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据统计，2003年，北京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496.3亿元（最好用目前的统计数字），按纯收入指数计算比1978年增长了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82.6元，按可支配收入指数计算比1978年增长了5倍。于先生，作为区域经济研究的专家，您怎么看待20多年来北京农村地区改革和发展？他们有那些发展模式是被证明为成功的值得其他地区借鉴的？

　　于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北京实施了“工农协作”的发展战略。北京农村地区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证明，农业对工业，不仅仅是积累，也是依托；工业对农业，不仅是反哺，也是带动和提升。北京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说明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工农结合、城乡一体是京郊农村实现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工农协作是如何在北京农村发展成熟的么？

　　于今：北京农村地区工农协作发展战略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1978到1985是工农协作发展战略实施的第一阶段。这个时期，我国农村实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双重经营体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给京郊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为解决京郊地区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京郊地区发展多种经营，兴办乡镇村级企业，成为富余农业劳动力的主要出路。政策方面，北京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要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的精神，明确指出，要大力支持郊区社队企业发展。通过撤销过去对农村办企业的限制，让农村社队放开手脚办企业。1980年，北京市扩大了工业支农队，加大了城市工业向城郊转移的力度，500多家城市工业企业派出1400多人到农村企业当中，进行帮设备、帮技术、帮管理、帮培训的“四援”活动，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京郊乡镇企业的发展，为转移富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的收入创造了条件。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从1980年的31.3万增加到1985年的76.3万人，京郊农民的纯收入从1980年的13.8万元，增加到1985年的39.3万元。京郊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实行以农补工，保证农业基础地位，创造了条件。与工业相比，农业具有劳动生产率低、比较利益低等特点，造成了靠农业本身积累农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很不容易。实施以农补工，发挥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作用，利用乡镇企业积累的资金来支持农业的发展，可以较快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具体的实施方式包括：加大了农业基础实施建设力度，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乡镇企业以纯利润用于补农，通过对农田基础设施、骨干水利设施、道路及其他公用设施的投资，为农业增收创造了条件。以通州区大稿村为例，从1983年至1986年，这个村先后购置了大、中型农机具20多台件，建起了一座粮食烘干塔，总共向农业投资40多万元，实现了种植业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农田水利设施的配套。凭着“以工养机、以机保农、以农促工”，开始走上一条良性循环发展的道路。通过实行奖励和补贴，保证了务农农民德收入。大量农业劳动力向乡镇企业的转移，一方面造成了务农劳动力的绝对减少，另一方面造成了务农劳动力收入的相对降低。为了保证农业生产，保护务农人员的劳动积极性，一方面乡镇企业与本企业职工家属承包的土地挂钩，对农业实行劳力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则通过对务农人员的奖励和补贴，有效的调节了务农与务工及其其它行业之间在分配收益上的矛盾，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1986至1990，工农协作发展战略进入实施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农业进行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实验与推广，带动了农村各业的改革和发展。随着农村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大大降低。有些干部和群众出现了轻视农业的思想。有的农民重视做工和经商，把种地当作是一种负担；有的乡镇干部将精力用在跑工业项目、办乡镇企业上，忽视了农业生产。因此，北京市按照1985年中央1号文件的精神，要求乡村农工商公司按承包合，严格加强对土地的管理。很多农工商企业采取了以下的措施：允许不包地、允许少包地、允许多包地、业允许退出承包地；提倡土地承包使用权有偿转让，但不允许违反承包合同，荒废和乱用土地。对务农劳力到乡镇企业工作的，依据农民不得同时享有集体两份生产资料的规定，收回其承包的土地；对自己找就业门路的农业户，倡导其保留口粮田，退出承包田。这样，在一些二、三产业发达，务农劳动力转移多的地区，很自然地形成了土地向种田能手手中集中的局面，形成了适度规模经营的趋势。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提高农村经济效益，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实践证明：务农人民承包土地20亩左右和亩产千斤以上的，务农劳力的收入即可相当于或超过乡镇企业职工的收入，并可以提供一定的积累。适度规模经营，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通过规模经营，可以转移出更多的富余劳动力，从1985年到1988年3年的时间，从种植业中转移的劳动力达到9.5万人，其中有7.5万人转移到集体企业中，占转移劳动力的79%。乡镇企业通过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开始进入了上规模、上水平阶段。 这一时期，京郊企业的总数由1987年的17029家，发展到1990年19298家；职工人数由84.35万人发展到88.53万人；产值由80亿元增加至192亿元。

