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渚上(北京 市民)

　　围绕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的消息，国学话题引发了一场坊间热论，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国学之事关乎我们这个民族最敏感的文化心理神经。对于人民大学的计划，反对者有之，支持者也有之，这本是健康社会的常态。但是，看到上海学者王晓渔用充满戏谑的笔调，把倡导儒学的网上帖子斥为“一夜之间刷满电线杆的老军医”广告，旅美学者薛涌以西方文明的强势标准，指责振兴国学“体现了国学派对融入世界文化的不甘心”，笔者确实很有些诧异：我们的传统文化到底背负了多少原罪，值得某些人士如此地鄙夷不屑的字眼冷嘲热讽？作为学者，对于曾经哺育自己的文明如此亏待，本身可能就是不正常的。

　　文明新的跃升，孕育于其母体的再度振兴

　　这种不正常恰恰说明了国学的式微已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文化是灿烂的，也是脆弱的，它需要精心的照料和培育。中华文化虽是世界文明史上惟一不曾断代的瑰宝，然而从19世纪至今，它确实面临着多重的挑战，但致命的伤害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文明传承者的自暴自弃，自我沦丧。诚然，在今天看来，传统文化中有一部分内容难免不合于时，但这正是历史进步的一个本义，不能因为孩子长高了，就斥责父亲变矮了。历史的第二个本义在于：过去的并不都是落后的。事实反复证明：一种文明新的跃升，往往孕育于其母体的再度振兴。中国作为一个正在上升的东方大国，要找准自己的国际和历史定位，很难离开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再度发掘与发扬。

　　复兴国学，是对过去的还债，也是对未来的积财

　　中国是中华文化的主阵地，两岸三地在传承国学方面都有其优长和贡献，也呈竞争之势。在香港，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学的一部分血脉得以保存，一些文化伦理与现象仍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在全球华人社会可谓备受青睐，这与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是分不开的。随着黄霑先生的辞世，具有丰富国学韵味的“黄派词曲”也成绝唱。但是，香港毕竟弹丸之地，可以成为国学传播的一个桥头堡和中转站，但不可能成为中心地带。在台湾，随着当政者操弄的“去中国化”，国学之色正在消淡。文化是需要地域和人口和国际影响力作支撑的，相比而言，复兴国学的重任主要靠大陆，然而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文化一度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创伤，在中国再次上升的同时复兴国学，我们责无旁贷，这既是对过去的还债，也是对未来的积财。

　　国学研究缺乏一个平台和论坛

　　笔者在香港游学数载，对于本港高校开设以国学为主的通识教育很是欣赏，特别是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常邀全球华人的大方之家于此坐而论道，或激辩，或讲学，或切磋，论者相长，听者受益。其时，笔者初识了很多大陆的国学学者，当时就想：为什么自己在大陆时反倒没有听到如此精彩的演讲，可能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内地缺少类似于“中国文化中心”这样一个平台。于此，也希望人民大学的国学院能成为这样的平台和论坛。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王晓渔认为，20世纪20年代，北大和清华相继设立国学研究机构并取得成功，是因为当时条件下，“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大都受过完整的国学教育”，因此，今天的人民大学国学院受人力的影响，“将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笔者看来，这绝对不是一条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正因为国学基础的脆弱，所以更有必要去想方设法巩固它。如果今天出于对建设力量的不足而裹足不前，明天的任务将变得更加艰巨甚至不可能。

　　薛涌认为：“中国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会有生命力”，笔者同意这种判断。但是，什么是世界文化？难道世界文化就等同于欧美文化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世界文化应当是多种文化的集合体，因此，不能简单以欧美的一切作标准去衡量中国的一切，即使在技术上可以，甚至在制度上可以，但恰恰在文化层面上绝对不可以。世界文化最基本的立场应当是多元化，衡量一种文化是优是劣，要不要继续发展，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尺，这乃是文明社会的本义。在这里，容不得一个文明的强权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自我为蓝本，先行设定一个框架，对其他的文化方式指手画脚。如果好好研究一下费孝通先生关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观，可能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再者，即使是置身于西方文化的大家庭中，法国、俄罗斯、意大利这些文化重镇国家都在捍卫自己的特有文化，对此似乎也没听说过有多少国民强烈反对。但是，为什么到了中国，自己人做一点自己该做的事情却总是这么难？

　　我们不做，谁来做？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去做？

　　复兴国学，让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滋养中国，丰富世界，是我们这一代国民不容放弃的文明使命。套用连战先生在北大演讲时引述里根的名言：“假如我们不做，谁来做？假如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毕竟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去做，会比别人做得更好；现在做，会比以后再做，成效更好。