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由来已久，16世纪的丰臣秀吉、18世纪前后的佐藤信渊、19世纪前后的山县有朋等人逐步细化对华侵略扩张的战略构想。从1874年进犯台湾开始，日本每隔几年就要发动一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大多是侵华战争。近代历史上的日本，主要是靠侵略中国发战争横财致富的。完全可以说，近代日本是一个战争暴发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由此使中国人民蒙受了一场巨大灾难和空前浩劫。

　　日本侵华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明治维新后不久的1874年发动侵略中国台湾岛的战争开始，每隔几年就要发动一次对外侵略战争，特别是侵华战争。在近代史上，日本是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次数最多，屠杀中国人民最多的国家。可以说，日本是世界近代最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之一，近代日本史完全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对外侵略、主要是对华侵略史。

　　一、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传统与“大陆政策”的形成

　　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近700年的武士统治时代，从而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日本的武士阶级崇尚“武家习气”与“弓矢之道”，这也就是“武士道”，它罩着儒雅而彬彬有礼的外衣，内心则凶残而杀人不眨眼。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精神一直被日本统治阶级作为社会伦理的主要内容加以宣扬，并受到广泛的崇拜。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由于不彻底性，最后导致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天皇制政体和武士道精神相结合的明治政权的产生，这为日本后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祸根。明治政府成立后，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进行资本主义改革，掀起学习西方的运动。在政治思想领域，竭力推崇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军事领域，海军以英国为样板，陆军以德国为榜样，加速推进军事改革。至19世纪末，日本建成亚洲最强大的近代军队。

　　与此同时，日本大力宣扬和发展其封建的“武士道”精神。例如，1878年发布《军人训戒》，要求军人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死。1882年颁发《军人敕谕》，要求军人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和礼仪。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军事训练中还用棍棒、皮鞭、剑道、柔道等方法训练培养士兵的野蛮性格，后来则将“武士道”精神广泛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因而“武士道”精神不但成为近代日本军人，而且成为日本青少年的伦理道德标准。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之一。

　　在军事体制上，日本建立了特殊的、有利于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军队统帅体制。掌管作战用兵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直隶天皇，有事可以不经过内阁而直接上奏天皇，这就使军事部门具有独立的特权地位。掌管军事行政权的陆军省和海军省名义上隶属内阁，但政府（内阁）实际上却失去了兵权。此外，如果内阁组阁不合军方意图，军部则可以通过不推荐陆海军大臣人选而使内阁流产；组阁之后，如果军方与内阁政见不一，军部又可以让陆海军大臣辞职，且不再推荐继任人选而迫使内阁倒台。这为日本后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在体制上创造了条件。

　　“大陆政策”的提出炮制者：丰臣秀吉、佐藤信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以中国为对象的对外侵略战争，其图谋由来已久。丰臣秀吉（1536—1598年）统一日本后，就处心积虑地要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并提出了攻略朝鲜，进取平津，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构想。可以说，他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最早提出者，并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日本军事思想家佐藤信渊（1769—1850年），不但是一个“日本中心”论的狂热鼓吹者，而且还详细地提出了实现“大陆政策”的具体步骤。他写道：“天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若能以其根本为经纬，则全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日］《日本思想史》第45卷，第426页）他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由皇国开发他邦，必由吞并中国而肇始……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莫过于支那国满洲。……故皇国之征服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以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支那”。（［日］《日本思想大系》第45卷，第428、430页）

　　1868年3月明治天皇发表的《天皇御笔》，宣称要“大定国是”，即“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6月，又确定：内阁中负责外交事务的“外国官”的职责是：“国际交往，监督贸易，开疆拓土”。可见，从明治政府开始，日本统治阶级的政治、外交就同用武力征服世界（即开拓疆土）紧密联系在一起。

