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黑帮兴衰史

　　火车站治安廿二年

　　火车穿州过县，从粤北山区往南，在清远转了个弯，进入广州市区。

　　环市西路159号，成千上万的人怀揣着理想在广州火车站匆匆奔走。等待他们的，或许不仅仅是梦想。

　　从1983年以来，广州火车站曾让奔赴而来的大批旅客心寒，这个地区违法手法层出不穷：盗窃、抢劫、诈骗、强迫卖淫、拐卖人口；黑公话、假币、假发票、倒票、非法拉客、野鸡车。每一种违法手法，只要一出现，似乎就无法遏制。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22年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本报广州背包党调查连续报道以来，大批读者来电来函，反映广州火车站地区治安状况的变迁，更有不少自称原犯罪团伙成员，举报活跃在广州火车站的各个帮派。本报借此契机，深入调查，展现22年来广州火车站的治安史，企盼无辜的旅客在这里不再被榨干。

　　1983－1993萌芽篇

　　流花地区以广州火车站广场为中心，东面接解放北路、大北路、机场路；西邻克山桥底铁路；南连铁路西站与流花路；北靠广园立交接广园路处，面积4平方公里。

　　1974年4月10日，广州火车站建成投入使用。5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南粤腹地。

　　观念的坚冰渐渐融化，全国各地渴求富裕的人们潮水一般涌向南方，资金、技术和人才频繁流动。各地农村的富余劳动力选择了广州，火车站客流量逐年上涨。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由于社会的剧烈转型，社会治安开始混乱，犯罪率大幅增加。

　　“乱，是从1983年开始的。”1979年至1991年在广州火车站地区工作的警察王强(化名)说。

　　潮汕黄牛党VS广州拉客仔

　　数量有限的车票成为潮汕黄牛党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数百名的“拉客仔”每天在火车站地区游荡，他们基本上是广州人。

　　从1979年开始，警官王强(化名)在广州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从事警务工作。据他回忆，潮汕人最先来到火车站周边，他们先是租用火车站周边地区的档口，经营小本生意，集聚一些资本后，就开始炒票。火车票、汽车票，数量有限的车票成为黄牛党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

　　既然是生意，自然少不了分工合作。面对市场竞争的“外力”，老乡聚合在一起，“潮汕帮”出现了。这是一个以生活地域和方言为划分特征的松散团体，除了倒票之外，从事违法行为的例子还比较鲜见。“广州火车站当时的治安精力主要集中在打击偷盗旅客行包的案件上。”

　　王强说，1983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严打”行动开始了。王强和他的同事们发现，随工作力度的加大，广州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形势有所好转。

　　仅过了2年，沿海城市进一步发展，劳动力需求加大，而内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也日渐增多。流动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公共运力日显紧张，从事私人运输的车辆却越来越多，拉客仔群体出现了。

　　起初，这些人纯粹是帮经营短途运输的私家车辆“介绍”旅客。每“拉”一个旅客，拉客仔收30元钱，其中10元钱是“介绍费”，20元钱是卖给司机的价格。运输司机自己也会算一笔账。划算，就不再向乘客多收钱；如果不划算，则需要另外加收费用。为此，乘客有时会与司机发生争吵。

　　王强表示，总数大约为数百名的拉客仔每天在火车站地区游荡，基本上是广州人，又以白云区最多。“他们自发形成广州帮”，挣抢拉客生意，外地人一般情况下无法插手。

　　“蛇仔”，帮派摩擦的起源

　　“蛇仔”威望很高，有人开始叫他们“老大”，原本互不干涉的“广州帮”和“潮汕帮”开始出现摩擦。

　　1989年，广东省的发展速度加快，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龙头”。广州地区的人员流动量变大，中转客流的总量也越来越多，客运市场的秩序开始混乱。

　　流花交通队(警种之一)以及有关部门开始加强日常管理力度。他们经常检查、扣留嫌疑车辆及其司机的证件，以打击违法运输的私人营运行为，整顿营运市场的秩序。一个新的“职业”随着管理部门打击的力度逐渐加大而诞生了。

　　“蛇仔”——替被检查扣罚的司机老板“摆平”困难，从有关部门取回被扣压的车辆和证件，收取“手续费”的职业“工作”者。“一般收取800至1000元不等，一部分是自己的工作所得，另一部分则用于托人走关系。”

　　“蛇仔”一般也是广州人或者潮汕人。他们的“沟通能力”很强，在拉客仔群体和违法营运的司机、老板心目中，“威望”很高，有人开始叫他们“老大”。而原本各自做生意，互不干涉的“广州帮”和“潮汕帮”也开始出现摩擦。

　　暴力竞争与“潮汕帮”失势

　　在“东北帮”、“湖南帮”等小团伙的竞争之下，1992年，“潮汕帮”彻底失去了火车站地区倒卖车票的独霸地位，转而向旅客兜售假发票。

　　1991年，春节后的“民工潮”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客流高峰迅速出现，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积压在广州地区，很多人不得不流浪街头。广州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恶化。

