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五十二号的《文星》上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以后，五十天来，挨了不少“臭骂”（这二字借自胡秋原先生）。有的腾文于杂志，有的匿名于邮简。但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批评我的，除了徐道邻先生的通讯和胡秋原先生的长文（皆见五十三号《文星》）外，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在这篇文字里，我只想就两位先生的观点，提出进一步的诊断。

　　我“弄拧”了徐道邻的“原意”了么？

　　我在那篇文章里批评传统派说：

　　他们的通病在对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 whole）上面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总想择肥而噬、总想任意剪裁、总想要好的不要坏的、总想“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而不“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基本观念）”

　　（这是徐道邻《转变中的文化观念》一文中参考三种洋书而求到的结论）。

　　徐道邻先生看了这段话很不服气，他责备我“完全弄拧”了他的原意。他说：

　　李敖先生《给诙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中提到不佞，说：“他们……总想‘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而不‘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

　　这是李先生引用拙作《转变中的文化观念》一文中的两句话。不过，这两句中的下面一句在拙作原文里是“不可以轻易的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几个字，李先生把“轻易的”三个字轻易的删去了，就不免把我的原意完全弄拧（不亚于把加号改成减号）。

　　徐先生这段更正使我很迷惑，因为我虽只引用了徐先生的两句话，但在引用以前，我曾遍读他所写的有关中西文化的文字，最后我引了这两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如今徐先生既提出异议，我只好重新复按一次。

　　徐先生这两句话在原文里是这样的：

　　……许多有地位的人类学者的看法：生产落后的民族，要想改善其生活条件，必须在尊重和维持其国有的文化系统之下，逐渐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这样子他们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安稳的走上进步的路程。而其中第一个禁忌，是千万不可以轻易的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基本观念）。因为失去了基本的价值系统的支持，一些零星的知识和技能，对于一个人是没有多大益处的。

　　若干接触了西洋机械文化而逐渐消失了的原始部落（矿场、蔗园、码头工人），从文化学、人类学上看来，都是极富有价值的悲惨教训。（《转变中的文化观念》）

　　从上下文里，可以看到在“不可以”上面，还有被徐先生略去的“千万”两个字。这句子语法构造上，可以解为：

　　千万＋不可以＋轻易的＋动摇＋他们的＋基本价值系统teriary secondary primary据O.Jespersen：Essentials of English Gmmmar P.78f从“品级”（ranks）来解析，益发可以看出徐先生对选词运句的周密与缠绵：一个“动摇”的动词，前面加上“千万不可以轻易的”限制，在整段文字中又告诉我们要”尊重”、要“维持”，若“轻易的动摇”，不但是“第一个禁忌”，并且还“没有多大益处的”，同时“从文化学、人类学上看来，都是极富有价值的悲惨教训”。

　　我细读全段，发现徐先生在字里行间，是何等倾向于“千万不可以轻易的动摇”！通观其“原意”．又与“而不动摇”相去几何！

　　徐先生对我的批评分明是指我百分之百的误会了他的“原意”（“完全弄拧”），并且误会到相反的地方去了（“＋”变“－”）。如果我的误差这么大，我宁愿以认错来换取徐先生做同道，即主张“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而可以动摇“基本的价值系统”。无奈事实上，我并没把徐先生的“十”号那一竖抹掉，我只不过把那一竖重涂一次罢了！我这样说，有徐先生的白纸黑字做根据：

　　西洋学者近年来在人类学、在生态学上的努力，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实。就是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和异族文化接触的民族——的健全的生存和发展，一定要依靠着他们原有的基本思想系统和观念系统，来逐渐地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一个失掉了他们原有的基本的思想和观念系统的民族，他们不但不能健全的吸收外来的精神文化，他们并且也不能吸收外来的物质文化，他们不但不能吸收，并且还被这外来的物质文化同时带进来的毒害所毁灭。这是任何一个在科学和工艺上落后的民族特别应当认识和警惕的事实。（《行动中的中国文这完全是“中体西用”的“道邻版”。除了说词的铺陈比较有点绅、上味儿以外，就思想的基本型模来说，我们看不出徐道邻和张之洞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徐道邻的“文化观念”

　　在中西文化的讨论上，无疑的，徐先生在某几方面远比一些“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传统派高明。因为他能跳出圈子外，公然指摘在中西文化的讨论上掺着“民族意识的强烈成分”！

　　而此种成分，“可使人们失掉了客观的评断”。

　　徐先生这种看法，表现在他的《文化的论辩》（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文中，他认为：

　　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必然唤起民族意识。

　　现在许多公共场合中所表现出来的热烈拥护中国文化的情绪，是在强烈的反映出一种日在蓬勃的民族意识。

　　我们看明了一个人在不得意时的自尊膨胀——高层的自我认定（exaltedidentifications）——再看许多民族意识的发展，多半都是在困苦灾难的时期。犹太民族在逐出埃及后的“选民”意识，我们在备受强敌侵略后之强调“黄帝的子孙”——我们就可以明了民族意识所包涵的强烈的情绪成分，一种苦闷和忧虑的情绪成分。一个人在苦闷的时候，有许多怨恨恼怒的心情，无处直接发泄，一定要找一个代替的目标。所以凡是民族意识的兴起，一定有它当时的实在的或假想的敌人，因之民族意识的形成主要是反应性（responsive）的，本体多半是敌对性（poiemic）的，态度往往是挑战性（challenging）的，它虽然在表面上充满了理智性的论辩，实体上完全是一种情绪性的产物，所发挥的更主要的是情绪性的作用。

　　但是过分的民族意识，也可能有不少的害处。因为：

　　过分的情绪冲动，可能要损伤了清醒的理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可使人们失掉了客观的评断：为了强调自己的长处，因而看不见甚或不承认自己的短处；因为发现了人家的短处，遂即忽略了甚至于不承认敌人的长处；这就是我们当年义和团的悲剧之内来。

　　徐先生这种看法极为正确，他自己能免于用“情绪因素”来看中西文化问题自无疑问。美中不足的是，徐先生的“文化观念”中却又掺着一种“世界博物馆馆长”的好梦！此种好梦之混淆视听比强烈的民族意识还要大。