　　“大陆政策”的完成者：山县有朋。山县有朋（1838—1922）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丰臣秀吉等人提出的“大陆政策”。山县有朋青年时代参加过长州藩的军事改革和讨幕布维新战争，明治政府成立后，他曾考察过英、法、德等国的军事制度和武器装备，回国后，就任兵部少辅，次年升任兵部大辅，后任内阁总理大臣。自此，他一直处于日本军事权力的核心圈内。山县有朋把“强兵”看作是“富国之本”。因此，他极力一味采取扩军措施，不断增加军费，迅速推进日本军队的近代化，还提出了进攻亚洲大陆的“大陆政策”的“理论根据”：即把日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把朝鲜、中国等邻国的疆土视为日本的“利益线”。1882年8月15日，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提出了以中国为“假想敌国”的设想，他认为：“欧洲各国与我国相互隔离，痛痒之感并不急迫。作为日本的假想敌国，并与日本相对抗的是中国。因此，日本要针对中国充实军备”。（［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3页）1890年3月，他在《外交政略论》里提出日本要与俄国争夺朝鲜、中国地盘问题。他说，“西伯利亚铁路已修至中亚细亚，不出数年即可竣工，发自俄都，十余日便可饮马黑龙江。吾人须知，西伯利亚铁路完工之日，即是朝鲜多事之时，即是东洋发生一大变化之机，而朝鲜独立之维持，有何保障？这岂非正是对我国利益线最有激烈冲击之感者乎”。（［日］《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77页）12月，山县有朋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他在12月6日召开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众议院上发表施政演说，提出要“发展国力，伸张国势”。他说，在列强争雄的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朝鲜、中国。”山县有朋把朝鲜、中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以防止对抗沙俄侵占朝鲜、中国。可见，日本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实际上就是以侵略中国为主的政策。

　　二、日本发动一系列以侵华为主的侵略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近代化道路，在“富国强兵”的同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日趋膨胀，并开始发动对东方各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战争。

　　1872年，明治天皇开始亲政。10月，日本宣布吞并琉球，设琉球藩，以琉球国王为藩王。琉球本是中国的藩属国，自古以来与中国有密切联系，日本对外侵略扩张，首先拿琉球开刀。接着，日本攫夺琉球国的外交权，由日本外务省掌管琉球国的对外事务。1873年进而以琉球与日本府县同列，由内务省管辖，其租税缴纳于大藏省。1874年5月2日，借口所谓“保护日本居民”，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部3600余人入侵台湾，史称“征台之役”。5月7日日军登陆，当即遭到当地民众的狙击。由于清朝政府的屈辱妥协，10月30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三款和凭单一件，最后，以向日本支付50万两白银，换取日本撤退其侵台军队。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对外用兵，就是以武力侵犯中国，日本在侵犯中国台湾尝到甜头后，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日本历史，都是围绕侵略中国这个主轴来展开。当时清朝政府中如李鸿章等人就看出，日本“诚为中国永久大患”。（李鸿章奏折中语，见《同治朝始末》，第99卷，第32页）

　　近代日本的崛起主要是靠侵略中国发战争横财致富的，完全可以说，日本是一个战争暴发户。请看：

　　———1875年，日本派兵入侵中国的保护国———朝鲜的釜山海域，进而制造江华岛事件，威逼朝鲜于次年与之签署《江华岛条约》。

　　———1879年3月，日本派兵入侵琉球，镇压了琉球王的反抗，割断中国与琉球的传统关系，将琉球改名为冲绳县，正式吞并了琉球。

　　———1882年，日本派兵入侵朝鲜仁川、釜山，迫使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

　　———1884年，日本暗中派兵在朝鲜策划甲申政变，一度占领朝鲜王宫，但由于遭到中国、朝鲜两国人民的联合反击，迫使日本独霸朝鲜的图谋破产。

　　———1894年7月，日本再度借口朝鲜问题，发动旨在吞并朝鲜、掠夺中国辽东等地的甲午战争。日军攻占平壤，占领朝鲜；同年侵入中国辽宁，占领大连、旅顺、海城等地，日军侵占旅顺时，不分军人平民，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先后屠杀6万余人，旅顺城仅有36人活了下来。

