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闾宏 北京报道

　　核心提示

　　8月19日，三艘于六天前抵达索马里基斯马尤港口的台湾渔船被证实遭当地一股反政府武装劫持，绑架者开出50万美元的巨额赎金要求。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关注，台湾船东也奔走各处求援。

　　9月5日，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参赞关若洵向本报记者证实，在我使馆就台湾同胞及大陆船工在索马里被劫事件展开外交斡旋后，索马里过渡政府已提出同武装分子谈判，一场营救活动在更大范围内展开。

　　事件进程

　　台湾渔船“新连发”号、“中义218号”、“承庆丰号”于今年初出海，8月13日抵达索马里。

　　8月16日起，渔船在进入索马里的基斯马尤港后与台湾方面失去联系。

　　8月19日台湾方面得知渔船被挟持，绑架者开出一艘船9万美元赎金的要求，媒体报道称，船上共13名大陆船工。

　　8月31日，绑架者将每艘船的赎金上涨至50万美元。

　　9月5日，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参赞关若洵向本报记者证实，大使郭崇力已就该事件展开外交斡旋。

　　21433078，蔡惠美一直在电话旁等待这个号码出现。

　　这个八位数码代表着一部卫星电话，通过这部卫星电话，台湾渔船“新连发”号船长许连发可以发回平安的信息，“新连发”号于今年初从台湾起航，到印度洋对面的非洲索马里海域捕捞鲔鱼。

　　蔡惠美是许连发的嫂子，也是渔船“新连发”号的船东之一。

　　“8月15日还接到他的电话，声音听上去很高兴似的。”蔡惠美说，那时许连发的船泊在索马里的基斯马尤（Kismayo）港，他要去拿一张离港通行证，“电话里他说马上就能回来。等船出港，再打电话联系。”此后整整三天，“新连发”号再无消息，直到8月19日，电话那边传来许连发带着哭腔的声音：“嫂子，我现在回不来，船被一伙人扣了，要我们交9万美元的赎金。”不仅是许连发的“新连发”号，同去索马里的另两艘台湾渔船———陈自祥的“中义218号”和黄顺德的“承庆丰号”，也同时被盘踞在基斯马尤港的一伙反政府武装扣押。

　　据媒体报道，三条船上共有67名船员，其中包括13名中国大陆渔工、14名印尼渔工、12名菲律宾渔工及4名越南渔工，至于其他船长、大副之类的船上高级工作人员则几乎都来自中国台湾。

　　8月19日，亲人的电话被掐断后，蔡惠美在座机旁半晌没说出话。

　　此后的半个月时间，一场营救活动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9月5日，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参赞关若洵告诉本报记者，大使郭崇力已于当日上午专就此事紧急约见索马里过渡政府总理盖迪。

　　48小时通牒

　　许连发，台湾屏东县人，16岁开始出海学捕鱼。最初在别人船上做零工，41岁时，他拥有了自己的船。

　　“这是艘新船，今年刚买，花了2000多万新台币。”许连发找了几个朋友，合股买下了这艘“新连发36号”。

　　蔡惠美说，虽然捕鱼生活很清苦，但这次现实的残酷超出了她的想象。

　　8月中旬一天中午，午睡的蔡惠美被一阵铃声惊醒，一位朋友在电话里说，“新连发和另2艘船出事了，在索马里，船上的仪器都被人搬走了。”“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蔡惠美当时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她只是想，这次去索马里合作捕鱼，已经过当地政府同意，并签发了渔业合作签证。

　　就在当天下午，蔡惠美在渔船公司看到了许连发从索马里寄回的鲜鱼，公司记录单上是12吨，“鱼不大，还有许多海里的蛋卵。”8月19日的电话让蔡惠美彻底清醒。

　　许连发在这天接连打了三次电话。“他说他被挟持了，要我们快点准备好钱，两天内寄往索马里。”而令蔡惠美奇怪的是，在第三次通话中，许连发又说赎金先不要寄，过两天会再联络，千万不要让父母为他担心。这次通话最短，蔡惠美还想多问几句，电话就被挂断。