　　所谓“世界博物馆馆长”的好梦，就是想拿万花筒式的方法，维持各地文化传统于不坠。尤其那些只在”科学和工艺上落后的民族”，大可不必妄自菲薄的改头换面，因为“世界博物馆馆长”正需要你们千奇百怪的老套、五花八门的造形！

　　我们试看这位“馆长”的意见，他说：

　　最近几年中，我们又从另外一方面，听到一种对于文化发展方向的敬告。这个警告，是来自正在发展的人性学（HumanEtbology）。这些学者，认为人类文化之生成和发展，全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幻想和不同的适应。如若每个人的幻想和适应全是一样的，那么美术就要毁灭，科学就要死亡，而人类就要和低级动物相去不远。所以一个科学的社会，一定要设法维持各种行为和反应中最高度的差异性（当然，也不可以达到一个接近混乱和不稳“的程度）。因为有了多原性（heterogeneity），才有进步可言。而单纯的同原性（homogeneity），对于人类的危险不亚于原子性的战争。而现代社会中文化同原化的倾向——世界性的广播和电视，一版印行几千万份的杂志和画报——其程度是异常可怕的。所以怎样抵制文化的同原化，怎样保存人类文化的差异，正是目前人类的一个生死关头的重要问题。有人主张尽量创设多数的文化焦点，尽量维持原有的许多文化传统；譬如对于若干老的大学，我们尽量保持它们的作风，以维持人类在观念和行动上的差异。（《文化的论辩》）

　　这真是比于不伦！徐先生好像不知道在一个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时，常会产生“适应不良”（maladjustment）的情形。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保持差异”，而是怎样解决“适应不良”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否应该为了“保持差异”而不去解决“适应不良”的问题呢？

　　徐道邻为传统派做嫁衣裳

　　徐先生的基本观念在“抵制文化的同原化”，认为同原化“对于人类的危险不亚于原子性的战争”。这种“远见”我不好说它是侈论，但至少是一种杞忧。尤其对所谓“科学和工艺上落后的民族”而言，更是不切实际的论调。如果一个民族只在“科学与工艺上落后”，如果真有只在“科学与工艺上落后的民族”，那么这民族唯一该做的事，乃是尽量“倾向”那些现代化强国的“文化焦点”，在富强竞争中不被远远甩在后面，这才是这民族“生死关头的重要问题”！

　　对一个穷光蛋来说，争气的办法是阔起来，跟那些大肚皮的富翁斗斗富。而不是只披一件“科学与工艺”的外衣，挤在金谷园里去点缀、去陪衬、去维持“高度的差异性”！

　　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文化传统”去点缀世界博物馆，这不是我们穷借大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第一流的现代化强国。徐先失援引几个洋学者来劝阻人们不要争奇斗富，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高论。所以对徐先生，我要指摘他，防止他用平和的词句所走私进来的毒害。

　　徐先生最不可饶恕的，是他在不知不觉间（我不敢说是有意的）为传统派做了嫁衣裳。

　　传统派的主力根本是一群毫无新头脑的土“学人”，他们根本不了解西方文化，更不了解西方现代的新学问。徐先生比起这些人士当然高明。但他那点高明，却又正巧用在为传统派张目的工作上。徐先生的战术是抬出西洋“许多有地位的人类学者”来做盾牌，以便在必要时可用“不敢当”来脱身。

　　在洋书后面做好防御工事后，他便开始用“近年来…‘西洋学者”的看法，向传统派助战。我们看他从旁而来的“仗义执中国的国有文化，在科学和工艺两方面，是远比西洋人落后的。所以它的被西洋人唾弃，本无足怪。幸亏近年来若干事实的发生，使人民明显的认出来，科学和工艺是一回事，文化又是一回事。

　　这是很暧昧的论调了！他又说：

　　中国过去曾经多次同化过征服它统治它的异族，也曾多次圆满的吸收了消化了外来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证明过它的雄厚的力量的。今天，在科学的发展到了不可一世的日子，科学的潮流席卷了全世界的时候，许多中国人还在那里欣赏他们国有的文化，不轻易的把科学和工艺，看成人类的一切，这一股子的傻劲，也许正是中国文化的力量之一种表现吧。（以上皆引自《转变中的文化观念》

　　徐先生似乎不知道过去的事永远过去了！过去中国之所以“曾经多次同化过征服它统治它的异族”．是因为那些异族的文化潜力较差。现在，我们所碰到的西方文化可不同了。

　　时移世变，古老而带静态的农业文化形态，根本不适应这一新的西方文化之冲击所引起的新变动。如果中国旧文化继续能有实效，何以中国会发生这样广泛而又基本的变乱？何以许多人还得靠美援过日子？

　　至于徐先生文中提到的“许多中国人”，当然不是泛泛之辈，他们在徐先生的标准中，乃是“有高度成就的思想家”：

　　在最近几年来，许多有高度成就的思想家，都是在对于中国国有文化的探讨，重新加以致力。他们之对于中国文化的宣扬，和四干年前东西文化论辩时期之国故论者的立场，大不相同。那时候的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对于西洋文化，多半还没有足够深刻的了解……而今日的情形，则和当时大不相同。今天讨论文化问题的先生们……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具有高度的认识。

　　他所用的“高度”和“成就”是些什么？以什么为指涉点（point of reference）？简直令人莫测高深！对学问思想的评价和说应酬话，总须有个分际吧！况且，在连用“高度”榆扬之后，他又提醒“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先生们”，还有一种“活的中国文化”也是可以宣扬的：

　　许多在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先生们．对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似乎还没有予以适当的注意和研究，那就是实际生活在每一个中国人里面的“活的中国文化”。

　　所谓“活的中国文化”，徐先生“特别举出三种现象”，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个现象”，此现象是：

　　中国有很多不读书不识字的人，在行为生活上，却能有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

　　而此“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贞节牌坊式的国粹居然也被他列入了，这真教人吃惊了：

　　至于目不识丁的匹妇弱女，以“节妇”或“烈女”，盖“牌坊”，作“列传”，名垂不朽者，更是西洋文化里从来没有的事情。（以上皆引自《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种最野蛮的民族也玩不出来的可耻把戏，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出于最片面的贞操观念的表现，居然还被徐先生列为“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中国人的耻辱。

　　东方人的耻辱”了！

　　徐道邻眼里的“花柳病”

