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艰辛的生活让他经历了一个农民工的痛苦与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后，他向工头举起了刀，连杀4人，重伤1人。

　　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余死刑。

　　8月19日和26日，记者先后两次到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与王斌余对话了10个多小时。在取得信任的基础上，王斌余向记者袒露了他的内心世界。

　　憧憬打工脱离贫穷

　　28日下午，在宁夏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记者见到了王斌余60多岁的老父亲王立定。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肩上用木棒挑着一个沾满尘土的红布袋，布袋里给儿子装了几件秋衣和几个青苹果。老人是奔波了上千公里路来看儿子的。他告诉记者，儿子很不容易，从小生活不如别人，在家又做饭又洗衣，大了又到外面打工。村里人不出去打工就没法生存！儿子一时糊涂犯了事，我不识字，可我知道应该按国法处理。

　　我出生在甘肃省一个小山村，常年干旱家里收成不好。我6岁时妈妈就去世了，家里生活困难，一家三口人挤在一个大炕上。这几年用打工的钱，才在土房边盖了几间砖房，可是因为钱不够，新房的门窗到现在还没装上。

　　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我边上学还边干农活，在家里要做饭、照顾弟弟，小学四年级时我就辍学在家。

　　我一直想让弟弟上学，可我爸说他自己不识字不也活得好好的，更何况家里没有钱。弟弟二年级时也辍学了。

　　在家里，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猫一样，总想逃出去看看。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改变命运，为自己争口气。

　　挣扎被榨取血汗

　　宁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民工问题专家李禄胜说：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权利经常受到侵犯。究其原因，农民工有80％是自发打工，他们没有技能，没有文化，只能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和体力活，没有竞争力。同时，他们缺乏生活常识、法律常识、城市劳动常识，也没有任何的法律援助。

　　“经村里熟人介绍，我17岁就开始到甘肃天水市打工。随后几年又到了甘肃兰州、宁夏中卫、银川、石嘴山、中宁等地，在建筑行业打工，也曾蹬过三轮车。

　　刚开始在天水市干建筑活，一天工资11.5元，扣除4元伙食费，最后可以拿7.5元。随后，我14岁的弟弟也到这里来干活了，他一天拿5元。我们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啥菜便宜就买啥，住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一间。

　　有一年春天，我在2米多高的地方打钢筋，掉到了下面7米多深的井里，都是稀泥巴，差点淹死。后来大家把我拉上去了，我总算逃过一死，却大病一场。老板不给我看病，只给了几片感冒药。

　　2003年8月起，我一直跟着包工头陈某干活，他揽的都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在石嘴山一家电厂做保温工时，一天27元。保温用的玻璃纤维扎得人浑身起红疙瘩，我们忍受不了，老板就骂我偷懒。

　　吴华是工地的负责人，他经常平白无故地拿我们出气。他让我偷工地上的东西，我不干，他就打我，骂我。我们平常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点，有时候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只要天亮着就干活。

　　我们工资一般都是年底结算，平时我们用钱只能找他借。可即使结算清了工钱，仍要扣300元的滞保金。今年老板给我们说晚上加班就给多加8块1毛钱，但最后发工资的时候他们能赖掉就赖掉了。

　　去年我们签了劳动合同，合同上写了交医疗保险。结果有病根本拿不到，我胃病花了1000多元还是自己掏的。出了工伤他们根本不负责任，工地上一个小伙子腿被砸了还干活呢，后来干不下去只好回家了。

　　反抗拿起了刀

　　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管教中队中队长王佐宏：当时听到王斌余的案件时，以为他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后来通过跟踪观察，发现他很淳朴、善良。由于从小生活的环境没有多少温暖，在社会上遭到种种白眼、欺侮，多次讨要不到工钱，产生了报复心理。

　　今年5月份，父亲因为去年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再加上我身体一直不好，实在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就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可老板却只给50元。

　　我气不过，就去找劳动部门，他们建议我到法院。法院说受理案子要3到6个月，时间太长，让我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立即给工地负责人陈某打电话，说他违反《劳动法》。陈某却诬赖我看工地时偷了铝皮，不给我工钱，可我并没有偷。

　　5月11日，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吴新国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我算清工资。谁知回到工地，吴华把我们宿舍的钥匙要走了，不让我们在工地上住。晚上，我和弟弟身上没钱，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块钱，我们就到吴新国家要点生活费。

　　吴新国一直不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我们走。吴华骂我像条狗，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一起打我和弟弟。我当时实在忍受不了，我受够了他们的气，就拿刀连捅了5个人。我当时十分害怕，就跑了，到河边洗干净血迹，就去公安局自首了。

　　反思尊重民工权益

　　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博铭：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农民工也要懂得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但同时，国家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利。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只有切实保护他们的权益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不要让他们流汗后再流泪！

　　下午见到了我爸，他已经瘦成那样了，见到父亲后我觉得很后悔，当时也是一时冲动。我做了傻事，法律要追究责任。我评价自己是不忠不孝。

　　说起来我也是坏人，不应该把别人弄死了，我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于双方的父母都是伤害。

　　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爸说了，很支持记者的采访。你们采访我，文章发出来，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农民工。领导到下面来，只看表面大楼好着呢，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楼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

　　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他们苦了一辈子。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据新华社编后

　　常看报纸的市民对民工爬塔吊的新闻都“腻”了，纳闷民工对这种讨要工钱的方式怎么就不“腻”呢？

　　还有偷盗工地设施、夜晚钻窗入室甚至楼道杀人抢劫，报端的文字让人在夜行时遇到民工打扮的人会感到紧张。尽管我们清醒地知道，该痛恨的是犯罪，不是民工。

　　如果一个民工杀人抢劫，是因为工头拖欠工钱，缺少回家过年的盘缠，我们又该痛恨谁呢？拖欠、克扣农民工的工钱，直接伤害的是农民工，潜在隐患却危及到社会层面。

　　经常有人问：人的生命价值几何？王斌余的5000元工钱只拿到50元，为此工头付出的代价是4条生命。这里没有人敢做出价值对等的链接。

　　只是忽略了，对王斌余一样的农民工来说，5000元工钱就是一个人甚至是一家人的口粮。断人家的口粮，不也是谋财害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