　　与此同时，另两艘船的船长家属也都接到相类似的电话。

　　庄启义是“中义218号”的船东。他接到了船长陈自祥求救电话的次数很多。许多次通话都是中途被挂断。

　　“中义218号”有2部卫星电话。船长陈自祥将其中1部藏起，意欲向外求救，但最终仍被“叛军”发现，并遭到毒打。庄启义说，在电话里都能听到搏斗的声音。

　　“叛军真的很残忍，我小叔子一边在和我通话，一边被叛军打。”蔡惠美再次接到许连发电话是在8月31日晚9点左右。许连发在电话里说，他的眉毛、额头都被割伤，流了很多血，手和脸都被打肿，“有个歹徒要杀死我。我跪在地上不停地求他们。”许连发说话断断续续，蔡惠美听到有硬物不时在敲击他的头部，后来才知道，那是“叛军”手里的枪托。

　　“叛军”要求每位船长的家属必须交付50万美元，他们只有收到这150万美元才会放船放人，并说他们已杀死一名印尼籍渔工，希望船长的家属不要“耍花样”。

　　叛军最后在电话中说的话让蔡惠美听得心惊肉跳，“叛军”说：“我们杀人无数，杀人像踩死一只蚂蚁。48小时内如果不交出赎金，他们就在3名船长中，选择一位，并将其杀死。”

　　“要交50万美金，不如要了我的命”

　　蔡惠美筹不出50万美元。她说，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船，许连发还向银行贷了1200万新台币，每半年要向银行还一次款，“母钱加上利息共需还200多万新台币。”“现在捕鱼很难，近海的鱼都被捕捞得差不多了。”哥哥许连生还会在台湾附近找些捕鱼机会，许连发则早有去远洋捕鱼的冲动。

　　许连发的妻子陈翠霞说，以前老公一般都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泰国等东南亚一带捕鱼，每次出海少则3个月，多则半年，“他回来时总让我觉得陌生，原来的模样已经开始淡忘，盯着那张脸，我要看很久，才会一点点熟悉起来。”这是许连发第一次越过印度洋，前去非洲捕鱼。

　　“我们是被那个姓郭的代理商骗了。他说非洲那儿的鱼很多，而且他可以申请到索马里的渔业合作签证。”蔡惠美对索马里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那里的政治形势有多混乱。

　　事实上，索马里从1991年就已爆发内战。国际海事局曾于今年6月警告过各国渔船，不要轻易停靠在索马里渔港，以免发生意外。

　　许连发去台湾渔业署办理远洋捕鱼手续时，也没人告知他可能会遇到危险，“如果早知道，怎么都不会让他到这种地方去。”蔡惠美言语中有些后悔。

　　8月13日，这三艘台湾渔船抵达索马里海域。

　　“捕鱼起初相当顺利，海面风平浪静。一大把一大把的吊钩，上了饵，从船的两侧放入深海，从早上开始，一放就要放好几个小时。”蔡惠美很熟悉如何抓捕鲔鱼，“到下午将钩子一一拔起。如果运气好，一次能拔起4、5吨。通常一天会放2次钩子，要忙到深夜，才能休息。”3天后，捕鱼作业结束，三艘渔船分别进入索马里渔港进行修整。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港口已经被索马里非政府军所占领。船一入港，即遭扣押。

　　索马里叛军武装以“非法捕鱼”为由将3条台湾渔船及所有船员扣留劫持，并且全盘推翻了后者此前曾与索马里政府签有渔业合作协议的事实，要求船长家属必须交钱才能放人。

　　“承庆丰号”船长黄顺德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哭了，她说，“要交50万美元，那还不如要了我的命。”

　　照往例付款赎人

　　在渔船和台湾失去联络的时候，中义渔业公司的庄启义已经给高雄区渔会发了一个传真，说明渔船失踪的情况。

　　台湾每个区都有一个渔会，它属于民间组织，但由政府部门渔业署进行管理。

　　高雄渔业电台的一位周姓台长说，“当初，我只知道是渔船失踪，也就按常规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他收到传真后，就向渔会领导、台湾渔业署、海洋局等各个机构发送了情况说明，提请各部门关注此事。

　　高雄区渔会总干事林国彦说，渔会主要承担的是帮助渔民办理出港手续以及进行海岸救助等一些常规服务。“而对于这类‘人质事件’只有依靠政府力量才能解决。”蔡惠美在19日接到许连发被挟持的电话后，马上联系了另外两条船的船长家属和中义号船东庄启义，经过几小时的商议，“我们还是决定去找‘外交部’出面解决。”据媒体报道，台湾“外交部”是在24日接到船主请求支持的请求，立即寻求其“常驻”南非、沙特、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处”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帮助，确认劫持者究竟系何路叛军，同时还向联合国“国际海洋事务局远东区海盗通报中心”请求协助。

