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到新中国三次大规模的对外开放，历代中国人一直在探寻一条在开放中自强的道路。在全球化的今天，即在一个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对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全球整合能力的世界中，我们这一代人的开放强国之路或许需要新思维

　　惠普、英特尔、飞利浦，这些颇具代表性的跨国公司都在2005年迎来了进入中国20周年的庆典。“我们是一家中国公司”，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了他们中不少人的口头禅。但在20年前，仅仅是西装与领带，就让他们在这个国家显得突兀。

　　准确的说，在中国呆了20年的跨国公司并不多，即使上述几家公司，也是1992年后真正开始了他们的中国之旅。但我们仍然愿意使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20年”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相信勾勒一个完整的轨迹能带给您更多的东西。

　　20多年前，可口可乐是一种必须凭外汇券购买的稀罕货，但今天在大城市的街头，你不会对一名往嘴里灌可乐的民工有任何异样感觉。这期间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政策发生过怎样的变化，跨国公司如何影响这种变化并被这种变化所影响，20年后的今天，从政府到企业，我们如何面对这样一幅由跨国公司唱主角的经济全球化图景？

　　20年是一代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跨国公司塑造了一个崭新的白领中产阶层，这个阶层据说已有两千万人之巨，这批人脱胎于传统中国社会，又打上了跨国公司的烙印，虽然外表无异，但思维和行为方式已经像是一个混血儿。

　　2004年，联想、科龙、万科等代表性的中国本土企业迎来了20岁的生日，一年后，他们的师傅兼对手兼伙伴也迎来了20年的庆典，两厢对照，我们能从中悟到些什么？

　　跨国公司二十年：我们需要“新洋务战略”

　　□本报记者 邓瑾

　　三次开放VS现代化工业基础

　　1978年12月13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绝迹了30年的可口可乐和中粮总公司达成协议：重返中国。

　　3天后，中美宣布建交。又过了两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

　　“之前中国老是在说‘砸碎一个旧秩序，建立一个新秩序’，老是在挑战秩序。而1978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从挑战到遵循，在遵循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中获得我们最大的利益。”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对本报记者说。

　　不难想见，从挑战到遵循的转变并非坦途。

　　对那些敢为天下先的跨国公司来说，进入这个当时衣服几乎只有蓝、绿两种颜色的国家所给予的奖赏是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然而面临的也有难以想象的制度和政策风险。

　　“当年进入中国是很曲折困难的。” 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回忆说，“当时光批工厂的文件就要层层审批，甚至至少要两个副总理批过才可以。”

　　可口可乐的第一个合资项目从签备忘录到最后签合同，和中国政府谈了3年。

　　合资谈判谈得更长的则是德国大众和上海汽车集团，从1978年一直谈到1984年。

　　“谈判是极端困难的。”当时任上海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技术经济研究室主任的应爱斌回忆道，“与其说是和外商讨价还价，倒不如说更多地在与各种政府部门讨价还价。”

　　当时国家计委认为汽车是“油老虎”，浪费太大，要“限控封”，即限制生产，控制发展，封车禁油。而汽车人则通过多种渠道游说决策部门，试图调整政策。应爱斌和时任中汽工业销售公司轿车处长的苗圩、后来担任过上海大众总裁的方鸿一等几次上书计委，认为宁可石油不出口，也不能逆时代潮流。

　　另一个先行者惠普的到来则是中美领导人直接推动的结果。1979年邓小平接见了来访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希望他介绍一些美国比较好的高科技公司来中国开展合作。基辛格就介绍了惠普。

　　按照当时的政策，不成立合资企业就进不了市场。在成立办事处几年后，惠普终于在1985年成立了中美第一家高科技合资公司。没多久，在台湾惠普做管理工作的孙振耀就被公司派往大陆。

　　“当时惠普跟国企没有区别，比如员工的薪酬有封顶，配房、配车，有班车，过年过节送鱼、送肉等。”孙振耀回忆道，“当时公司派我到中国大陆，我的工作职责还要负责分车、分房等，当时还纳闷，怎么还要管这些事情？” 孙现在是惠普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

　　更让孙振耀难忘的是，当时中国计算机怎样销售和采购都是政府的事情，企业销售计算机还需要批文。“那时中国惠普的业务开拓主要是配合国家的计划。” 孙说。

　　今年，包括惠普、IBM、INTEL、飞利普等一批跨国公司以各种方式庆祝他们进入中国20周年。这些跨国公司先行者们不仅见证，而且参与了新中国这20多年来的开放、引资和高增长的历史。

　　学者温铁军最近撰文提醒说，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认为，中国经济较快增长是最近20年的事，而且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大规模引进外资，其成绩宏大已经是国内外公认的。但竖看50年，我们这种农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国家“追随工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前后搞了3 次大规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

　　第一次就是1950年代中苏蜜月期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资金26亿美元，建成了156个大项目，在连灯油都要靠进口的国家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

　　第二次大规模引资发生在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的成套设备，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这种大规模引进使中国农业由于1972-1974 年化肥产量翻番而产量增加，城市人口也第一次有了“的确良”和洗衣粉。

　　如果再把洋务运动形成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苗头也算上，“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基础从迈出第一步开始就是和外资分不开的。”人大黄卫平教授总结说，“但是真正把开放提高到‘国策’高度的就是1978年后的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