　　徐先生既为传统派做嫁衣裳，看到抨击传统派的文字，自然不顺眼。于是他转过头来，决定打趣“李先生”一下，他说：

　　李先生说，想要占有一个美人，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句话不错。但是，如果她的“缺点”是一种花柳病，那我们却不必一定要非“占有”不可，因为那是我们可以“预防”的，何况她还“要求”我们预防呢。

　　看了这段话，我真要套徐先生的话而说他“弄拧”了我的意思了。在原文里，我是这样说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

　　我每用“缺点”两字，都加上括号，表示这词有点特殊意义，不可以乱肯定的。徐先生既同意我“这句话不错”，却又说“不必一定要非‘占有’不可”，态度上的模棱是很明显的。模棱的原因，是因为他痛感于这美人有“花柳病”。

　　我的答复是，即使这美人有“花柳病”，一齐“占有”又何妨？留得美人在，何愁病不除？何必因小失大呢？徐先生大概忘了我的本意了，我曾说：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

　　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千的。

　　同样的道理，我可以说，难道为了怕“花柳病”，就不同这美人“成其好事”了吗？这不太懦夫了吗？太不罗曼蒂克了吗？在美人面前，我们要有“卖油郎”的精神：只要“花魁女”能使咱们生气蓬勃，她有点“花柳病”，又算得了什么？

　　何况，这美人即使有“花柳病”，也不会…要求’我们预防”

　　的。徐先生这话表示他不懂女人心理。徐先生该再仔细看看那本库普林（AlexanderLvanovichKuprin）的“亚玛”（Yama），看看那位有了性病的女孩儿怎样对付她那心上的小冤家——

　　她绝不会“要求”的！咱们也无从‘预防”起。女人的“缺点”永远是神秘的，绝不是徐先生和我所能假定的。

　　还有，这美人如果真有“花柳病”，她一定偷偷请教西化派的医学博士，绝不会找传统派的中医，更不会找什么超越派的密医。我们江湖郎中的救美计划是休想染指的！

　　徐道邻的新保守主义

　　我们的大病在于不承认我们的弱点，我们的弱点在缺少生气蓬勃的酵素，就好像“卖油郎”缺少了“花魁女”。今天我们最该承认的，莫过于承认我们需要“花魁女”。肯定了这个大前提，其他一切都是余事！

　　面对这美人，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和毅力”，而不是“保守眼光”。徐先生在“论守旧和革新”中，曾告诉我们：

　　不拿保守眼光的巨盾来掩护自己、欺骗自己，就必须忍受承认弱，点的烦恼，和使出急起直追的力量。这种有碍于日常心理的安宁，和生活方式的安定，一般普通人哪里能拿出来这种勇气和毅力？

　　这是多么明智的论断！承认我们的“弱点”是需要”花魁女”。

　　也许会使黄帝子孙有点难为情，有点“烦恼”。可是除了“急起直追”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去寻找生气蓬勃的酵素？这美人和她的“缺点”来了，也许暂时“有碍于日常心理的安宁，和生活方式的安定”，可是又有什么两全的法子？美人还在金屋外面，我们有什么“预防”的办法？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是先“占有”她和她的“缺点”再说，我们还不配谈“预防”！还没有工夫谈“预防”！

　　不幸的是，“论守旧和革新”的作者本人，却和“一般普通人”一样的缺乏“这种勇气和毅力”。他本人的“保守眼光”为他自己做了“巨盾”，也为一切保守主义者做了“巨盾”。当然啦，以他的聪明和灵巧，他是不会不骑一骑墙的。所以他一行文，便露骑墙的痕迹。例如他会说：

　　根据我们对于过去历史的认识，再加上我们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行为学等等新的观点，对于想从中国一堆古书中研究出一种救世新药——不但要救中国人，并且要救全世界的人——的一种努力，我们至少认为还没有充分的事实的和理论的根据，使我们可以抱有过分乐观的信心。

　　但他同时也会说：

　　从社会学、人类学的立场看，我十分感觉着我们有把中国旧有的伦理思考从速的予以新颖化、予以通俗化的迫切需要。（以上皆引自《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是何等矛盾！

　　在另一方面，他会说：

　　中国的社会，一直是农村经济的形态。而中国的衣村经济，则因为受了地理的限制，一直是一个匮乏的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因之这个社会，也就很自然的接受了强调“知足、安分、克己”等等价值观念（亦即“礼”的精神）的儒家哲学。（《法律概念的形成》）

　　但他同时又在工业社会里宣传：

　　以生态学（ecology）的眼光来看，这一种处世哲学，不能说是完全要不得。中国在过去两千年中，度过了许多异族统治的灾难，接受了许多不同的外来的思想潮流，然而却始终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和谐的文化系统和统一民族，这一个传统的处世的哲学和精神，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其伟大和健壮。（《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又是何等矛盾！

　　根据我上面的指陈，可证明徐先生实在是一位”新”的保守主义者。他处处为传统派婉转陈辞，又怕别人“误会”他是传统派。所以一当我点出他的真面目的时候，他便赶忙来更正，用“拘泥于字面的解释”（literai interpretation，参看徐道邻《语意学概要》页三，一九五六友联版）来掩藏他的“原意”。这种骑墙的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对纯知识缺乏一点儿“心智真诚”。

　　徐先生的这类言论，何以弄得依违两可呢？这里含藏着一个有关治学及求真的重大问题。学问上的结论有时虽合真理，但不合一时一地若干势力人物的情感趋向。碰到这种情形、学人怎样办呢？这就是考验学人的学格高下的重要关头。

　　把”心智真诚”当做第一个考虑标准的学人，在这种关头，常常表现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伟大风范。然而，在此时此地，许多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则是“看风使舵”。因此，他们的言论，不是做权威的注脚，便是两边讨好。难怪在此时此地，真理竟像消失在浓雾中的太阳，简直看不清楚了！

　　胡秋原的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

　　给徐先生诊断完了，现在让我给胡先生看看病。

　　无论如何，胡先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

　　我说他很“辛苦”，因为他以抱病之身，不知善自珍摄，反倒跳起来，指摘医生有病，敦劝“李敖必须留心自己的身体”，因为“李敖君的病，可严重极了”！

　　站在百病丛生的立场，还这样向医生上条陈，不是太“辛苦”了吗？

　　研究这病人所以不肯宁静的原因，实在不是难事，看看他的心理状态就知道了：

　　胡先生今年五十三岁，比李敖“这位年青（该是“轻”）人”