　　台湾官方发言人吕庆龙在9月2日表示，目前台方已与叛军领袖联系上，一方面强烈要求对方绝对不可以伤害人质。另一方面继续交涉，希望叛军能够把赎金调低至“原始价”9万美元，甚至“零赎金”放人。

　　《海峡导报》在9月3日的报道中说，台湾琉球区渔会于2日上午从台“外交部非洲司”获悉，后者已和勒赎的这一支叛军联络上，目前叛军内部正在召开部落会议，商讨是否要加入政府军，或是拿钱走人，以及如何避免被政府军围剿。

　　林国彦很关心事件的进展程度，但了解的信息越多，他就显得越惆怅，“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台湾政府在这件事上是否真能使上力。”引起林国彦担心的原因是，台湾官方没有任何渠道可以直接和索马里政府沟通，惟一可以借助的一个重要讯息管道就是“南非代表处”，而该处至今也尚未传回进一步的讯息。“而且赎金的数目太大，让船东筹集这笔钱几乎不现实。而且叛军方面或许拿了钱还会起变数。政府又没有力量来约束它。”林国彦说，叛军是不讲道理的，“如果讲道理，就不会变成叛军。”林国彦听说，曾经也有船只在索马里被扣押。照往例，船东只有付了赎款，才能将人、船一并带回。

　　中国驻肯大使急晤索国总理

　　船东庄启义知道劫持事件后，一直在寻找解决方法。

　　9月2日，中义渔业公司接待小姐称，庄启义已经赶赴索马里处理劫持事件。而事实上，庄启义求助的对象是大陆。“我们船东一起讨论对策时，因为庄启义的船上有一些大陆船工，所以他就决定到大陆寻求帮助。”蔡惠美说。

　　香港文汇报也报道证实，庄启义在9月3日已经飞抵北京。他称，希望借由大陆渔工中介机构协助，能把渔船救回来；不过他并没有透露，他是不是有和大陆官方接触。

　　台湾寻求大陆帮助的愿望愈来愈强烈。据香港文汇报综合报道，高雄市“海洋局长”柯宗廷表示，大陆方面有沟通渠道。现在能救回人最重要。

　　9月5日，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参赞关若洵接受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使馆已在处理台湾渔船在索马里被扣押事件。

　　“郭崇力大使将要求索马里过渡政府采取一切可能措施，解救被劫持的船员和船只。”关若洵说，使馆最早听说此事是在8月底，从国际海员协会肯尼亚分会得到的这条消息，“但当时的消息里说，是三艘韩国船只在索马里被扣押。”后来进一步的消息是，三条“韩国船”上有中国公民，“这才引起我的关注。”

　　关若洵介绍，索马里现在国内局势非常混乱，全国上下有数不清的军阀、派系各据一方。索马里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

　　索马里过渡政府也是于去年10月2日在肯尼亚成立。今年5月，过渡政府才从内罗毕迁回索马里。所以消息渠道非常闭塞。“盖迪都不是很清楚，就被扣押船只事件，还来打电话询问我们。”“我们现在需要尽快从众多军阀中找出，究竟是哪一支军阀参与了这个事件。然后再和过渡政府交涉。”关若洵说。

　　据悉，索马里过渡政府总理盖迪在会见郭崇力大使时表示，他已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并指示过渡政府重建和重置部长希雷同武装分子谈判。

　　而据索方了解，这些绑匪是无组织的小股绑匪，同当地政府与商界均无联系。

　　索方承诺，将继续通过当地部族长老和武装分子取得联系，寻求解决办法。

　　关若洵说，在索马里劫持船只事件很多，其他国籍的渔船也曾遭叛军扣押。上一个月，联合国粮食计划组织的援粮货轮都遭到了劫持。船上还有8名肯尼亚人。“至今船、人都没有被放回。”

　　大陆出手援救并非首例

　　9月5日，一家台湾媒体在报道中引述了被劫持船只“承庆丰号”船长黄顺德的弟弟黄顺章的说法，称索马里叛军与索国当局已达成无条件放行的共识。在此之前，索马里副总统、参谋总长、国防部等人和叛军主事者等多方开会协商，直到当地时间5日凌晨三时左右，终于达成无条件放人的共识，预定5日6时放行。

　　北京时间昨晚8点，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参赞关若洵就此表示，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无条件放行的消息。

