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美关系的症结是什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

　　王缉思：症结就是随着中国力量日益强大，中美之间某些结构性的矛盾在上升。比如中国增强国防力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我经常跟美国人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9%，而军费增长却是1%或2%，这怎么可能呢。但是美国人就有些吃惊，就会看成是对美国的威胁什么的。

　　这里头确实有些人想进一步增加美国的军费，美国要搞导弹防御系统，不把朝鲜、中国说成威胁，那要防御系统干什么。另一方面，美国部分人确实有些困惑和不理解。用美国人自己的说法，不知道中国力量上升对美国是祸还是福。

　　“福”这方面不用多说，美国也承认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发动机，中国经济好了，美国人可以买中国的产品，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会上升，美国大公司也乐意跟中国合作。但另一方面，中国是具有跟美国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大国，同时中国的国际影响也在上升。比如说中国在周边地区外交很活跃，而东南亚一些国家对美国也有疑虑，觉得中国不错。美国就有点嫉妒，就要进行反制，拉印度，拉日本，对中国形成一种战略牵制。这个就是结构性的矛盾，也是中美关系症结所在。

　　这实际上是美国人是对中国的走向判断不明确。

　　裴敏欣：是中国崛起与美国霸主心态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美国的心态，也与他们缺乏自信有关。“9·11”之后美国缺乏安全感，加上政府判断失误，导致深陷伊战泥潭。最近的民调显示，一大半美国人认为“国家方向”是错误的。这也导致他们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解决这种症结？

　　王缉思：中美结构性矛盾有三种原因。一种是中美确实有利益上的矛盾，比如世界石油、天燃气的供应毕竟是有限的，中国的石油需求增加；第二个原因是误解，就是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对中国有一种误判；第三是敌意，部分美国人就是不希望你好。比如美国国防部某些人或者一些极右派对中国抱有敌意。

　　对于第三个原因，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要求解决之道的话只有针对前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进行利益上的调整，必要的话要相互之间进行妥协。跟做生意一样，你说三毛钱，我说五毛钱，最后达成四毛钱的交易。另外一个是增信释疑，双方把话都讲通了，并不是有意跟对方过不去。这两个方面是可以做的。

　　裴敏欣：中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未来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把摩擦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不要“感染”到其他健康的部分，特别不要让安全领域的矛盾影响经贸关系。

　　十年间，交往越来越深

　　《瞭望东方周刊》：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其中有哪些规律或者特点？

　　王缉思：基本上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主义为基点，在战略上中美有共同利益。从1989年到“9·11”，这是第二阶段，双方关系起伏不定，悲悲喜喜都有。第三个阶段，也就是“9·11”之后到现在，处于基本稳定的阶段。

　　至于特点，首先，总体来说，双方相互的交往包括民间的、政府的都越来越深。在交往中相互理解也加深了。这是个规律，与经济全球化是同步的。姚明去美国打球产生这么大影响，这在过去是不能想像的。这是一种潮流，一个规律。

　　第二，中美两国的国力都上升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美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左右，现在是32%左右，再保守的数字也占到30%。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从1978年的1%到今天的4%。中国的力量上升并没有造成美国的衰落，美国独霸世界也没有阻止中国的上升。也就是说至今中美并没有形成争霸的局面，也没有理由说中美将来必然争霸对抗。

　　第三，中国上升的速度比美国更快，这肯定会使美国的疑虑、警惕和防范加强。但中国也正因为上升速度快，从而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也更有信心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有个铁的规律，中国国内稳定，经济发展好的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处理双边关系。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慢，国内不稳定，就不会有信心和精力来处理好中美关系。

　　第四，中美建交后经历过几次危机，中国还是以大局为重，加强沟通，最终使危机得到化解。这给未来中美关系带来启示，即中美首先要建立沟通机制，经常交往，把疑虑和问题包括对对方的意见说清楚。然后还需要建立一个危机管理机制。

　　裴敏欣：从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克林顿上台以来，到现在差不多12年了。这期间，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包括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贸易问题。中美目前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战略互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