　　据火车站周边的公共客运工作人员介绍，这时开始有生意人购买了价格比较低廉的淘汰客车，从事非法营运。甩客的行为(以车坏为名欺骗乘客的钱财)也越来越多。同时，一批违法犯罪分子使用暴力获取钱财。“广州帮”开始雇佣外省区的男性青壮年，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1990年初，吉林人王伟开始在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从事“黄牛党”炒卖车票的违法行为。据资料，因他的行为遭到了其他团伙打压，12月底，他被迫转行。但外地人插手“拉客”生意的念头并没有彻底断掉。

　　据《南方日报》报道，1992年以后，广州火车站广场一带，倒卖火车票和炒卖假票的违法犯罪现象屡禁不止，而且日趋严重。炒票分子形成了多个帮派、团伙，在火车站广场和售票大厅各霸一方。为了争夺地盘、拉客源，大打出手的行为不时可见。

　　据介绍，当时“潮汕帮”与“东北帮”、“湖南帮”等小团伙之间的摩擦不断发生，“独霸”地位开始动摇。1992年，“潮汕帮”彻底失去了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倒卖车票的市场地位，继而经营向旅客兜售假发票的生意。1993年6月，广铁公安在一次针对倒卖车票团伙的行动中就抓获了30余名涉案嫌疑人，均为湖南籍。面对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辟蹊径”，或开拓其他的“生意”。

　　拐卖与逼迫卖淫的兴起

　　重大犯罪团伙多数来自重庆市，专门在火车站找那些工作无着的女青年，以工作机会和给吃住为诱饵，将她们挟持到中山市逼良为娼。

　　1993年6月29日，四川籍青年女诗人小林和妹妹小静来到广州。在火车站附近被自称“四川老乡”的人以介绍工作为名，骗上车，并被拐卖到广东陆丰县。

　　这样，除了倒票和拉客之外，一些犯罪团伙开始以介绍工作为名，从事拐卖妇女、强迫外来务工人员卖淫的违法犯罪勾当。在这一领域，“重庆帮”、“四川帮”、“东北帮”各自为政，攫取钱财。

　　警方资料显示，1990年至1991年，租住在白云区的肖伟和他的犯罪团伙共28名成员疯狂从事拐卖妇女的营生。短短两年的时间里，肖伟犯罪团伙共倒卖妇女多达71人。1990年12月，因炒票而遭到法律惩处的吉林人王伟，在广州火车站一带四处寻找着那些从外地来穗的年轻女子。短短数月，8名外地女青年被王伟带到珠海强迫卖淫。1992年8月，中山市公安局摧毁一个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的重大犯罪团伙，共抓获团伙成员46名。

　　“职业小偷培训”悄然出现

　　惯犯王京利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1993－1995年在火车站等地共作案300余宗。

　　与此同时，偷窃与抢劫日渐盛行。1993年3月下旬，“全国内儿科危重、疑难病症诊治经验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据报道，四天之内，五六名与会代表相继在广州火车站一带遭到抢劫、偷窃、殴打或污辱。有的代表刚下火车，在公厕内即被歹徒强搜腰包。事件发生后，两位与会代表愤怒不已，提前离开广州。

　　1993年，火车站售票大厅治安状况不太好，混杂在乘客中间的歹徒，横行霸道。购票秩序被破坏，扒手伺机偷窃，一旦被发现，犯罪分子就公开实施抢劫、殴打旅客。令人吃惊的是，广州火车站竟然出现了所谓培训职业小偷抢夺的违法犯罪团伙。

　　警方资料显示，多次被司法机关处理的犯罪分子王京利，有着丰富的作案“经验”。他专门在广州火车站等地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据悉，1993年至1995，王京利犯罪团伙在广州市火车站等地共作案300余宗。

　　这些以欺诈为生的犯罪分子开始利用人们同情弱者和受害者的心理进行诈骗。违法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逐渐多样化。

　　■整治行动

　　护栏相隔分区管理　因效果不佳护栏7年后拆除

　　1993年5月20日，省、市公安机关集中1400多名公安和武警官兵，展开为期3个月的大规模整治。以期打击犯罪分子日益嚣张的气焰，扭转逐渐恶化的社会治安形势。

　　三个月的大规模整治期间，治安状况确有所好转，但1993年底，火车站治安状况又开始恶化。时任流花分局的领导向南方日报记者承认，目前执法者确实无力改变这一地区的秩序混乱局面。

　　广州火车站广场从1993年8月16日起开始实施分四区管理的制度。管理区划细分，各管理区之间以1.5米高的护栏相隔。包括行包房和酒楼门前管理区；有票旅客等候进站区；旅客购票区；旅客出站区。

　　令人遗憾的是，实行分区管理的治安手段被事实证明是失败举措。被铁栏杆围起的各个地区，成了火车站广场最混乱的地方，光天化日之下时常发生抢劫、偷窃、打架、斗殴等恶性案件。

　　有警务人员表示，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区域的所属单位或地区之间的管理工作并不协调。例如，当地方对火车站广场进行整治时，违法犯罪分子就涌进车站30米台阶暂避；而当铁路部门开展打击行动时，违法犯罪分子又一窝蜂逃出30米台阶范围。这被市政府一位官员形容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

　　2000年5月，有关方面将这些铁栏杆彻底拆除。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