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年伊始，教育收费与贫困生问题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关注。日前，北京理工大学高等

　　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汤敏等专家在出席博客网举办的“从教育收费看教育改革研讨会”时提出：建立高校收费中的制约机制，高校成本不能快速无限制地增加；改变现有的国家对大学教育一刀切的补助方式；尽快建立全国联网的个人信用追踪体系，为助学贷款的推行提供制度保障。

　　高校收费标准谁说了算

　　据介绍，我国高校学生收费改革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到1997年完全并轨。1995年全国平均收费标准大约在500元左右，到了2005年大约为5000元左右，从绝对数来讲，十年上涨了十倍。杨东平认为，高校属于非义务教育，学生应该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这个理论大家是普遍接受的，也是国内外普遍的事实。但这里关键在于成本或者说收费标准应该怎么制定，从现在来看，无论是绝对数还是收费标准，和城乡人均收入、购买力水平相比，都可能是属于最高的，是缺乏合理性的。

　　杨东平说，我们看到在社会其他领域收费改革相对而言是非常谨慎的，自来水要调价，要开好多次会，而教育收费多年来却始终是自说自话，不需要听证和讨论，想收就收。“十年涨了十倍，没有任何政府部门以外的制约。”山西社科院丁东研究员说。

　　事实上在2000年左右，收费平均水平达到约5000元时，教育部官员一直认为收费水平已经很高，不能再涨。“每年说这个话，但事实上高校收费的水平每年还是在慢慢地涨，去年又上涨10%左右。”杨东平说，“这种涨价的冲动很难用行政的方式控制，关键就是我们缺乏公开和制约的因素。”

　　汤敏认为，应该有一个更透明、更严格、更制度化的高校使用财政资金制度，“你只要用了国家财政的钱，就要非常严格，高校成本不能快速无限制地增加。”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认为，收费多少不是关键问题，收费的过程最重要。谁来确定收费？收了费是怎么用的？他呼吁对高校办学成本进行审计并公开审计结果。

　　跳出一刀切的补贴方式

　　在讨论教育落后、教育的窘迫以及贫困生上不起学，工薪阶层家庭供养子女上学压力大时，我们经常说国家对教育投资不够。但假如政府再多20%的投资，应该投到什么地方？汤敏认为首先应该投到义务教育上。

　　他的理由是：基础教育属于公共财政的核心内容，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义务教育法的出台和实施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而且，尽管我们财政对教育的投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实际上对高校财政的投资远超世界平均水平，而对义务教育的投资才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实际上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如果我们想下一步让国家往高校投钱降低学费，抢国家解决义务教育的钱，在义务教育还没有免费的时候，这应该是一个误导。”他说。

　　既然国家对高校投的钱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学生上不起学或上学很困难？汤敏认为其中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分配方式是错误的。我们采取的是一刀切的补贴方式(即不管国家对大学生补助是多少，如果每个学生成本是1.5万元，国家给每个大学生平均补助就是1万元)，而要解决贫困生上大学难的问题，根本出路是要跳出这个思路，首先对目前占大学生总数20%的贫困生全免学费，同时还要给一些生活费用。反过来对于富裕家庭应该少补贴一些。

　　汤敏认为，现在一刀切的补贴方式相当于把全国的城市低保钱拿出来，每人平均分，一人分三块钱，这显然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