　　———1895年，日军先后侵占中国山东威海，辽宁鞍山，澎湖、台湾台北、台南等地，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和《辽南条约》，攫取2.3亿两白银巨额战争赔款，并割让台湾；还取得了新的通商特权权益。日本凭借巨额的侵略战争赔款，以及掠夺的原材料，在20世纪初成了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1900年八国联军（英、美、法、德、俄、意、奥、日）侵入中国，日本是当时列强中唯一的亚洲国家，且出兵最多，达2.2万多人，占八国联军兵力的2/3，参加攻陷天津、北京。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最终结局是迫使清朝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共赔款达4.5亿两白银，加上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亿两，分39年还清。日本仅“本利”一项就分得3479.3万两，日军在侵入天津、通州、北京等地时抢劫白银共367万两，并取得在中国天津、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其驻军称作“清国驻屯军”（后改称“中国驻屯军”）。

　　———1904年—1905年，日本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发动日俄战争，日军打败俄军，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吞并了辽东半岛。之后，又将东北北部和蒙古东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1906年，日本在辽阳成立关东都督府，加大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1910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

　　———1912年，日本策划“满蒙独立”，企图分裂中国。

　　———1914年8月，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名，于同年9月派一个混成旅在山东半岛北岸登陆，旋即占领济南，夺取了胶济铁路经营权。11月7日侵占了海军基地青岛。

　　———1915年1月18日，日本利用袁世凯急欲称帝的心理，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完全变为日本的附庸国。至此，这表明，日本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已由参与西方列强侵华进入了独霸中国的新阶段。

　　———1916年，日本第二次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同沙俄签订第四次密约，妄图直接统治满蒙地区。

　　———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企图攫取并垄断西伯利亚铁路和矿产资源。

　　———1919年，组建关东军，驻屯旅顺、大连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

　　———1922年，由于美国等国的干预，日本被迫从山东撤兵，但借机向中国政府勒索4000万日元国库券和2100万日元移交“偿金”。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攻占长江一线，北洋军阀势力败退山东、河北等地。日本借口所谓侨民问题，实为支持北洋军阀势力，出兵侵占济南。

　　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再度宣布“北伐”，日本立即急调天津驻屯军和国内第6师团，先于国民党军进踞济南，企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并先后于5月3日、8日在济南进行大屠杀，使千余家房屋烧毁，中国军民死伤7823人。

　　总之，日本通过上述一系列对华侵略行径，成了在中国大陆拥有最大殖民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以旅顺、大连为中心的关东州强大殖民机构，主要有：一是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1919年改民政部为关东厅；1920年改陆军部为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直属天皇。二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它主要以从事经济侵略活动为主。三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它以外交为掩护，从事各种秘密的特务活动。

　　三、“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田中奏折》出笼始末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主题是商讨如何加快推进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的策略、步骤等。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陆军上将、陆军次官火田俊六等。会议结束时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主张：（1）“东三省和内蒙是日本的国防安全线，为了保护日本在支那的权益，不问支那本土或满蒙，日本均应出兵”。（2）“宣布东三省自治；缔结建设新铁路的协定；开垦土地，采掘矿山；设置由日本人充当的行政、财政、军事顾问。如果支那方面拒绝，日本应坚决准备使用武力实现其目标”。（参见［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年）下，株式会社，原书房，1966年东京版，第101—102页）7月25日，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提交了所谓“满蒙积极政策”的秘密文件，即《田中奏折》，更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对华侵略方针政策。

　　第一，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世界，实施其“大陆政策”的战略总方针。它露骨地主张：“按照明治大帝的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皆已实现。惟第三期之灭亡满蒙，以便征服全支那尚未完成……”因此，“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是日本帝国存亡上的必要大事”。提出日本控制亚洲大陆，掌握满蒙权益是“第一重大关键”。（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第224页，1959年，商务印书馆）

　　第二，实施“满蒙积极政策”。日本人必须千方百计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产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日本应在“满蒙”设置由日本人担任的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派遣日本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为了管理“满蒙”的事务，日本内阁政府应设置“拓殖省”（殖民部）。