　　的年纪正好多一了倍。胡先生说他对文化问题的“注意和研究”，“凡四十年”。换句话说，他从十三岁就开始准备“超越前进”了！因为胡先生骂我缺少“学问的良心”，所以我不敢怀疑他说谎，我只好说他“早熟”得可怕！

　　胡先生“超越前进”、“凡四十年”，他认为“人生之意义，即在创造文化”。按说他该“创造”了一点“新文化”给我们示范了，可是他却没有。他的著作，据他自己列表，有五十七种，（据（少作收残集）上卷。其中好像有一本《唯物史观艺术论》神州国光版的书名，被他有意“矮小化”了！）可谓著作等身。

　　但他在“新文化之创造”上，在明眼人看来，显然还陷在泥潭里，还在用传统派的花鼓，表演他的“击鼓骂曹”！这就是他“人生的意义”！

　　我说胡先生在“骂”，胡先生也许不服。因为胡先生曾“自信…‘不至于使用有辱学术二字，以及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

　　但在他的长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学术”与“君子标准的词令”，诸如：“丢脸”、“故做哀鸣”、“骷髅姿态”、“不堪承教”、“庸妄”、“痴狂”、“死心眼”、“私蔽”、“更冷血的自卑狂”、“寄生者”、“猪先生”、“文明戏”、“痴人”、“文化废人”、“败家子”、“黑人意象”、“荒谬”、“不像样”、“不中用”、“乌贼”、“东拉西扯”、“嘻笑怒骂”、“维辛斯基口气”、“大谩骂家”、“骂人病”、“真正不识字”、“将鸡毛当令箭”、“绝顶荒唐”、“不堪心理”、“信口开河”、“最低级”、“小军阀”、“势力主义”、“臭骂”……

　　“这些不清洁的字样”，就是劝人“切不可谩骂”的胡先生的“手枪走火”。如果这不辱“学术”二字，如果这就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那我李敖一定也可以装做学者和君子了！

　　（最妙的，胡先生说我写“病菌”两个字是“谩骂”，而他却用“毒菌”两个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君子标准”？）

　　现在一般浅人看文章，冥冥中总拿个什么“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来量，一发现文章中有点不合他的“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的语汇，他便立刻缩回他那满是“价值染色名词”

　　（value－tingedterms）的壳里，再也不能认真去了解那篇文章的意义了！这种“因词拒意”的自我防卫作用，除了护短以外，还会有什么好的收获？

　　有些所谓“学者”与“君子”，他们看准了这些浅人的口味，所以写起文章来，必不“轻薄”、必不“讽刺”、必“严正”必“学术化”、必“君子风度”……文章印出来，满纸“忧国忧民”、“义正词严”，于是顽夫廉焉，懦夫有立志焉，浅人乃谓之“学者…‘君子”焉！

　　其实这种文章，只是披着“学术”的外套，里面的芜杂与老调很少纯知识和新知识可言；至于用字之委琐，遗词之窝囊，施之于高等考试则可，施之于扫荡伪君子则万万不能！但在咱们“泛道德主义”的社会里，浅人们却说这种文章是“学术讨论”！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我写文章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和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性和君子级。

　　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们以为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词令”才是“君子”。从而尸居大专教席，把持君子标准，装模做样的教训年轻人，这种伪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固似非“学者”、“君子”，阁下亦不类“君子”、“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子神龛留块净上吧！

　　现在，在胡先生“教训”我的大文章里，我不但看到了大量的。‘不清洁的字样”，以及充满了老气横秋的“学术水准”。根据这水准，他在自吹自擂方面，用了“我敢说”一词两次，“颇自信”两次，“我自信”七次，以及倚老卖老的口吻（如“我素来知道”，“我不费力的”、“最精采的”）四十三次；在教训青年方面，胡先生用了“年轻”一词两次，“年青”（别字！）四次，“青年”四十六次。

　　这些洋洋大观的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部被埋藏在胡先生洋洋大观的冗长文章里。没练过气功的人们很难看得出来，他们只好抱着《文星》瞎捧说：“胡秋原真有学问呀！胡秋原真是长者呀！”

　　胡秋原的“自相矛盾”

　　现在让我们擦擦眼镜，看看这一位“长者”的“学问”。

　　他一开头就说：“我素来知道胡（适）先生的意见。”对他（胡秋原），我正好也要借用这句话。一个人的“意见”，在他同一篇文章里，起码该有“互为主观的可检证性”（intersubjectivetestability）。可是胡先生的长篇大论，却很少禁得住检证，因为它们矛盾百出！所以我只好把胡先生那些“意见”来碰碰1.〔矛〕“我从来……研究中西文化……即不愿涉及个人问题。”

　　〔盾〕“而前信终于涉及个人。”

　　2.〔矛〕“我前信说不愿参加讨论。”

　　〔盾〕“我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共同讨论。”

　　3.〔矛〕“辩论的规则…‘不妨引梁启超先生“所谓‘战时国际公法…’”，“我一定照以上的规矩参加辩论。”

　　〔盾〕“我愿意建议对梁启超先生所说第二条稍作保留。”

　　4.〔矛〕“居浩然李敖两位不甚相干之文和臭骂”，“不构成讨论对象。”

　　〔盾〕“我的朋友没有一人主张我对两位之文理论的。

　　我以为不然。”

　　5.〔矛〕“超越前进之意首先子孔子。”

　　〔盾〕“超越精神则可远追徐光启。”

　　6.〔矛〕“传统犹成名词。”

　　〔盾〕“这不是名词问题。”

　　7.〔矛〕“文人挟西儒自重。”

　　〔盾〕“‘超越前进’之义始倡子德国史家缺尔契。”，8.〔矛〕“传统派……的树”，“西化派”“美国树”“种树原理是一样的。”

　　〔盾〕“文化尚有不能完全与种树相比的种种条件问题。”

　　9.〔矛〕“成吉思汗之文化不高于同时东西各国。”

　　〔盾〕“文化即创造”，“不能否认成吉思汗集团之创适力高于并世各国之创造力。”

　　10.〔矛〕“中国国有文化不敌”“西方文化”。

　　〔盾〕“并非中国文化根本不行。”

