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孟昭丽刘佳婧刘晓莉 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他愤怒之下杀死4人，重伤1人，后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余死刑。8月19日和26日，记者先后两次到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与王斌余对话了10个多小时。在取得信任的基础上，王斌余向记者袒露他的内心世界。

　　在穷苦中憧憬 出生贫寒，渴望改变命运

　　我出生在甘肃省一个小山村，常年干旱，家里收成不好。我6岁时妈妈就去世了，家里生活困难，一家3口人挤在一个大炕上。这几年用打工的钱，才在土房边盖了几间砖房，可是因为钱不够，新房的门窗到现在还没装上。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我边上学还边干农活，在家里要做饭、照顾弟弟，小学四年级时我就辍学在家。我一直想让弟弟上学，可我爸说他自己不识字不也活得好好的，更何况家里没有钱。弟弟二年级也辍学了。在家里，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猫一样，总想逃出去看看。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改变命运，为自己争口气。记者：28日下午，在看守所，我见到了王斌余60多岁的老父亲王立定。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肩上用木棒挑着一个沾满尘土的红布袋，布袋里给儿子装了几件秋衣和几个青苹果。老人是奔波了上千公里路来看儿子的。他告诉我，儿子很不容易，从小生活不如别人，在家又做饭又洗衣，大了又到外面打工。村里人不出去打工就没法生存！儿子一时糊涂犯了事，我不识字，可我知道应该按国法处理。

　　在愤怒中反抗 讨薪遭打，顿起报复之心

　　今年5月份，父亲因为去年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再加上我身体一直不好，实在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就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可老板却只给50元。我气不过，就去找劳动部门，他们建议我到法院。法院说受理案子要3到6个月，时间太长，让我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立即给陈某打电话，说他违反《劳动法》。陈某却诬赖我看工地时偷了铝皮，不给我工钱，可我并没有偷。5月11日，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吴新国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我算清工资。谁知回到工地，吴华把我们宿舍的钥匙要走了，不让我们在工地上住。晚上，我和弟弟身上没钱，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块钱，我们就到吴新国家要点生活费。吴新国一直不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我们走。吴华骂我像条狗，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一起打我和弟弟。我当时实在忍受不了，我受够了他们的气，就拿刀连捅了5个人。我当时十分害怕，就跑了，到河边洗干净血迹，就去公安局自首了。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管教中队中队长王佐宏：当时听到王斌余的案件时，以为他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后来通过跟踪观察，发现他很淳朴、善良。由于从小生活的环境没有多少温暖，在社会上遭到种种白眼、欺侮，多次讨要不到工钱，产生了报复心理。

　　在压迫中挣扎 工作劳累，还要备受剥削

　　经村里熟人介绍，我17岁就开始到甘肃天水市打工。随后几年又到了甘肃兰州、宁夏中卫、银川、石嘴山、中宁等地，在建筑行业打工，也曾蹬过三轮车。刚开始在天水市干建筑活，一天工资11.5元，扣除4元伙食费，最后可以拿7.5元。随后，我14岁的弟弟也到这里来干活了，他一天拿5元。我们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啥菜便宜就买啥，住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一间。有一年春天，我在2米多高的地方打钢筋，掉到了下面7米多深的井里，都是稀泥巴，差点淹死。后来大家把我拉上去了，我总算逃过一死，却大病一场。老板不给我看病，只给了几片感冒药。2003年8月起，我一直跟着包工头陈某干活，他揽的都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在石嘴山一家电厂做保温工时，一天27元。保温用的玻璃纤维扎得人浑身起红疙瘩，我们忍受不了，老板就骂我偷懒。吴华是工地的负责人。他经常平白无故地拿我们出气。他让我偷工地上的东西，我不干，他就打我，骂我。我们平常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点，有时候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只要天亮着就干活。我们工资一般都是年底结算，平时我们用钱只能找他借。可即使结算清了工钱，仍要扣300元的滞保金。今年老板跟我们说晚上加班就给多加8块1毛钱，但最后发工资的时候他们能赖掉就赖掉了。去年我们签了劳动合同，合同上写了交医疗保险。结果有病根本拿不到，我胃病花了1000多元还是自己掏的。出了工伤他们根本不负责任，工地上一个小伙子腿被砸了还干活呢，后来干不下去只好回家了。宁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民工问题专家李禄胜：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权利经常受到侵犯。究其原因，农民工有80%是自发打工，他们没有技能，没有文化，只能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和体力活，没有竞争力。同时，他们缺乏生活常识、法律常识、城市劳动常识，也没有任何的法律援助。

　　在反思中希冀 悔不当初，期盼社会关注民工

　　下午见到了我爸，他已经瘦成那样了，见到父亲后我觉得很后悔，当时也是一时冲动。我做了傻事，法律要追究责任。我评价自己是不忠不孝。说起来我也是坏人，不应该把别人弄死了，我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于双方的父母都是伤害。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爸说了，很支持记者的采访。你们采访我，文章发出来，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农民工。领导到下面来，只看表面大楼好着呢，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楼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他们苦了一辈子。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博铭：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农民工也要懂得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但同时，国家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利。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只有切实保护他们的权益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不要让他们流汗后再流泪！

　　别漠视农民工的基本愿望

　　王斌余因为要不回工钱而杀人，怎么说都是重罪，何况他一连杀死4人、重伤1人。但是，从王斌余杀人的直接原因看，拖欠、克扣农民工的工钱，表面上看伤害的是农民工兄弟，而它对社会安定与和谐的危害之大，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一个“穷”字，让千千万万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工钱之低廉、工作之繁重、衣食之艰苦，甚至包括包工头的颐指气使和随处可见的歧视，他们都能忍受，只求能够按时足额拿到工钱。这是他们最基本的愿望。如果连这一点都守不住，他们就可能因绝望而心生愤怒，进而采取极端行为。对支付工资问题，法律明文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而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偏偏要“年底结算”工资，还变着法儿克扣、赖账。只要行政执法人员经常深入到有农民工的工地上，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只要司法机关及时改进工作，对农民工讨薪案快接快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但是，道理归道理，现实是现实。行政执法不力、打官司成本高昂，都让农民工们选择以“玩命”的办法讨还工钱，王斌余杀人案则给我们在这方面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