　　关若洵说，郭崇力大使已于昨晚向索马里过渡政府总理盖迪提请调查此事，并表示，中国政府还将进一步向索过渡政府施压，以促事情尽快解决。

　　台湾琉球区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大陆方面参与援助，将会给台湾人民很大信心，而且这也不是首例。

　　此前，一名颜姓船东的远洋鱿钓船被阿根廷海军炮击沉船，海军扣押台籍干部及大陆渔工，船东考量大陆渔工安全，向大陆求援，结果两天就放人。

　　蔡惠美现在在家里焦急地等着事情进展的信息。

　　直到9月5日晚，“叛军”都没有再打电话来，台湾政府方面也没有什么突破性的信息，“我只盼望，大陆政府能尽快和索马里政府沟通，能把船和人都救出来。”蔡惠美说，许连发的母亲最近在发烧，而且她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她时常会喊，“我的儿子啊，你快回来。”“喊得声嘶力竭的，听都听不下去。”蔡惠美说，真希望许连发能早点平安地回来。

　　对话

　　“保护台胞海外利益大陆责无旁贷”

　　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表示，我使馆出面交涉将力推“人质事件”解决

　　台3艘渔船上月在索马里港口被叛军挟持并勒索50万美金，该事件引起两岸同胞的共同关注。本报记者昨日就该事件对话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探讨该事件最终圆满解决的努力方向和可能性。

　　新京报：最近有3艘台湾渔船在索马里被非政府军扣押了，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有不少台湾人认为，大陆政府是不会来出面帮助台湾人民的。

　　曲星：那是这部分台湾人民的误解。中国政府出面保护台湾同胞的海外权益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保护台湾同胞海外的一切正当、合法权益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中国各驻外使领馆和机构也将保护、帮助在海外的台湾同胞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

　　台胞利益一直备受关注

　　新京报：还有些台湾人认为，大陆政府出面帮助解决台湾渔船被挟持事件，是因为船上有众多的大陆渔工。

　　曲星：中国政府对此始终是一视同仁的。其实涉及我们台湾同胞合法权益的案件经常发生。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时，中国大使馆优先安排这些台湾同胞第一批离开科威特；1997年柬埔寨内战爆发，中国大使馆向柬埔寨交涉要求保护数百名滞留在金边的台商和台湾旅游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并协助他们安全转移。

　　此外，之前台湾渔船渔民也因为各种原因在索马里、阿根廷、菲律宾等地被扣押，中国驻外使馆都积极与有关方面交涉，帮助他们脱离困境。

　　新京报：台湾政府也在通过他们在各国的“代表处”来处理海外权益问题，这与中国政府出面保护台胞权益有什么不同？

　　曲星：台湾所谓的“代表处”是民间机构，它不能代表官方，更不是政府机构，它在法律地位上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它在面临许多国际事务中会显得无能为力。

　　外交力量起到的作用

　　新京报：索马里的政局很混乱，过渡政府才在不久前从肯尼亚迁回本国。在面对这样一个失去秩序的国家，并要处理人质问题，是不是将要经历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曲星：那是肯定的。索马里的政府军目前还在组建中。所以重要的是，先要查清这些参与挟持台湾渔船的武装力量将会被政府吸收，还是会被政府打击。

　　这将直接影响到中国采取不同的外交策略。也就是说，政府处理外交事务前，必须先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

　　新京报：索马里这个国家复杂在哪儿呢？

　　曲星：索马里政治局势的混乱有很长久的历史。目前国内四分五裂，存在许多派系的非政府武装力量。而且很有可能，参与此次挟持人质的派系中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倾向。

　　可能有的想要投入政府怀抱，有的则坚决抵抗到底，或许还有的只想获取赎金然后逃散。那要处理这样的人质问题就会进入一个长久而艰难的周旋过程。

　　新京报：外交力量在其中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曲星：在和失去秩序的国家进行外事交涉时，政府外交的影响往往只是间接的，但即使是间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

　　比如，一个秩序混乱的国家要处理10个问题，你这个问题可能原本要放在第10个处理。但如果通过政府外交去进行交涉，就能使这个国家的政府开始关注这件事，或许就把它放在第一或第二位来处理。索马里和中国很早就有外交关系，两国关系一直不错。所以，当中国大使馆出面交涉这起人质事件，会有力地推动事情解决的进程。 本报记者 闾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