　　11.〔矛〕“中国人有创遥文化之能力。”

　　〔盾〕“中国文化不但已落伍，且创造力已衰败。”

　　12.〔矛〕“文化之兴衰一方面是‘创造机能，之”“几种作用”。“一是因袭、模仿。”

　　〔盾〕“欲由模仿获得西方文化是不可能的。”

　　13.〔矛〕“西化根本不词。”

　　〔盾〕“在西化过程中。”

　　14.〔矛〕“我……研究中西文化”，“不言‘东’而言‘中’即求准确。”

　　〔盾〕“东方文化之光。”

　　15.〔矛〕“‘超越论’只是‘论’。”

　　〔盾〕“超越前进论是一人生观、文化观、历史观、中国观、世界观。”

　　16.〔矛〕“根本不承认‘西方文化’这一名词可以成立。

　　〔盾〕“西方文化也在新大陆重兴。”

　　17.〔矛〕“非不知陈序经的书——如若不知……即有粗率之嫌。”

　　〔盾〕“书名我已忘记。”

　　18.〔矛〕“（陈序经）他读书不多。”

　　〔盾〕“毕竟读了很多。”

　　19.〔矛〕“（陈序经）头脑不逻辑。”

　　〔盾〕“提出全盘西化的正面论据，则说得很清楚。”

　　20.〔矛〕“（陈序经）思考不罗（逻！）辑。”

　　〔盾〕“有条有理的文章。”

　　21.〔矛〕“现在我看见的，是两位广义西化派，一位中年，一位青年的文字。”

　　〔盾〕“我不能知道的，即李敖之文算不算西化派的意见。”

　　22.〔矛〕“全不‘沾板’。”

　　〔盾〕“李敖在此处触到问题核心。”

　　23.〔矛〕“极不含糊。”

　　〔盾〕“我猜想”，“听说”。

　　24.〔矛〕“我自信受过十分良好的基础科学教育。”

　　〔盾〕“不过高等数学仅入门即止。”

　　25.（矛〕“研究西洋学问”，“不可不由由教科书入门。”

　　〔盾〕“教科书我”“不大看的”。

　　26.〔矛〕“居浩然说的话全不足信。”

　　〔盾〕“我不独相信，而且参（！）居浩然这句话。”

　　27.〔矛〕“就他（居浩然）的大作，一段一段的进行质疑。”

　　〔盾〕“我对浩然不必作质疑状了。”

　　28.〔矛〕“（居浩然）无好朋友。”

　　〔盾〕“（胡秋原）谬附知己。”

　　29.〔矛〕“中国不良风气是不好读书。”

　　〔盾〕“好读书，也可以自误误国。”

　　30.〔矛〕“‘代表取例’法？”

　　〔盾〕…代表选取法（？）’”

　　31.〔矛〕“说到青年，我一定怀抱希望。”

　　〔盾〕“如全国青年皆为李敖，我承认中国无望。”

　　32.〔矛〕“知道他（李敖）热烈的赞颂胡（适）先生。”

　　〔盾〕“他（李敖）是在对胡（适）先生做一种文学上的‘冷嘲的热讽’（ironicsarcasm）。”

　　33.〔矛〕“我绝不为传统派辩护。”

　　〔盾〕“他（李敖）所骂的人，实无一人有罪。”

　　34.〔矛〕“其始动机，原甚纯正。”

　　〔盾〕“心中的未必可说是真纯的动机。”

　　35.〔矛〕“我下笔时……每一字是要在心秤上称一下。”

　　〔盾〕“不断的将我想出来的东西”“写下来”，“对也罢，不对也罢。”“这就是我的所谓文章和书了。”

　　36.〔矛〕“我无意参加目前论争。”

　　〔盾〕我‘引诱’两派进行理论辩论。”

　　37.〔矛〕“对于西洋文化、西洋哲学与社会科学（除民刑商法之外），我有相当了解，且颇有一得之见。”

　　〔盾〕“我实在‘空空如也’。”

　　以上三十六条特大号、大号的和小号的矛盾，都是胡先生一人在一篇文章中闹出来的笑话。这种人还要写诗自豪“脾脱挥群敌”，还要写文章教人“使概念清楚，思考罗（逻！）辑”，他真好意思！我只是顺手把他文章中卷在迷魂阵里的矛先生和盾先生碰碰面，它们自己会相打的，不必我打它们了！

　　胡秋原“对于事实之陈述

　　看完了胡先生的“矛”“盾”大战后，我们再看他“对于事实之陈述”。

　　我批评胡先生，说他根本是“‘传统派’中的一个流派”。

　　他不服气，写了六万字来洗刷。其实他洗刷得愈多，愈暴露他是传统派！

　　试看他的话。他先承认超越派有悠久的传统，“始终未尝中断”。只是因为“晦而不彰”了，所以他“才重新提出”。在超越的传统里面，他拉出了许多大“圣贤”，诸如孔子、孟子、苟子、王阳明等人，再把他们的话“抓入文中，表示阔气”。他也不看看那些话是否会跑会跳，就一律编做超越前进箴言录！

　　其实“见贤思齐”、“有为若是”、“青出于蓝”、“仆而复兴”等话何尝有超越前进的味道？这些话若搬到西化派口里，照样可以建构成道统，并且在意义上更接近，只是西化派不屑于劳动祖宗罢了！

　　胡先生明明是我所说的“门户之中的健将”，却一而再、再而三的骂门户、骂传统，千言万语，强贴不休，真使明眼人觉得好玩不过。看过“打黄盖”的人，会自然想到胡先生在做些什么。只是他没周瑜聪明，他不但达不到“顾曲周郎”的境界，反倒露出了弱点。下面就让我们看看他批评别人，露出的弱点：

　　①胡先生说：

　　我看青年的面子，以李敖自动提供的一个“西化青年的代表标本”，（《代表取例》法？）看他说些什么、想些什么、表现些什么。

　　我要澄清的是，我从没“自动提供”过什么“西化青年的代表标本”，我不能说这位民意代表（立委）在造谣，我只好说他“看青年的面子”而对我为“代表”；至于“标本”，我不敢当，我还没死，更不愿被老一辈放在玻璃匣中！