　　工农协作在这个时期主要体现为以工建农、以工带农。以工建农即把第一阶段补助承包户的政策改为向农业“输血”，把补农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农机和灌溉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投资建设粮食、蔬菜生产基地，增加农业的造血功能。以通州区大稿村为例，1991年全村拥有23家乡镇企业，总收入达到5000万元，占工农业总收入的95%。在7年的时间力，工业共向农业投资200万元，保证了农业和工业协调发展。

　　1991至1995，工农协作发展战略实施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京郊农业规模发展的目标是，提高劳均规模、机均规模和专业产品“产、加、销”一体化规模，发展两高一优（高产、高效、优质）农业。各区、县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区域布局，农业开始向集体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乡镇企业继续深化改革、转换机制，实行和完善了承包责任制，试行了股份合作制，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企业的体制建设。一些有产品优势或产业优势的骨干乡镇企业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组成了企业集团。通过扩大开放、扩大出口、引进外资，有力地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1996年至今，工农协作发展战略实施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托，围绕大型加工龙头企业建立农产品基地，形成龙头带动基地、基地带动农户、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格局。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工农协调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化有利于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建立产加销一条龙服务，既保证了农产品的销路，又解决了城市的供给问题；在空间上，促进了农产品加工向城镇的转移，加快了小城镇建设，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

　　记者：您提到的最后一个阶段工农协作主要有哪些形式呢？

　　于今：一个就是采用合同收购，先予后取、保护价收购农产品的办法，保护农民的利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加快了市场主体的发育，是分散的家庭经营与大市场之间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连接方式，即突破了家庭分散经营的局限性和区域壁垒，减少了农民生产的盲目性、随意性，有提高了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本领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也保护了农产品加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第二是实行股份合作制，加强工农联合。股份合作制度的实施，使得农民成为投资主体，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盘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减少浪费，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实施股份合作制，通过股金的融合，把工农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够实现城乡并举，不断壮大集体经济。

　　第三组织专业合作社，为农民开拓市场。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不断深化，出现了各种专业协会、专业研究会和农民合作社。这种专业的合作社是由农民自发的组织起来的，可以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信息，可以有效的组织农民统一技术、统一包装、统一运销，把从事家庭经营的农户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进军农产品市场。农业合作组织作为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在个体农民和大市场之间充当着桥梁的作用，有效协调农民、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第四开发京郊农业旅游景点，发展旅游观光农业。观光农业是一种朝阳产业，它是将农业与旅游业很好的结合起来，通过建设观光果园、种植业观光园、垂钓园、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旅游景点，从而达到农业的现场增值。观光农业的发展，在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同时，满足了城市居民休闲旅游的要求。通过观光农业的建设可以，增进了城乡人民的了解，缩小了工农之间的差别，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是加强工农协作、城乡结合的有效方式。

　　记者：我们看到， “工农协作、城乡结合”的战略开始实施以来，大大改善了京郊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京郊农村地区的经济效益，有效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您认为今后京郊农村该如何巩固和发展取得的成就呢？

　　于今：为进一步实施“工农协作、城乡结合”的战略，加快工农一体化、城市一体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京郊农村未来的工作工作重点应放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个观念问题，应进一步深化“工农协作、城乡结合”的观念。这就要求首先要牢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观念，稳定京郊地区农业生产，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农村的二、三产业。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而且是一个战略性产业。目前，全球性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作为资源性产品的农业产品以及与农业产品相关联的产品，将越来越成为短缺商品，农业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地位也越来越突出，市场份额也将越来越大。京郊各级领导要摒弃重工轻农的思想，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其次要重视农村地区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最为重要的是，要统筹工农发展，把工农业发展的两篇大文章结合起来做。乡镇企业要立足于农业资源，以市场为导向，运用现代的管理手段，开发优势产品，带动京郊经济的发展。

　　其次工农协作的组织需要继续发展和完善。应总结经验，结合市场要求，京郊农村地区适宜通过农村股份合作制、增强“公司＋农户”的关系、大力发展中介结构和农业经纪人等组织形式，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系，促进京郊工农业的互动发展。再次还要深化乡镇企业改革，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还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自主权