　　第三，以苏联为假想敌国，准备与其战争。《田中奏折》预计：“将来欲制支那，必在北满地方与苏俄冲突”。因此日本应迅速有计划地修筑几条有战略价值的铁路，如：通辽—热河铁路；长春—洮南；洮南—索伦铁路；吉林—会宁铁路等。这样，既可加大对东北的经济掠夺，也可从军事上以苏联为假想敌进行战争准备。

　　《田中奏折》具体而详细地制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基本方针、计划和步骤。1929年12月，当时南京出版的中国杂志《时事月报》刊登了《田中奏折》的内容梗概，后被广泛引用而在中国和世界迅速传播，轰动了当时的舆论界。日本军国主义者从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对外侵略战争，《田中奏折》的方针计划，几乎完全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实践。

　　四、侵占中国东北的全面准备

　　制订侵华作战计划。1907年，日本政府和军部以天皇御批的形式，决定了《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其主要内容有：确立先发制人的攻势原则，强调速战速决。1925年，日本制定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该计划拟在中国东北方面部署关东军5个师团，首要目标是“平定南满洲及北满一部，重点以间岛（延边）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大致以嫩江以南之四（平）洮（南）线、辽东半岛地区为第一阶段作战目标，在其他地区的兵力行使，则依具体情况相机而定”。在华北的京、津、山东方面，拟以一个方面军2个军共7个师团，准备在秦皇岛、塘沽、天津及山东半岛等地登陆，占领河北及山东要地。在华东华中的上海，派遣1个军3个师团，在上海的扬子江岸选定登陆地点，其作战实施应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处置。

　　日本关东军为详细了解东北各地地理情况，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曾先后于1929年7月、11月和1931年7月，组织所谓“参谋北满、南满旅行”，实为到东北各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1929年9月，关东军作战部门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31年6月，在日军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明确规定了日军侵略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7月31日，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东京，将“大纲”作为指令下达。8月3日，日本陆军在东京召集军司令官和师团长会议，传达在满洲的作战计划。

　　疯狂扩军备战。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全力以赴地加强武装力量的组织结构、武器装备等建设。日本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是裕仁天皇，他统帅陆海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及教育总监。战时建立由陆海军各部及国民资源委员会组成的帝国大本营，统一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日本政府还特别注意用新式武器装备部队，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已经拥有一支以新式武器装备的25万大军了，陆军17个师团拥有720辆坦克、600架飞机、1184门火炮、5450挺轻重机枪。海军8万人，拥有航母、巡洋舰、潜水艇等各类舰艇72艘，另有海军航空兵岸基飞机472架和舰载飞机329架。

　　狂热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武士道精神。这是日本在意识形态上准备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从20世纪20年代起，日本许多右翼团体、报纸、杂志、戏剧、电影都狂热地煽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排外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等。大肆宣扬“世界以我为中心”的所谓“大日本精神”，宣称“天皇是神，日本人是神的种族。其他国家的人都是像蠕虫一样名下无匐的动物”。这种对外侵略扩张思想的极力鼓吹者最具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是北一辉、大川周明两个反动理论家。北一辉主张在维护天皇制的前提下，把日本国改造成为“在东方和世界上执牛耳的强国”。大川周明则极力从理论上鼓吹“八幺一宇”（即把世界置于日本天皇统治之下）和皇道主义，他宣称“统治万国万民是日本的使命，……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因此，“日本帝国不仅要吞并支那，还应侵占西伯利亚和南洋群岛。”北一辉、大川周明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在日本国特别是青年军官中产生过重大影响，20年代末至30年代兴起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于加速日本的侵略战争准备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对军人则进行灌输无限效忠天皇而献身的军国主义教育，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精神教育指示草案》说“只有效忠天皇的人才能取得胜利，而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对敌作战时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宣传目的，就是要使每个日本国民把它们的侵略战争看成是神圣的事业，而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外交上，为了确保侵占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的突然性，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制造一系列“和平”假象。首先，日本政府掀起所谓“保卫满洲，免遭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广泛宣传，企图用反苏的口号来掩盖它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阴谋。如1931年7月日本报刊发表了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他宣称“苏联五年计划的完成给日本造成了严重威胁，满蒙问题务须迅速而切实加以解决。”其次，日本外交当局还假装愿意同国民政府举行谈判解决分歧（如中村尉失踪事件）。而在伦敦，日本则与美国开始了划分中国势力范围的谈判，摆出要改善日美关系的姿态。