　　胡先生说他“细读”我的文章，可是我看他写出“‘代表取例’法？”和“‘代表选取法’（？）”来骂我“滥用英文名词”的时候，我真对胡先生的“认真”感到疑惑了！因为我从没用过“‘代表取例’法？”，也没用过“‘代表选取法’（？）”，我用的乃是代表取样法（representativesampling），而胡先生却乱改写我的原文，转而大骂：

　　“代表选取法”（？）是讲归纳逻辑之根据的，也不能这样译。

　　我没这样说，也没这样译；是胡先生这样说，而又骂“不能这样译”，这种糊里糊涂的打乱仗，真令士林齿冷！

　　胡先生说他“一生看的书大概外国书还比中国书多一点”，而他竟连洋书中起码一个sampling（取样，抽样）还茫无所知，甚至“强不知以为知”，错认颜标是鲁公！我劝胡先生赶紧去买本统计学入门，看看sampling在统计学中占什么地位，然后再看下列四本书：

　　（A）Hansen.Hurwitz and Madow：Sample Survey Methods and Theory.

　　（汉森，赫尔维茨，墨斗：样本调查之方法与理论）VolI.1953，N.Y.p．11－34．p.110－115.

　　（B）W.E.Dewing.Some Theory of Sampling.（戴明：抽样理论）1955，N.Y.P.76－99.

　　（C）W.G.Cochran：Sampling Techniques.（柯赫兰：抽样技术）1953．N.Y.p．11－17，p.31－35.

　　（D）G.W.Snedecor，W.G.Cochran：Statistical Methods.（斯内德克，柯赫兰：统计方法）1957，p．496－501.

　　看过了，再回头看看他骂李敖“之牵附会，乃至张冠李戴”的话，他就知道“这位年青（轻！）人”并非“西洋名词不理解”了。

　　②胡先生既说我“嘻笑怒骂不成文章”、又说我的一些话“无非是处”，同时还“谬附知己”的说他的（丁）竟“与李敖的‘固有文化如果真有真金一定不怕火炼’，说法一样。”大概这次又是：“看青年的面子”了。但胡先生不怕我的“古怪的”“文体”的“传染”吗？

　　胡先生说“老先生吴稚晖，青年李敖都主张全盘西化，而走到《何典》文体”。我要告诉胡先生，瞎猜“李敖之文可能是看见这部书而得灵感”，他错了。我不看“三流以下的著作”，当然他推荐的《嫖经》我也不看。他对《何典》、《嫖经》这两部书的兴趣好像特别大，在他那本《言论自由在中国历史上》（一九五八年《民主潮》社版）说过了，现在又挪到《文星》上来说，好像一下笔不把《嫖经》拐进来就不过瘾，这大概就是他的“灵感”的来源吧？

　　③胡先生说他对我的文章“做最善意的解释”，并且“绝不愿，亦不忍，以什么过分的现成名词加之，因为这很容易，而也是同样浅薄的”。但他做到了吗？没有！不但没有，他还送了我一顶“梅毒主义”的大帽子，和一个“苏茜黄世界”的“天堂”，我真不知道他从何说起！他用的字句是：

　　李敖之梅毒主义。

　　他（李敖）自称其天堂是“苏茜黄世界”。

　　凡是读过我的原文的人，都知道胡先生此处用了诬蔑的手法。

　　我什么时候冒出了“梅毒主义”？我什么时候“自称”过我的“天堂”？胡先生是怎么“细读”我的文章的？这种起码的“心智真诚”都没有的行为是什么“善意”？我宁愿我的原文被驳倒，也不愿我的原文证明胡先生是一位说谎者，因为那将使一些捧他的人儿失望，这又何苦来？至少在文化沙漠学格扫地的台湾，胡先生还可以拿三十年代文人的招牌叫叫座。至于他说“李敖说自古以来只有我‘叫座’”一节，他又没看清我的原文。不过这次不能怪他，他要挟“青年的面子”来衬他的面子，他既“犹见此才”，我只好“怜其年老”了！

　　④胡先生举出我用的feel一字来证明“那些英文多无必要”。这种武断，不但犯了举一概全的逻辑谬误，并且不了解feel一字的引申用法。在较新的字典The AmericanCollege Dictionary中，feel一字有十八个精炼的意义，咱们中文的词汇很难妥贴的这译。我所以写出feel，就是感于我译的“体感”二字还不足以表达我的feel。胡先生没弄明白，就先论断了，未免太粗心！我请胡先生参看特纳尔（Frederick J．Turn－er）的（The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史中的边境》19201st．ed.1940），在第三百四十五页中看看人家对这个字的运用，其缜密的程度岂是我们中文词汇所能表达的？岂是胡先生认为“无必要”的？我觉得胡先生自己用的The Fallacy fpartizanship、essential、priority等字才是真正的冗词才是元必要”的。

　　⑤胡先生又“以Ego－centric Predicament为例”，来以偏概全的证明我“全不了解”我所用的英文，他说我译为“自我中心的论断”不当，他的高论是：

　　按Predicament是拉丁文，与另一希腊字源之字Cat－egory是同义语，即范畴。但在此处，用为一种理论之困难局势之意。所以这两英字应译作“自我中心的难局”。

　　这真是学究的板眼了！Ego-centri Predicamen所表示的问题，在近代哲学上，溯源于代嘉德（R.Descartes旧译笛卡儿）

　　所提出的The Cogito Argument在MeditationⅡ里头，代嘉德建立“自我”的存在。他企图在任何思维活动中来确产“自我”

　　的存在；即令怀疑的思维活动也包含在内。在这一论证中，涵蕴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现代哲学里，为美国新实在论领导人物之一的柏瑞（R.B.Perry）所导出。胡先生缠了半天，其实与我对于E.P.的用法（usage）不相干。他主张译为“难局”，旨在炫耀他对这词儿的一知半解，与我的用法更不相干。这都可从我用“以自我中心论断”的上下文（context）上看出的。一个名词意义是什么，或多或少受到它出现的上下文的决定。没有任何一个名词在独立于任何上下文的情况下，可有任何意义。这是现代语意学的常识。

