民主党派的关系，关系很大。在所有这些关系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中共从建党以后，一直到抗日战争之前，经历了两次大的革命。第一次就是国民革命，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就是苏维埃革命，也就是所谓土地革命。第一次它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党员的数量，包括在群众中的影响曾经有过一段很快的发展，从1922年100人左右，5年之后，到1927年，就变成了5万人。应该说发展得不错，在群众中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在南方几个省的工人农民中有不小的影响。在苏维埃时期，它也曾经有过发展得不错的时期，创造了根据地，创造了红军。但是，这两次革命都失败了。第一次在1927年，它发动的工农运动遭遇到国民党的镇压，自己也被迫转入地下。第二次，到1931年之后，它的城市工作就基本上垮掉了，它的根据地，它的红军，到1934年也基本上失败了。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白区损失了100%，红军损失了90%。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时，8万人只剩下了五六千人。
从这两次失败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两次的政策都是有问题的。至少是没有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抗日战争中的共产党，政策有了非常大的调整。一个最大的调整就是它放弃了激烈的土地革命的方针，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改良政策。减租减息，既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贫苦农民的生活，又团结了相当多数抗日的地主阶层和农村中的富裕阶层。这就使得共产党在农村建立起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使自己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在另一方面，它在整个根据地推行民主政治，比如在农民中间推行选举制度，村镇甚至乡区都尝试着进行选举，最有意思的是创造了教不识字的农民用丢豆子的办法选举自己拥护的干部的办法。再比如实行“三三制”，在政权中共产党占三分之一，其他的先进分子占三分之一，同时包括国民党或者其他党派也可以占三分之一。这样做的结果，其民主、开明的形象广为人知，有口皆碑，受人拥护。不仅使它在整个敌后农村能站住脚，而且对包括大后方广大中间势力和民主派，也都极具吸引力。有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八路军、新四军就不愁没有兵源，没有粮食；有了广大中间势力和民主派的同情支持，共产党就不怕和国民党冲突。
记者：党在自我发展和壮大中创造了哪些值得探究的运作方式模式？
杨奎松：我想，最重要的应当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虽然在跟国民党的关系上抗战中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是它团结国民党的基本方针没有变过，说它变，主要是指它对蒋介石等少数领导层的态度根据形势不同而有所不同。它千方百计地联合国民党的大多数人，特别是争取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更不要说对民主党派等中间势力了，这种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策略，无疑是一种极其成功的运作方式。而这种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策略，也不可避免地要求党在社会政策方面采取灵活和适宜的手法，如前面提到的减租减息、“三三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策的提出，抗战结束时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等等，无一不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共产党所以能够在战后很快取代国民党，它在这方面的灵活运作方式毫无疑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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