　　五、“九一八”事变前日军的挑衅行为与阴谋活动

　　中日两国在东北的军事力量。日俄战争后，日本除了获得东北南部广大地区（当时称南满洲）的势力外，还根据《朴茨茅斯条约》附约第一条中关于日俄“两国政府可留置守备队，每公里不得超过15名”的规定，获得在中国东北有所谓“驻兵护路”的权利。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总兵力约1.05万人，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统率。关东军司令部及重炮兵大队驻旅顺，下辖第2师团5000人驻辽阳等地；独立守备队（下辖6个大队）约4000人，分驻南满铁路各站；关东宪兵处约500人，另有飞行队240人（八八式侦察机12架）。中国在东北及附近地区的总兵力约26.8万余人，枪支9.6万支。其中辽宁省境内5.5万余人，黑龙江省2.9万余人，吉林省0.4万余人，热河省1.5万余人，另驻京津地区11.5万余人。

　　调整人事。1931年8月1日，日本军部进行了异常的变更人事安排，任命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为沈阳特务机关长。本庄繁曾是侵华老手，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对东北的情况十分了解。土肥原贤二是有名的“中国通”，原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在中国居住了18年之久。日本将此两人派到东北，显然是为发动侵略战争而作的人事安排。其次，物色爆炸柳条湖铁路的人选。1931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把工兵出身、精通爆破技术的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驻虎石台）的河本末守中尉，调往柳条湖铁路分遣队，并当面向他下达了炸毁路轨的密令，还出血誓盟约。

　　制造事端，寻找借口。近现代战争史表明，用军事武装制造事端，进而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这已经是一切非正义战争的规律。在1931年7—8月间，日本先后挑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以此挑起事端，为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寻找借口。日军利用鲜民抢占汉民万宝山耕地（长春以北约30公里境内）而发生的纠纷，开枪打死中国农民数十人，从而引起当地农民的反抗，酿成盛传一时的“万宝山惨案”。日本借此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情绪，进而发展到中日双方谈判，这完全是日本为了扩大移民和制造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情报科上尉中村震太郎等4人，假冒日本农业专家，奉命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侦察间谍活动，绘制军用地图、铁路路线图多张，当其企图偷越国境时，被中国军队击毙。这本是中国军人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之举，但日本政府却借此竭力煽动反华狂潮，关东军高官一再叫嚣：“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满蒙问题悬案……”

　　调整兵力部署，加紧军事准备与演习。1931年4月中旬，日本参谋部调驻仙台的多门二郎中将师团长率领的第2师团，代替京都第16师团到“南满”换防。第2师团的士兵因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活，比较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同时，关东军情报机关在侦察到攻占沈阳城须用大炮时，即决定从日本国内运来2门口径24厘米的榴弹炮和十几门口径28厘米的要塞炮。8月下旬，关东军还从国内运来飞机30余架、野炮20余门至苏家屯、浑河车站附近。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两周，日军铁路守备队由大连柳树屯秘密运至沈阳车站一带集中。9月上旬，日军第29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等在辽宁兵工厂、沈阳北大营附近举行大规模包围式攻击演习。驻朝鲜境内的日军第19、第20师团也借演习之名抵达图们江沿岸。在此期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频繁到南满铁路沿线各日军部队进行“巡视”，到处宣称“目前支那排日运动已组织化，各部队应积极行动，不能一日苟安……”他实际上是作战前动员讲话。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侵略者正疯狂地准备战争，当时的东北已处于战云密布、一触即发的战争前夜了。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铁路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士兵，在中国军营———北大营南六七百米处的柳条湖（沈阳与文官屯间）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炸毁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枕木。事后，反诬中国军队所为。10时40分，日军第29联队开始向沈阳攻击，“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北大营的炮声，表明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是由日本点燃的，它打响了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第一炮，从而在远东形成了第一个战争策源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