　　固然许许多多的名词有它们的历史根源可寻，但是没有任何人有理由非把任何语言词束缚在其历史的线索上不可。

　　日词沿用旧义并非不可，但是若因沿用日词旧义而妨碍到新观念的承载，我们大有自由日瓶装新酒。这种实例，在现代文学文献中，真是举不胜举。碰到这种情形，如果少见多怪的人，拿起日酒瓶一闻，发现有异味，转而骂人装错了酒，该多笑！他实在该骂他的鼻子！我在原文中用“以自我为中心论断”，只不过是说，传统派自以为中国文化乃世界最优美的，并且执著自己的一套价值判断来衡量异己，尤其是卫道之士在潜意识中大感威胁的西方文化。我称这是“以自我为中心论断”，有何不可？当然对一些患鼻炎的人说来，我只好任他们在旧义中去打滚了！

　　同样的理由，当我看到胡先生指摘我用“大言炎炎”一词批评他时，我真怀疑这种抱着成玄英之流的注疏的“学人”，是否能读得懂“齐物论”？他甚至连章太炎的新注都不知道，更别提用旧词来承载新观念了！

　　⑥关于Egoism，我译为“唯我论”，胡先生译为“利己论”。

　　这纯粹是翻译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这类名词还没有能够像数学物理等类科学名词一样的，由专家来一个名词厘定大会，将公定的结果，颁布一体通用。我和胡先生这两种译法，按说都是可通的，甚至可说各有短长。既然这样，胡先生凭什么强迫别人一定非用他的译法不可？何况他说他自己“亦不免”

　　“译错了”。他在说这话后不一会，就“译错了”一个名词给我们看：他把Burlesque译为“不勒斯克”，过了十五行，又忘了这译法了，又译为“布列斯克”。这就是骂我“滥用”的胡先生的作风！其实他这两次音译都不对，此字的发音当是（be:'〔对不起，不会打，用e代替〕lesk），胡先生所“滥用”的译名实在不敢恭维。这种滥译，在他的长文中到处流窜，其不准确则一。

　　不客气的说，胡先生在“音译法”（transliteration）上的表现实在太差劲，连“传统派”还不如，只好说是“士担”、“仙士”、“飞林”的“广东派”！

　　⑦胡先生说：

　　又如他说：“你们的思想都逃不掉后设历史学Metahistory的追踪。”按今日有实证派痛骂形而上学，却跟着希尔柏特之后高谈“数而上学”，或缺尔契之后高谈“逻辑后学”。如是英国柏林偶用Metahistory（可译史而上学，或史而后学）一词，其实此词与“历史哲学”、“形式的历史哲学”、“历史学论”、“历史逻辑”同义。如是偶尔有一二实证派受此暗示，想建设“历史后学”，却说不出所以然。可以说，至今为止，并无什么Metahistory；我并且相信，除了“实质的历史哲学”、“形式的历史哲学”、“史学方法论”外，永远不会有什么Metahistory。

　　这是何等奇论！胡秋原又叫胡石明；胡石明又叫胡秋原（按胡先生字石明）。名字不同，所指（what is designated）一也！因此，如果我们承认有胡秋原，就得承认有胡石明。若一方面承认有胡石明，但同时却坚持说：“永远不会有什么胡秋原！”这是何等滑稽的事！这又是何等天方夜谭式的“逻辑”！然而，胡先生却天才的“创造”了这种“逻辑”：他一方面说“其实（metahistory）此词与‘历史哲学’……同义。”同时又说：“永远不会有什么Metahistory。”只有胡秋原的天才加上胡石明的自信，才会“超越前进”出这种千古奇谈！以他这个样子的逻辑程度，怎样能够摸得着“希尔伯特”和“缺尔契”的影子！怎样配教训青年人“思考逻辑”！

　　同样的例子，如他承认pattern是思想模式，却不承认medes of thinking是。这又犯了胡秋原不认识胡石明的毛病了。我只好引胡石明的话说：“我能愤慨？能骂什么话吗？

　　不，我无可说了。”

　　⑧关于胡先生所谓的“历史教育问题”，他攻击我下面这段话：

　　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子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都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胡先生说：“我不知他在哪个学校学历史，这三句话至少五个错。”可是我找了半天，只找到他指出的三个“错”，另外“至少”

　　有两个“错”“是他的幻想”！

　　现在让我看看我“错”了没有？

　　第一、我说“日本没有孔子”，这话我真不知道“错”在哪里？日本若有孔子，孔德成那笔开支颇可观的公费早就不要我们小百姓负担了！胡先生不正面考证“孔子乘桴浮海扶桑论”，却跟我扯起日本“能造航空母舰”，我实在看不出“能造航空母舰”的日本就能造个孔子出来。所以胡先生虽然说了九行半毫不相干的话，却丝毫不能证明日本有孔子。

　　第二、我说“韩国很少国粹”，在逻辑上，并非即“韩国没有国粹”，只是相对于国粹满街的中国而言，“很少”而已。胡先生又把我意思曲解，又扯进朴正熙将军，我不知胡先生在搞什么？我是李敖，不是李秀英，朴将军不会接见我！

　　第三、胡先生问：“日本几时做过中国藩属的呢？”胡先生欲知答案，请想想自己教训别人的话：“——读书，读书，读书！”请读《汉书》地理志、《后汉书》东夷传、《论衡》增儒篇、《三国志》魏志、《梁书》东夷传、《晋书》武帝纪……再想想“汉委奴国王”印是谁送的？”“亲魂倭王”的拓本是怎么来的？胡先生既劝别人“不可不由教科书入门”，他自己为什么还在门外头？

　　胡先生该打开“遵照教育部修正课程标准”，适合“高级中学学生用”，孙正容编的《高中新本国史》，把里头“日本实为汉代的藩属国”十个字默写十遍，免得被人骂“东洋史的知识，不比高中学生高明”！

　　⑨胡先生真是他们黄肢土话中所谓的“缠经人”。他把他不知道的，“不管是否必要，是否用得上，意义如何”，全部“缠”

　　在一起，当做攻击别人的武器，没头没脑的乱打一番。例如他自己用了“矮小化”，却攻击我用“矮化”（dwarf）。他的解释是：“‘矮化’，乃在美俄二大‘巨人’出现后，形容欧洲自嘲之词。”这就是“缠经”的一例！其实此字早在十九世纪的穆勒（JohnStuartMill）就用过（见Utilitarianism，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Government页一七0）。我借他指出“矮化”人民的意思来指传统派“矮化”思想，深觉此字能用具体的写法道出抽象的意义。而胡先生读书不细心，最后又留下笑柄。他说：“这位年青（轻！）人读书是专弄玄虚而不求实际。”现在我有书为证，并且也领教了胡先生大言欺人的掼帽子战法，到底谁在“专弄玄虚”、谁在“不求实际”、谁在“信口开河”，如果胡先生真有“学问的良心”，他的“良心”会给他满意的答复！

