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实习生 谢林子 记者 盛丰

　　上海：书写国际反法西斯的传奇

　　1932年4月29日这天正值日本天皇的生日，身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白川有充分的理由兴奋不已：虽然他统领的侵华日军为攻占上海付出数万条生命，但他们毕竟占领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上海。为了炫耀自己的武力，也为了给伤亡惨重的日军打气，白川决定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谁料在“华人禁止入内”的祝捷大会会场上，一枚在白川等人脚下爆炸的炸弹狠狠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拍手称快的中国民众不仅记住了那个敢于冒生命危险刺杀日军高官的韩国义士尹奉吉，也记住了策划此次行动的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

　　1930年代的上海不仅成为韩国抗战的重要阵地，同样也成为战时欧洲犹太人的“诺亚方舟”。1938至1939年间，上海接纳了三万余名来自欧洲的德占区的犹太难民。对于那些在希特勒血腥的屠刀下不得不背井离乡的犹太人而言，上海这座城市给与他们的庇护足以让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将中国人民视为他们亲密的盟友。著名的“辛德勒名单”不过让一千多名犹太人死里逃生，而上海则拯救了数万犹太人。

　　上海同时也成为国际和平人士汇集的舞台，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和斯诺，新西兰进步人士路易·艾黎，日本记者尾崎秀实等都在上海留下过重要足迹。

　　最传奇的人物和故事反而可能是我们最陌生的。这是一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博士间谍”佐尔格，他在1930年代两次来到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佐尔格的情报成为共产国际了解日本真正意图和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八一三”事变后，他的情报再次由上海送往苏联远东情报局，成为影响苏联决策的重要文件。

　　典型案例：

　　尹奉吉，虹口公园的刺杀行动

　　在上海音像资料馆的馆藏中，有一段“韩国义士尹奉吉刺杀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影像格外惊心动魄。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由外国记者拍摄于七十多年前的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后又几经辗转才来到上海。当时，这一轰动全球的刺杀行动被称之为“第二次萨拉热窝事件”。

　　1932年，被一时“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军准备4月29日这一天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仪式。，借为昭和天皇祝寿的机会炫耀皇军武力，羞辱和挑衅中国军民。上海警备区司令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都觉得这是一个打击日军嚣张气焰的绝好机会。不过由于此前日本人放风说此次“祝捷大会”只允许日本人和朝鲜侨民参加，刺杀日军总司令的重任就落到了朝鲜人的肩上。

　　当中方找到朝鲜人金九拟策划虹口公园刺杀行动的时候，金九欣然答应并保证一定圆满完成任务。事实上，朝鲜民众对日军国主义的仇恨可谓由来已久。自从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之日起他们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19年日军对朝鲜“三·一”独立运动的血腥镇压又让数以十万计的朝鲜仁人志士被迫流亡海外。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反日复国的运动，而是在海参崴、夏威夷、上海等地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上海临时政府的负责人金九就是这些志士中的一员。

　　在与中方进行接洽之后，金九在上海兵工厂定制了水壶、饭盒形炸弹。于是物色人选又成了一件很棘手的事：在戒备森严的虹口公园里投掷炸弹，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时，一个名叫尹奉吉的韩侨进入了金九的视野。他才华出众，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4月26日，尹奉吉正式加入临时政府旗下的“韩人爱国团”。在宣誓留影的照片上，尹奉吉目光炯炯，神态坚毅，左手握住一枚手榴弹，右手持一支手枪，胸前挂着韩人爱国团宣誓文。

　　一切准备就绪，4月29日清晨，尹奉吉用一句“日后黄泉之下再见”向金九道别，而后就镇定自若地走入了“祝捷大会”会场。大约一小时的阅兵仪式结束后，各国理事纷纷退场，主席台上渐渐只剩下大将白川义则、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等清一色的日本军官。一直按兵不动的尹奉吉看准时机，在距离主席台几米的地方将随身携带的水壶炸弹投掷到白川等人的脚下。原本气氛热烈的会场霎时间浓烟滚滚，血肉横飞，一声巨响之后，河端顷刻毙命，白川则因身中24块弹片于一个月后毙于上海。其他到会的日本官员或被炸瞎一眼，或被炸断一足。

