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利用是重要的政府职能。在正在深化的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要弱化直接进入经济活动的职能，强化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职能。

　　特约撰稿／陈 宪

　　飓风、台风、地震和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是自然界本来固有的现象，既不是人为因素能够导致其产生，也不是人为因素可以使之消亡的。然而，现在已经有证据表明，人为因素在使某些灾害性自然现象加剧。4年前，就有专家发表文章说，飓风（台风）引发的水位上升将会把整个城市淹没。“卡特里娜”飓风加上人们在墨西哥湾过度开采石油、破坏生态，是导致这次新奥尔良被水淹的主要原因。

　　尽管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对自然灾害加剧的程度，还需要相关科学作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以给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事实和研究表明，人类过度地利用资源、排放污染，超出了自然生态的平衡点，就必然会遭到各种形式的惩罚，以至于付出最为惨重的生命的代价。“过度”和“超出”的程度与受惩罚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现有的气象灾害（如飓风、台风和沙尘暴）、地质灾害（如山体滑坡、地面沉降和塌陷）所造成的几近毁灭性的打击，以及多不胜数的严重事故，已经一再敲响了警钟。

　　从环境角度分析与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就是环境恶化和环境改善此消彼长的状况，即资源利用和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环境恶化，与资源节约和环境治理所产生的环境改善，是否达到了向好的临界点——由环境的净恶化转换为环境的净改善。无论从全球的范围看，还是就中国而言，目前仍然处于环境净恶化的阶段。笔者曾经看到一份文献称，中国要到本世纪的20年代，达到由环境净恶化转换为环境净改善的临界点。这是比较乐观的估计。笔者当然不知道在做出这一估计时，是否考虑到各种污染因素对外层空间、海洋等造成的长远影响的释放。如果考虑的因素还不够全面、缜密，那么，这个时限就会延长。唯有达到这一临界点，环境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才开始成为可能。否则，可持续发展就总是没有现实地“落地”。

　　在经济学看来，环境因素和人口因素一样，都是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慢变量。也就是说，无论是它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有利影响，还是不利影响，都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之后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在主体（包括市场主体和行政主体）行为普遍短期化的背景下，如果没有有效的法治和监管，牺牲这些慢变量就会成为主体的必然选择。设想中国没有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中国的总人口将会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由此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将会是何等的严峻。时下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是环境因素这一慢变量释放不利影响的结果。因此，唯有像当年解决人口问题一样，在长远战略的层面采取法制的、政策的严厉措施，解决资源过度利用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并以法治的手段加以落实，才能够使环境因素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比较而言，在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诸环境因素中，也有快、慢变量之分。例如，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地表淡水的状况是相对的快变量，也就是说，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控制利用，地表淡水的污染和治理，都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又如，因为污染物长期过度排放而导致的外层空间、海洋的污染，则是慢变量，它们产生负面影响的过程是缓慢的，而且其治理修复也是相对困难的。目前资源节约和环境治理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针对前者的，而对于后者，一方面治理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由于产生的影响和破坏是难以预期的，因此，值得引起更加高度的关注。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不可再生资源的控制利用、地表淡水的治理是必要的，还需要特别重视各种污染物长期排放可能发生的问题。这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无疑更加重大。

　　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水平很低、自然环境十分脆弱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然而，无论是当下现状，还是发展趋势，都使我们不无忧虑地发现，目前的资源、环境状况对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如果我们真正将经济发展（自变量）的坐标调整到为了生活质量（因变量）的提高，那么，环境因素在整个目标排序中就会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今后，我们宁可经济增长速度慢一点，也不能再以资源和环境的大规模利用和污染为代价。这句话说说容易，做起来是不那么容易的，需要我们从法制、战略、体制、政策和观念等方面做出积极的、长期的努力。

　　公共经济学告诉我们，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公共物品或共有资源；环境污染是负的外部性。市场对公共物品、共有资源和外部性缺乏配置及监管效率。而且，公共物品和共有资源的合理配置关系到社会公平。因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利用是重要的政府职能。在正在深化的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要弱化直接进入经济活动的职能，强化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职能。当然，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同样也有利用市场方式和机制的问题，以保证其职能的有效性。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