　　⑩胡先生又批评我说：

　　前面被他认为有“病”的四十人，无论征引或论断，不是断章要义，即是之牵附会，乃至张冠李戴。例如以“四角之不料”与地圆说近似，根本不是毛子水先生说的。

　　胡先生举“一”例以及证“四十人”，不知道是哪国的证明方法？

　　就算此法可行，也必须这“一”例能证明出他骂对了才算数。

　　我在原文里特地注出毛子水此意出自《中国科学思想》一文，注出来源，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缠。胡先生既不肯翻书，我只好翻给他看：

　　我们细想“四角不揜”的话，便可知道我们古代的哲人把地圆看作当然的事情了。因此地圆，所以天园。若使地方，天便方了！这是这句话的解释。不然，我想古人绝不会用这样童稚的辩词来说明地的不方的。

　　毛子水想古人“绝不会”如何如何，胡先生也想毛子水“绝不会”如何如何，从而替毛子水辩解。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毛子水在说些什么？胡秋原替毛子水回护些什么？

　　以上对胡先生的批评，都证明了胡先生下笔千言，只能唬唬小百姓。稍有防疫本领的人，随手抓胡先生的“意见”，一抓就碎了，一点也经不住真知识的锤炼！我批评他天马行空、大言欺人，丝毫没有冤枉他，试看他的话：

　　学问之事，如谓有病，只有一种，即“强不知以为知”。

　　老子曰，“不知而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也。假使如此，假使我所指出的不误，李敖君的病可严重极了。

　　胡先生写这段话，绝没想到假使不如此，假使他所指出的误了，该怎办？此段引用《老子》的话，胡先生若能在道德经中找出来，我请客。《老子》书中只有：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此段标点我负完全责任，并准备任何人提出异议）。

　　此乃真正的“老子”！真正我们家老子的原装货！绝不是胡先生家里的冒牌老子！胡先生这样代老子乱“曰”，我还能说什么吗？我只好套他的话而说：

　　由此可见胡秋原之所谓老子，不是老子，只是他的幻想。这不是他的过错。这是我们国文教育的责任。

　　胡先生在天马起飞前被老子绊了一跤，很难为情，只好再大言一番以为烟幕。他的大言是“抖搂哲学”：

　　龚定庵也说过了：“九州生气恃风雪，万里齐啥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搂，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天公不会抖搂的，还是五万万人各自抖搂。超越前进之意，即是希望人人拌搂。

　　“人人抖搂”关乎胡先生的根本思想（超越前进），所以不能轻轻放过。胡先生所引龚定盒的诗不知“在哪一本书上抄来的”？因为龚某人压根儿就没“抖搂”过！在“定盫文集”，（涵芬楼影印同治刊本）的续集中，可以看到他的原句是“我劝天公重抖擞”（“已亥杂诗三百十五首”）。胡先生不知“搂”该是“擞”，也许把“擞”硬认成“搂”，且在文中连“搂”了四次，一方面可证其热情奔放，一方面可证手民无罪。所以，我只好把胡先生骂我的活替他重温一次：

　　这究竟是真正不识字，还是有意利用遮眼法或催眠术呢？

　　答案有两个，请胡先生自己去挑吧！他若不挑，我就要怀疑他是在哪个学校学“国文”的了！（至于他抄错论语泰伯篇，引错“塑泥歌”，用错“宁馨儿”，歌颂“倭寇”……这些“泡沫问题”我一概懒得答他了，让他陶醉去吧！”）

　　胡秋原“剪除枝叶”的成绩

　　┌────┐

　　│分数│

　　├────┤

　　││

　　└────┘

　　〔说明〕这块空白，我请胡先生的读者去评分。评分的标准是胡先生所引用的梁启超的“规则”：

　　希望集中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倘若因一问题引起别问题，宁可别为专篇，更端讨论。

　　从这条规则来看胡先生那种刺刺不休的冗长文字，看他该“剪除”的“枝叶”有多少？他说了多少“不相干”的话？引起了多少无谓的问题？他骂别人有“挥霍性”，而他自己，却正是一位暴珍文字的人儿！（文岭：不学无术还不是最糟糕，无术而又冒充有术攻击有术之士才最可气。）

　　希望胡秋原“毫无怨言”

　　胡先生望有“君子协定”，他的协定是：

　　每次的辩论，纵不能得最后的结论，但如作战一样。

　　应有每一战役之胜负。如何才算胜负呢？当一方面的论点，被对方指出自相矛盾，与事实冲突或不相干，而不能提出合理的辩护之时，便应当自认失败。

　　他说他一定照以上的规矩参加辩论。

　　如果我自己不检失态，因而遭受百倍报复，我将毫无怨言。

　　如果我一部或全部论，点被驳得辞穷理屈，我一定撤销一部和全部主张。

　　胡先生是“君子”，而现在，正是胡君子“应当自认失败”的时候！因为他的“论点”，已在前面被我分别指出何处不合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何处“自相矛盾”、何处“与事实冲突”、何处“不相干”！

　　为胡先生计，现在似乎是他“撤销”“全部主张”的日子。

　　因为他已说“传统派是注定没落的”，“胜利归西化派，任何人看得出来。”大势所趋，胡先生又何必挽狂澜呢？即使有“一百个青年不像李敖”，跟着他跳栏赛跑，又何补于超越前进的不能成立？胡先生十年前曾幻想用“新医”来代替西医中医；今天他又幻想用“新糖”来代替洋糖土糖。他的悲哀在根本不知道绝无第三条路好走；又根本不知道他是传统派中的一枝一叶。

　　他只会在潜意识上随风而去，去做那天马行空的好梦。但终其生，他将枯守在传统派的枝头，用迎风招展的姿态，去招展李敖大全集他那面“超越前进”的旗子！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记〕文中所引徐道邻先生的文字皆收入他的《论政治与学术》及《论社会与文化》两书（皆中央文物供应社版）。

　　　《文星》第五十四期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