　　任务完成后尹奉吉落入日本人的魔掌，气急败坏的日本人悬赏六十万捉拿金九的人头。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金九来到浙江嘉兴避难。同年底，年仅25岁的尹奉吉英勇就义。

　　为纪念尹奉吉的壮举，2003年上海市政府在鲁迅公园内修建了一幢富于韩国民族风格的纪念馆——梅亭。纪念馆与目前每年有20万人参观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大楼（位于今上海市卢湾区马当路），一同成为大韩民国独立及中韩两国人民友谊的鉴证。

　　链接：

　　虹口犹太难民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今虹口区霍山路一带）

　　二战期间，上海接纳了大量来自欧洲的德占区的犹太难民。几经商榷，由上海外侨联合成立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委员会”和“美国犹太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办事处决定将来华犹太难民安置在公共租界内的虹口地区。至1941年，上海犹太难民总数已达三万多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公共租界被日军占领。来自欧美的侨民也被当作“敌侨”关进集中营。1942年7月，党卫军上校梅辛格到上海和日本占领当局商谈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但日本当局只同意在虹口建立了一个“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也就是犹太隔离区。虽然当时隔离区内的犹太难民活动受到限制，但和那些被屠杀在奥斯维辛、达豪数以百万计的同胞相比，他们还是幸运的。

　　1937，佐尔格二访中国

　　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

　　著名德国籍间谍理查德·佐尔格是二战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于1930年初受命到上海进行间谍工作，“一二八”事变，日本海军与中国十九路军开火。佐尔格采访了上海各战区的战斗，并从中国方面的德国教官那里进一步得到有关日本的战术情报。

　　20世纪30年代中期，佐尔格以德国驻日本大使馆资料分析员的身份做掩护，从事卓有成效的情报活动。1937年12月中旬，日军攻占南京，施行了骇人听闻、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当时，佐尔格以出差的名义从日本来到中国，住在上海的华懋饭店(当时已被日本海军侵占，《朝日新闻》、《东京新闻》等报刊记者站也设在此处)，猎取有关中日战争日军方面的重要情报，设法发往苏军远东情报局。

　　路易·艾黎故居，无线电波连往红军

　　愚园路1315弄4号

　　在上海时,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曾担任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督察长。从1934年开始,他参加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共建立联系,经常在一起工作的朋友主要有宋庆龄、史沫特莱、马海德等。由于他是任职租界工部局的洋人,住处幽静,因此,中共组织借此处开展秘密工作。中共上海党组织曾在路易·艾黎住处的顶楼小间里架设电台,用以与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鲁迅的老朋友日本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也曾因躲避日本警察的追捕而住进艾黎的寓所。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路易·艾黎结束在上海寓所的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转道香港去武汉。

　　四大集中营中的上海外籍侨民

　　抗战时期，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一开始为八个。1943年意大利同英美签署了投降抗战协定，随后日本在上海设立了专门关押意大利人的集中营。这样，集中营就增加到九个，其中规模较大为浦东集中营、龙华集中营、闸北集中营和沪西第一集中营。

　　浦东集中营，原名英美烟草仓库，旧房已拆，地址在今东方明珠北面的江边。当时收容的侨民有1112人。

　　龙华集中营，位于现在的上海中学。当时共收容1756人。

　　闸北集中营，位于中山北路2566号，原大夏中学，今为华东师范大学老文史楼。当时共收容1056人。

　　沪西第一集中营，位于愚园路404号，地丰路8A号、10号（今乌鲁木齐北路），原为工部局西童学校，今为市西中学。当时共收容87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