　　记者：能具体介绍一下您提到的几种组织形式么？

　　于今：农村股份合作制度，肯定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使农民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有效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继续推行股份合作制度必须做到：一要大力宣传，改变农民的传统投资习惯，鼓励农民向乡镇企业的投资入股，拓宽农民企业的融资渠道。二是要加强对农村干部的教育，提高干部的素质，增强农民投资信心。同时通过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提高企业的劳动效率。三是要打破地域和所有制的界线，扩大招股的范围，吸引更多的农民和社会法人入股。

　　增强“公司＋农户”的关系就是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培育龙头企业，加强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提高产业整体的经营效益。龙头企业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公司与农户的利益关系。将农户作为企业的“第一车间”，把农户吸收为企业的员工，在保证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基础上，及时将销后的利润返还给农民，加强工农结合的力度。

　　中介组织和农业经纪人的出现，是工农协调发展的结构，他们的出现进一步加强了加工企业与农户，市场与农户之间的联系。这些中介组织，利用合同的方式，让农户与加工龙头企业、市场或外商，建立起某种农产品稳定的供销关系。中介组织按照龙头企业、外商及、市场要求，组织农户进行生产，并定时、定质、定量的向企业交售农产品。中介组织的出现，架起了工、农、商之间的桥梁，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保证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成效，深化了县乡农业服务体系的改革。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出台积极的政策法规，引导中介组织的快速、健康发展。

　　记者：深化乡镇企业改革，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政府应该如何引导呢？

　　于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深化乡镇企业改革，加快乡镇企业的重组转制，提高乡镇企业的管理水平，促进乡镇企业的再次腾飞。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农业的资金投入，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

　　政府应该加强对乡镇企业的引导，积极探索集体经济有效的实现形式，改变乡镇企业投资主体单一的现状，加大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改造力度，使乡镇企业走出一条创新发展的道路。具体的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

　　第一，拓宽乡镇企业的筹资渠道，加大对乡镇企业的资金注入。可以吸收社会资金、农民资金和国内外资金，在更大范围内对企业进行重组，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企业组织形式多元化，增强乡镇企业活力。

　　第二，以技术为核心，根据本地区的优势产业，重点建设农副产品深加工型、资源开发型、城市服务型和高技术密集型四种乡镇企业。

　　第三，以龙头企业为依托，建设一批资金雄厚、市场广阔的企业集团。在注重乡镇企业的优化存量资产的同时，加强增量的引进和优化，把资产重组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实现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资产重组的质量和水平。

　　第四，进一步完善区县工业小区和乡镇工业区的投资环境，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大公司、大企业入区投资，推动园区内企业重组转制。同时吸引本地企业入区，发挥集中优势，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五，加快政府职能的改变，为企业重组转制创造宽松的环境。坚持政府推进与企业自愿相结合的原则，以市场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来规划、组织、协调、推进资产重组，提高企业重组质量，促进乡镇企业新的腾飞。

　　记者：农民的主体地位以及农民的自主权怎样才能得到确立和尊重呢？

　　于今：只有确立农民投资主体、经营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地位，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才能调动农民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就需要坚定不移的执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度，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农业、增加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投入，鼓励农民发展个体或私营经济，投资发展二、三产业。最终实现农民家庭经营层面上的以共建农，工农结合，协调发展，共同富裕。

　　记者：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看到 “工农协作、城乡结合”的发展战略确实提高了京郊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农民的生活水平，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程度，转移了农业富余劳动力，京郊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得到不断提高。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于今：我也希望京郊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这种通过“工农协作、城乡结合”的发展战略实现城乡社会经济统筹发展的模式，能够为我国其他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

　　学者小传

　　于今，男，满族，祖籍辽宁。英国伯明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清华大学访问学者，广西大学兼职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客作教授，硕士生导师。任全国领导干部学习手册编辑部总编，国家西部干部研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公选领导干部面试考官等职务。研究方向：近年来主要从事宏观战略与政策分析、县域经济、区域经济、区域公共政策和城市更新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近期政研观点：关于国家战略与国家哲学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关于科学发展观和普及形式问题；关于西部开发的核心是进行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关于西部城市更新和发展生态型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主要成果：先后参与编写《中国品牌与县域经济》、《WTO与中国农业经济领导干部手册》；主持撰写和主编了《科学发展观丛书-领导干部学习读本》、《全国领导干部学习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